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是一部孟子言论谈话集,散文体,成书年代大约在战国中期。司马迁认为是孟子自著,弟子万章、公孙丑等参与编写,唐代有学者认为是万章、公孙丑等人的追记。实际上后世关于作者的争论,是围绕撰者、编者、纂者、辑者之类展开的。
关于《孟子》一书的作者大致有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完全肯定是孟子手笔,但也承认掺杂有孟子门徒的笔墨,由孟子“删定”。代表人物有东汉赵岐、元人何异孙、元人金履祥、宋人朱熹、明人郝敬、清人阎若璩、清人魏源等。
第二种观点认为孟子去世后,由其弟子公孙丑、万章等以及他们的弟子辑成。代表人物有唐人韩愈、唐人张籍、唐人林慎思、宋人苏辙、宋人晁公武、清人崔述等人。理由是《孟子》诸篇,所见各国君主如梁惠王、梁襄王、齐宣王、邹穆公、滕文公、鲁平公等皆称谥号,谥号是国君去世后才由后人议定的。梁惠王、滕文公、鲁平公死于孟子之前,已有谥号;而梁襄王、齐宣王死于孟子之后,孟子未知其谥号,所以《孟子》定非孟子当时所作。另外,孟子弟子如乐正子、公都子、屋卢子皆以“子”称,不应是孟子对他们的称谓。所以认为《孟子》一书的编定者极可能是孟子的弟子。
第三种观点即司马迁的观点——师生合著,主要作者是孟子本人,有万章、公孙丑等弟子参与,现代学者一般赞同此观点。杨伯峻先生认为孟子那个年代老师称自己的学生为“子”是正常的,如《离娄上》孟子对乐正子说:“子亦来见我乎?”,而学生对老师称“先生”或“夫子”。至于诸侯的谥号,清人阎若璩解释说:“卒后,书为门人所叙定,故诸王侯皆加谥焉。”《公孙丑》篇对公孙丑未使用尊称,且记述内容量大详尽,或者是公孙丑之笔;同理,《万章》篇或是万章之笔。朱熹认为,类似《滕文公上》篇中“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的话,显然不是孟子自己所说,应该是弟子的话。而“轲也请无问其详”(《告子下》)这样的话,显然是孟子自己说的,而不是弟子的引用。而且七篇中没有孟子容貌言语动作的记述,这与完全由孔子弟子编撰的《论语》中,详细记述孔子容貌有明显的不同。所以《孟子》这部著作中定有孟子亲自执笔的部分。
《孟子》不仅是儒家的重要学术著作,也是我国古代极富特色的散文专集。文章气势充沛,感情洋溢,逻辑严密;既滔滔雄辩,又从容不迫。用形象化的事物与语言,说明了复杂的道理。对后世散文家韩愈、柳宗元、苏轼等影响很大。
汉代有郑玄、刘熙、赵岐等多人为《孟子》作注,自汉至唐共有十家为《孟子》作注,但九家皆亡,只有赵岐作的《孟子注》流传下来,使得后人有幸见到《孟子》的内容。赵岐《孟子注》中的《孟子章句》即是《十三经注疏》中的《孟子注疏》。赵岐为《孟子》作注并有幸流传,《孟子》一书才得以保存至今。
赵岐(108~201年),字邻卿,东汉末年京兆长陵(今陕西咸阳)人,建安六年(201年)去世,享年93岁。早年因得罪京兆尹唐珐,避祸出逃在外,后遇安丘孙宾石(孙嵩),幸得其保护才得以免灾。相传他的《孟子章句》就是在流亡期间完成的。东汉延熹九年(166年)拜并州刺史。光和七年(184年)拜议郎,又被车骑将军张温请为长史。大将军何进举荐赵岐为敦煌太守,途中遭劫持,后逃脱辗转返回长安。汉献帝迁都长安时,再拜赵岐为议郎,不久迁任太仆,前往荆州说服刘表帮助卫将军董承修理洛阳宫殿,于是留在荆州,朝廷就地拜赵岐为太常。赵岐一直很有政治抱负,在汉末动荡时期,他以“安上救民之策”,先后劝说袁绍、曹操、公孙瓒、董承、刘表“共奖王室”,以期能安定朝廷。赵氏家族有坚守气节的门风,赵岐从子赵戬和赵息都是气节凛然者。王允被董卓部将所杀时,“天子感恸,百姓丧气,莫敢收允尸者,唯故吏平陵令赵戬弃官营丧”(《后汉书》)。
旧本的赵岐所作《孟子注》分为《孟子题辞》、《孟子章句》、《孟子篇叙》三部分,其中《孟子章句》是主体部分,即今日所见的《孟子》七篇,篇目分别为《梁惠王》、《公孙丑》、《滕文公》、《离娄》、《万章》、《告子》、《尽心》。篇名取自每篇首章中的文字,无概括本篇内容之意,篇与篇之间无严密的逻辑关系,但篇中内容相对集中于某一个论题。赵岐把每篇各分上、下卷,七篇共分为14卷261章,共有34685字。各朝学者所录《孟子》七篇略有差异。
关于篇的顺序,赵岐在《孟子篇叙》中称:
孟子以为圣王之盛,惟有尧舜。尧舜之道,仁义为上,故以梁惠王问利国,对以仁义,为首篇也;(《梁惠王》)
仁义根心,然后可以大行其政,故次之以公孙丑问管、晏之政,答以曾西之所羞也;(《公孙丑》)(www.xing528.com)
政莫美于反古之道,滕文公乐反古,故次以文公为世子,始有从善思礼之心也;(《滕文公》)
奉礼之谓明,明莫甚于离娄,故次之以离娄之明也;(《离娄》)
明者当明其行,行莫大于孝,故次之以万章问舜往于田号泣也;(《万章》)
孝道之本,在于情性,故次以告子论情性也;(《告子》)
情性在内而主于心,故次之以尽心也。尽己之心,与天道通,道之极者也,是以终于《尽心》也。(《尽心》)
这是赵岐研读《孟子》一书的心得,作为排序七篇的理由。后人解说《孟子》大多遵守这个顺序。
《孟子》这部著作是如何躲过秦朝“焚书坑儒”这场劫难的,学者们有两点推测:一、因《孟子》属于诸子之流,不在经书之列而未列入必须销毁的目录;二、《汉书·河间献王传》记载《孟子》为献王所得,才在汉武帝时得以复出,说明《孟子》在秦始皇时期至西汉初期没有在社会上流传,似乎也受到了秦始皇“焚书”的影响。
河间王刘德(公元前171年~公元前130年),汉景帝刘启第二子,汉武帝刘彻异母兄,在汉景帝前元二年(公元前155年)四月,以皇子的身份受封为河间王(今河北省献县)。去世后汉武帝念其整理古籍文献方面的功劳,赐谥号为“献”,所以多称他为“河间献王”,当地人俗称为“献书王”。
河间王刘德喜好儒学。秦焚书坑儒后,典籍湮缺,“三代之书”燔炀殆尽。刘德“于灰尽之余纂亡散篇卷,仅而复存”,他不畏劳苦亲自遍访民间,重金收购民间善书,并命人重抄一份留与百姓。由此刘德贤名远播,众多知识分子和百姓都不远千里,携先祖旧书来献。故刘德得到众多遗失古籍,且渠道正统,价值较高。经他府中博士整理后献于中央政府,前后多达二千多卷。所以《诗经》、《左传》、《周官》、《礼记》、《孟子》等古籍才得以重现并流传。
《汉书·河间献王传》记载了西汉重现《孟子》一书过程:“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繇(由)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祖先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是时淮南王安亦好书,所招致率多浮辩。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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