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史公曰：余读孟子书，至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曰：嗟乎，利诚乱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于庶人，好利之弊何以异哉！
孟轲，邹人也。受业子思之门人。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彊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
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孟子荀卿列传》是《史记》中孟子和荀卿的合传，又包含了战国时期阴阳、道、法、名、墨等各家的代表人物共十二人。孟子部分尽管只有137字，可这是中国文化思想史上第一个孟子传记。在司马迁那个年代，孟子的名气远不能与孔子相比，孔子是儒家宗主，所以享有《孔子世家》传记，而孟子只是诸子中的一家，所以只能与十一子共列一传。(www.xing528.com)
《孟子荀卿列传》简要概括了孟子的籍贯、师承、游历、著述等生平的各个方面，同时给予了孟子很高的评价，尊孟之意十分明显。清代学者恽敬说“太史公于孔子之后，推孟子一人而已”，清代史学家赵翼认为“尊孟子亦自史迁始”，清代学者赵恒也说司马迁“推尊孟子之意至矣”。
司马迁在开篇首先赞叹孟子的义利观。在《史记·魏世家》中，司马迁又载：孟轲曰：“君不可以言利若是。夫君欲利则大夫欲利，大夫欲利则庶人欲利，上下争利，国则危矣。为人君，仁义而已矣，何以利为！”，明确指出撰《孟子荀卿列传》的要旨就是“绝惠王利端”。由此可见司马迁认同孟子的义利观，肯定孟子之学的地位和价值，这对孟子思想的继承与传播发挥了积极作用。
《孟子荀卿列传》开孟荀并称之始，虽以孟荀标篇，但传中还有齐国稷下学宫邹忌、邹衍、邹爽、淳于髡、慎到、田骈、接子、环渊、公孙龙、剧子、李悝、尸子、长庐、吁子、墨翟诸人。其中对他人的落笔比孟子还多，但并不代表其不尊孟，后世学者多认为司马迁写邹衍、淳于髡等诸子正是为了反形衬托孟子，起到崇孟的深意。南怀瑾先生在《孟子旁通》中说：《孟子荀卿列传》附带战国一批有名诸子，并非太史公“漫不经心地随意而为，实在是有他聪明绝顶、度金针而不落言诠的妙用”，是以诸子反衬孟子。
荀卿是战国时期另一位儒家士子，但在“道”、“心性”、“思孟五行说”等内容上与孟子观点相左。他在《非十二子》中说孟子“材剧志大，闻见博杂，按往造旧说，谓之‘五行’，其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按饰其辞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拘犹瞀（mào）儒欢欢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并将孟子和墨翟、魏牟等人观点一道视为必须彻底消灭的十二种言论。战国时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思想学派之间的辩论研讨成为一种时尚，学派观点相左司空见惯，对孟子和荀子的矛盾，梁启超先生认为是“一物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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