孔子之后“儒分为八”(韩非《显学》),到了孟子所处的战国中后期演变为两支:一支始于子夏,讲文献之学,数传而至荀子,成为汉代经学家尊信的儒家经传先师;一支始于曾参,究义理之学,二传而至孟子,成为宋代道学家崇敬的不祧之祖。这两派的分野即所谓“学统”、“道统”之别,或“汉学”、“宋学”之分。
唐宋以前,孟子思想未受到重视,孟子的地位一直不高。汉朝《汉书·艺文志》把《孟子》一书归入“子部”一类,与其他诸子一般,视为子书。
晋成康三年(337年),国子祭酒袁环与太常寺卿冯怀共同上书《请兴国学疏》,疏载《晋书》本传。疏中第一次将“孔孟”并称,言:“孔子恂恂,道化洙泗;孟轲皇皇,诲诱无倦。是以仁义之声于今犹存,礼让之风千载末泯。”他们的这一提法,得到了晋成帝的认可,但是未能实行。
进入唐朝,在高祖、太宗、高宗三朝尊儒气盛,增加儒者从祀孔庙,封“孔门十哲”和“七十子”爵位。由于孟子思想在社会上的影响日益扩大,许多士大夫纷纷上疏,要求将《孟子》列为太学里的一个学科。《新唐书·选举志》记载,唐宝应二年(763年)礼部侍郎杨绾上疏,请恢复举孝廉的旧制。考试内容根据所通之经,提议《论语》、《孝经》、《孟子》兼为一经。唐末皮日休上疏请立《孟子》为学科,列为国家科举考试内容。疏中说:“夫孟子之文,粲若经传。天惜其道,不烬于秦”。请求:“去庄列之书,以孟子为主。”但至终唐,《孟子》一书未能列为科举学科。
孟子地位的确立,始于中唐时期的大文豪韩愈。韩愈提出了“道统”说,认为孟子是直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的继承人。他说“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不仅把孟子媲美孔子,而且认为自孟子之后,道统的传承就中断了。其在《读荀》一文中说:“始吾读孟轲书,然后知孔子之道尊,圣人之道易行,上易王,霸易霸也。以为孔子之徒没,尊圣者,孟氏而已。”并认为:“故求观圣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他称赞孟子“功不在禹下”,把孟子列为先秦儒家中唯一继承孔子“道统”的人物,把孟子的名字上升到孔子之后,与“古圣先王”相提并论,并以尊“孔孟”取代了唐初的尊“孔颜”。
从此开始,出现了一个《孟子》的“升格运动”,孟子其人其书的地位逐渐上升。到五代十国的后蜀时期,后蜀主孟昶命人楷书十一经《易》、《书》、《诗》、《礼》、《周礼》、《仪记》、《公羊传》、《榖梁传》、《左传》、《论语》、《孟子》刻石,从此《孟子》一书上升为“经书”。
进入宋代,承袭唐代旧制,科举考试的明经取士仍取“九经”:《周礼》、《仪礼》、《礼记》、《左传》、《公羊传》、《榖梁传》、《周易》、《尚书》、《毛诗》。但宋真宗时期大儒孙奭曾受命校勘《孟子》,撰成《孟子音义》二卷。宋仁宗庆历年间,学坛出现了一股“尊孟”思潮,范仲淹、欧阳修等人积极推崇孟子。范仲淹发挥孟子“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思想,标举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旗帜,试图树立宋代新儒家的理想人格风范。做为经学家和教育家的孙复、石介师徒,提出圣贤相续的“道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扬雄、王通、韩愈。
北宋著名的改革家王安石一生服膺孟子,早年即立志直追孔孟,把孟子引为千古知已,以孟子做为自己人生的榜样。他以“孟、韩之心为心”,以重振儒学为己任,这也是当时许多儒家学者的人生追求。王安石撰《孟子解》十四卷,带领儒家把尊孟思潮推向高潮。其诗集中有《孟子》一首说:“沉魂浮魄不可招,遗编一读想风标。何妨举世嫌辽阔,故有斯人慰寂寥。”又《奉酬欧阳永叔见赠》云:“欲传道义心虽壮,强作文章力已穷。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王安石以孟子为圣人,言“孔孟如日月”。经他提议,宋神宗于熙宁四年(1071年)改革科举考试,“於是改法,罢诗赋、贴经、墨义。士各占治《易》、《诗》、《书》、《周礼》、《礼记》一经,兼《论语》、《孟子》。”《孟子》一书首次被列为学科,成为科举考试的内容。由于他的尊孟,还引起了当时政治上保守派“非孟”及以后儒者“尊孟”的争论。正是在这些争论中,使孟子学说越辩越明。
宋代文学家苏辙的一大历史贡献是对孟子养气说加以发挥,他说:“以为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孟子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今观其文章,宽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间,称其气之大小。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此二子者,岂尝执笔学为如上之文哉?其气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动乎其言,而见乎其文,而不自知也。”
对孟子立专庙祭祀、追封爵位是从宋代开始。宋仁宗景祐二年(1035年),兖州知府孔道辅(孔子第四十五代孙)出于对孟子的敬仰,四处察访,终在邹县东北四基山之阳找到孟子墓。立即组织修复孟子墓及修筑孟子庙。景祐四年(1037年),孟子庙修筑完成。孔道辅请泰山派学者孙复撰写《新建孟子庙记》刻石,以公孙丑、万章配享。孔道辅又在邹县西北二十里的凫村找到孟子四十五代后裔孟宁,经他向朝廷推荐授予孟宁迪功郎,担任邹县主簿,主管孟子庙的祭祀工作。从此,孟子的后裔得到了朝廷的认可。景祐五年(1038年),孔道辅在孔庙的西侧建立了五贤祠。把战国时期的孟子和荀子、汉朝的杨雄、隋朝的王通、唐朝的韩愈称为“五贤“,设像祭祀。孔道辅亲自撰写了《五贤堂记》,对孟子的功绩作了充分肯定。担任三年兖州知府后,孔道辅回京担任御史中丞,多次向朝廷推崇举荐孟子,直接导致宋神宗赵顼对孟子的赞赏和崇拜。
南宋理学家朱熹对孟子备加推崇,认为系孔子谪传,甚至公开声明:自孟子后,真孔学便失传了,认为孟子直承孔子的道统。他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合称为“四书”,其所作的《四书章句集注》为以后历代王朝钦定的必读经典。科举考试便以他的解释作为立论的根据。南宋光宗时期,将《孟子》列入经部,从而完成了“十三经”的规模建制,明代正式定名为《十三经》,《孟子》一书在中国典籍中的地位达到了高峰。
宋元丰六年(1083年)一月,神宗从吏部尚书曾孝宽所请,封孟子为“邹国公”,诏书中称:“自孔子殁,先王之道不明,发挥微言,以诏三圣,功归孟氏,万世所宗。”(www.xing528.com)
宋元丰七年(1084年),孟子被朝廷批准配享孔庙。
宋元佑元年(1086年),宋哲宗下诏,规定孟子塑像冠服规格:冕九旒,衣九章。
宋政和五年(1115年),追封孟子弟子乐正克为利国侯,配享孟子庙庭,同年追封孟子弟子公孙丑等十七人为伯爵,分别从祀孟子两庑。朝廷正式承认兖州邹县所建孟庙,诏以乐正子配享,公孙丑以下十七人从祀。
至宋室南渡,《孟子》升格过程进入尾声,尊孟思想取向已经被统治者全盘接受。宋宁宗嘉定五年(1212年),国子司业刘爚(yuè)奏准将朱熹的《孟子集注》作为科举考试的正式科目。目录学家陈振孙撰《直斋书录解题》,正式从目录学上把《孟子》一书从“子部”升格到“经部”。
至此,《孟子》升格过程完成,《孟子》一书成为儒家经典。
元延佑三年(1316年),追封孟子父为邾国公,母为邾国宣献夫人。
元至顺元年(1330年),元文宗加封孟子为邹国亚圣公。
至此,孟子其人正式成为儒家宗师。孟子思想由民间思想上升为国家政治思想。
唐宋年间的这场《孟子》升格运动不是偶然事件,是中国近古代思想文化大整合的一部分,之所以选择《孟子》作为儒学更新实践的重要内容,是因为孟子思想中有符合社会发展所需要的理论内容,符合当时思想家们普遍关注的时代课题,这个时代课题也包含抗衡传入我国的印度佛教。这些课题的思想特点概括为道统论、辟异端、谈心性、辩王霸诸方面。
《孟子》一书的升格是历史发展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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