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与孟氏文化-孟子和孟氏文化

迂（迂腐）远（空谈，大道理）而阔于事情（对解决具体的问题没有价值）。

这不是司马迁对孟子思想的评价，而是孟子时代的各诸侯对其学说的评价，也是后世一些人对于孟子思想的看法，即认为孟子的主张脱离社会实际。

历史进入春秋时期，对社会制度的变革要求突显出来，各诸侯之间的侵略吞并战争越来越剧烈，争创霸业，丧失道德，西周初期所建立的一系列制度遭到破坏，即所谓“礼崩乐坏”。汉代儒家学者董仲舒总结这段历史说：“夫德不足以亲近，而文不足以来远，而断之以战伐为之者，此固春秋之所甚疾已，皆非义也。”是说国与国之间没有信任，彼此不敢亲近来往，文化建设没有周朝初期那样的远道来归的国际关系，只用战争解决问题，所以有“春秋无义战”的说法。

进入战国时期后，各诸侯国争霸越来越激烈，各行各业都为战争服务，战争机器高速运转，即所谓铁血大争之世。周朝初期分封的一千三百多个诸侯国，此时已剩下约三十二个，有能力争天下的只剩下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称为“战国七雄”。

商鞅清醒睿智，敏锐地捕捉到了社会要求变革的积极思潮，提出了变法图存的主张，说服秦孝公决然抛弃旧的政治制度，在秦国实行全面深刻的变法。铁腕推行战时法制制度，重刑威摄，激赏奖励，革除烈乱痼疾。商鞅变法对秦国具有真正的再造意义，新法使秦国彻底放弃了奴隶制度，建立了新的生产关系，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使秦国百姓家给人足，臣民勇于公战而怯于私斗，国势蒸蒸日上。变法后历经秦孝公、秦惠文王、秦武王、秦昭襄王、秦孝文王、秦庄襄王、秦始皇帝，共七代国君一百多年坚定不移的执行以法治国的政策，生产力得到空前解放，顺利完成了从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的转变，国家财力积累和军队建设远远超过山东六国，最终战胜各国统一了天下。

在战国时期，驰骋天下得心应手的除了以商鞅为代表的法家外，还有以苏秦、张仪为代表的纵横家。他们研判天下大势，利用战争形势，往来穿梭于各诸侯国之间，为各国统治集团出谋划策，评点分析利害得失，以此来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

而孟子在二十多年的周游列国的政治活动中，所提出的政治主张基本上是一以贯之的“王道”思想，反对“霸道”，反复申论“仁政”的重要性、必要性和可行性。这些陈意甚高的政治理想，与战国时期统治阶级的大业目标根本无法取得一致。所以才被各国统治者认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司马迁说“持方枘而内圆凿，其能入乎？”就好比把一个方形的木棍插入圆形的孔中，能进去吗？(www.xing528.com)

但是，秦国几代政治家决绝地排斥儒家思想，严防儒家思想进入秦国，实际上付出了惨重代价。吕不韦相秦期间略有对百家兼收并蓄的思想倾向，就被秦王赢政放弃，被逼自裁。赢政成为始皇帝后，甚至采取“焚书坑儒”的异常举措来阻止传播儒家思想。这种拒绝儒家思想的政策，最终也摈弃了儒家思想治理社会、教化人心的优势，使得法家治理社会的巨大漏洞未能得到弥补，终至强大的秦帝国在秦始皇去逝后出现崩溃，顷刻间灰飞烟灭。

商鞅变法成功的根本原因，在于顺应了社会发展规律，废除了奴隶制度，解放了生产力。但商鞅制定的《秦法》体系有两大缺陷：一是庙堂顶端存在巨大黑洞，极易被帝王身旁的人利用，导致整个体系崩溃，这就是李斯、赵高等人迅速亡国的原因。另一个是商鞅《秦法》存在适用条件的限制，《秦法》是根据战国时期的国际形势和秦国的发展目标制定的，适用于社会变革时期，对生产力的发展有推动作用。当国家统一以后，应当迅速改变方针政策，把国家的发展方向转到生产建设上来，设法使社会安定下来，让百姓安居乐业，让国家休养生息。而这正是商鞅《秦法》的巨大缺陷。这就是贾谊在《过秦论》中所说的“仁义不施攻守之势相异也”。

汉朝君臣从一开始就认真研究了秦朝失败的教训，武帝朝君臣对秦朝国策研究更是深入到思想理论层面，他们认识到了在国家统一之后，进入和平建设年代，应当有一种信仰来教化人心，消弭大争，实现社会的和谐，而这正是儒家思想的本意。所以，汉武帝朝提出了一项延绵二千多年的基本国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结束了先秦以来“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的局面。纠其原因，就在于儒家思想能够教化人心，延缓革命。此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的道理。法家思想长于变革，儒家思想长于坚守。

在战国的时代背景下，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始终坚守道德底线，不唯利是图，对个人对国家大事都坚持自己认定的真理，为人伦正义奔走呼号而不做变通。司马迁认为，不是孟子不懂得怎么去迎合社会需要，为实现自身价值去为统治者摇旗呐喊，而是不肯放弃自己的价值观，不肯苟且现实追求功名富贵。

而二千多年来，儒家思想之所以一直受到统治阶级和社会的推崇，成为中国文化思想的主线，正是因为有像孟子那样的一代又一代的儒家志士仁人不苟且名利，对道德底线前赴后继的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