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经济：促进防疫用生物制品发展政策

（一）制定税收优惠等政策

税收政策具有财政收入和宏观经济调控两个职能，税收的激励效果一般要优于财政补贴。税收刺激是通过差别优惠对市场前景化的企业进行有效激励，不容易造成企业对政府的依赖；财政补贴主要用于高技术企业研发方面。针对生物企业制定专门的优惠政策，有利于生物产业的快速发展。

第一，对生物企业生产的国家急需的防疫用生物制品实行“零税率”政策。零税率是我国1994年税制改革后制定的增值税税率，实行零税率对企业来讲是非常彻底的税收优惠政策。从促进我国生物产业的发展来讲，虽然不可能全部实行零税率政策，但对其中涉及的国家急需的防疫用生物制品可以实行零税率。

第二，对生物企业可实行增值税“即征即退”税收优惠政策。对生物企业增值税实际税负超过3%的部分实行“即征即退”政策。生物企业实行这个政策，虽然不如“防疫用生物制品生产企业”实行零税率那样优惠，但它更具有普遍意义，应用范围也更加广泛。

第三，对生物产业率先实行消费型增值税。发达国家普遍实行消费型增值税，国家增值税由生产型改为消费型，对生物企业有利，可抓紧在生物企业试点实行。此项改革财政预计要减收超过1200亿元，是我国历史上单项税制改革减税力度最大的一次。

第四，所得税优惠政策。由于我国对高新技术企业实施的税收优惠主要为所得税优惠，但所得税税率偏高，可以适当降低。个人所得税方面，缺少鼓励人力资本投资的税收优惠政策。对海外人才实行一定时期（如3～5年）一定程度的减免政策。生物企业和生物技术项目奖励和分配给员工的股份，凡是再投入到企业生产经营的，可考虑免征个人所得税。

第五，鼓励生物企业研发投入优惠政策。国家应该在财政拨款、投资补贴、加速折旧、减免税等方面加大对生物产业的支持力度。加强税收政策和投资政策的配合。可按投资额度的一定比例抵免企业应纳所得税，也可采取再投资退税。前者是抵免已经实现的利润，后者是抵免将要实现的利润，更能体现政府鼓励导向。尤其是政府鼓励的项目，建议可以按投资额的一定比例分别冲抵后三年或后五年将要实现的利润。

第六，生物企业进口用于生物研究的试剂，应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加大对农民提供良种的补贴。

第七，整合政府资源，加大资助力度。对于产业化过程中初置成本较高、暂时难以完全从市场获取合理回报的生物产品（如完全可降解生物材料、生物能源等）予以一定补贴。

（二）优化组织管理体系，加强组织领导和统一规划，促进生物产业健康、协调、快速发展

加强领导和组织协调。生物产业发展涉及医药、能源、农业、工业、环保、服务等领域的主管部门，也涉及财政、税收、科技、商务等相关部门，为加强领导，改变目前有限的资金和资源被分割、分散的现象，建议成立国务院生物产业主管部门，统筹协调生物产业发展。我国发展生物科技及产业面临极其难得而又稍纵即逝的机遇，必须采取像当年抓“两弹一星”那样的专门措施，协调和管理我国生物产业在产学研各方面的力量。政府用设计良好的政策支持当前的生物经济发展，用灵活的政策来预见和有效应对不可预知的危机。生物经济的政策选择问题十分重要。当前，既要充分发挥市场优化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又要充分发挥政府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推动作用。在政策法规、体制机制等方面营造有利于产业发展的良好环境。根据我国生物产业目前比较散、小、弱等现状，应当充分运用政府和市场两种资源配置的调节手段，盘活我国技术、设备与设施、人才等方面的存量，使各方面的优势系统有效集成。国家有关部门应对全国生物产业发展进行总体规划和协调指导，从而做到整体协调，避免多头指挥和政出多门，实现决策、协调和实施系统的统一、简便和高效。

创造良好市场秩序、规范价值规则，避免投资浪费和一哄而上的盲目建设。规范市场秩序和投资行为，指导企业健康有序地发展。生物产业发展规划和传统产业发展规划相结合，注意不同地区发展高科技产业的局限性。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地区间的差异非常大。在选择战略性新兴产业、制定产业发展政策时，要充分了解不同产业发展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趋利避害。各地要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适合发展的产业，如果选择太多，就可能没有重点。生物产业如同其他产业一样，具有区域和社会根植性。政府政策的制定应该兼顾各方利益，从而能最大限度减少因为地位不对等而产生的显性和隐性冲突，实现社会总体福利的最佳化。

加强对生物科技园区建设统一协调管理，建立监测和考核部门，制定监管办法，国家要尽快出台《关于国家生物产业基地管理的指导意见》。目前，有些地方不适合发展生物产业的条件，主要靠提供土地和优惠政策来吸引企业进园区而形成企业的空间聚集，但企业之间在业务上关联并不多，这个问题在发达国家也存在，如意大利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一些地方政府不顾条件发展高科技园区。政府虽投入巨资，制定优惠政策，但至今也没产生多大作用，而意大利一些传统产业内生型形成的产业集群至今经营得很好。又比如日本政府为了发展高科技企业，发布了《高技术开发园区法》，希望高新技术与雄厚资金流入，整备地方产业基础，形成巨大的高新技术产业。但由于技术过高，与当地原有产业“级差”太大，因而难以带动周围地区“委托加工业”发展，难以带动传统产业振兴，从而使区域内产业经济变得困难。因此，如何使高技术产业融入地方传统产业并促进其更新、升级换代是非常重要的课题。由于高技术产业带来自动化，真正通过就业活化经济效果不明显，特别是大量农田土地被大量剥夺，使农林业产生退化和空洞化。尤其是政府对科技园区的投入，增加了地方财政负担，政府不能无限制的发债券，如无国家补贴将出现财政赤字等问题，日本政府对此制定了相关政策加以调整和避免。

从经验来看，医药园区从开发建设到形成规模大约要5～10年时间，要耗费大量财力，中国现在“药谷”数量呈现过多过滥的趋势。为保证质量，医药园区不能太多。

建立生物产业服务保障体系，促进生物经济协调发展。我国至今仍没有健全完善的生物产业发展服务体系，应下大力气建立健全生物产业的中介服务机构。生物产业的中介机构包括行业协会、政府中介、民营中介等官方机构及民间营利性和非营利性组织，为生物技术企业提供从研究开发、技术信息、技术联系、成果转化、专利申请到风险投资、管理经营、税收优待、商业化和市场开拓甚至出口援助等涵盖整个产业发展链条的无偿服务和合同性服务。另外，政府还可出资或授权给中介公司建立公共经济技术信息库，免费向企业提供服务。信息库的日常运行可由中介公司来管理。(www.xing528.com)

（三）优化管理基础，加强统计工作

统计工作是经济工作的眼睛，是国家宏观管理的基础。做好统计工作，才能加强对生物产业发展形势和重大问题的预测、分析和决策。我国要尽快建立健全全国生物产业统计指标体系，这是生物产业发展中最重要的基础工作。国家统计局应该担负起这个责任，由国家统计局公布生物产业数据，改变目前由各个部门分别以报告的方式公布数据的模式。生物产业行业众多，特别是无数的小企业，要想做到不漏统和不重复统计，必须建立自己的统计标准体系。国际上也是如此，如美国医药管理部门，每年批准的药物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已经上市的药物应用于新的适应症，有的是不同公司生产的相同产品。许多相同药物重复计算，造成统计上的混淆，使人误以为已批准上市的生物技术药物有几百种，造成人们想象的生物技术药物数量远远高于实际的数量。

我国有专家提出可扩大生物产业的范围，但无论怎样界定生物产业范围，对现代生物技术产品和传统生物技术产品一定要分开统计，不能混淆。否则会对各级政府的决策、政策制定造成不准确或者错误的引导。

（四）优化国民教育，举国各界同心合力，积极营造生物经济发展的良好社会环境

首先，建立与生物经济相协调的社会架构。作为一种经济形态，而不只是限于对技术经济范畴的讨论，仅对生物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是不够的。除了认识生物产业的构建以外，重要的是要有一个与生物经济相协调的社会架构。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形态，要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同时生物经济与其他经济形态一样也表现出不同的人与人关系的特征。生物经济发展主要的挑战不仅存在于技术层面，而且更多的是存在于制度层面。无论是市场制度和非市场制度，都将受到全方位挑战。中国的市场制度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很大缺陷，但生物经济带来的非市场制度层面的挑战更为关键。现代生物技术的应用，深刻地改变着现实的社会关系，冲击着现实社会关系背后的一系列深层的思想、理念和社会伦理道德及婚姻、家庭、亲属、继承等民事法律关系。因此对形成的新的社会关系进行法律调整十分重要，这关乎生物经济健康发展。比如人类胚胎移植会使传统家庭成员间基于血缘关系的基础和道德根基从根本上产生动摇，有的孩子可以有遗传父母、孕育父母、养育父母。克隆人因为是无性繁殖，不仅会破坏组成人类的每一位个体的唯一性，甚至会改变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家庭模式。法律应当在生物技术的发展、应用及其与传统观念的冲突之间寻找一种平衡，对于有利于人类生存、发展、和平与文明的新技术的应用抱以积极开放支持的态度，冲破传统的伦理观念与法律观念的束缚，特别是在法律理论上进行观念更新，同时又要防止滥用新技术破坏人类的和平与文明。

其次，培育和扩大生物产品市场需求。通过逐步扩大医疗保险和计划免疫等覆盖范围、规范药品政府采购方式，积极拓展生物医药应用范围。加大对农民提供良种补贴、技术培训的支持力度，以及加大对生物能源发展的扶持等措施，积极扩大生物产品的市场需求；建立财政性资金优先采购自主创新生物产品制度；加大政府采购对国内生物企业的支持力度，完善生物技术产品市场准入政策，逐步推进药品的委托生产，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生物药品上市后，按国家有关规定纳入国家医保药物目录。

再次，优化国民教育，营造良好市场环境。专家认为，部分公众对转基因食品、转基因生物安全等知识缺乏了解，应加强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的普及教育，正确引导消费。希望媒体发挥科学知识的传播者和联系科学与大众的独特作用，引导公众对发展生物技术、增强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热情和信心。实现政府鼓励、企业崇尚、社会保护的发展创新氛围。生物技术创新及其产业的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教育、法律、文化等政策与之配套，需要企业、政府及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经济建设的辉煌成绩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使人们的生活态度、价值标准、发展理念、思想观念等发生了很大变化，对新生事物的接受程度也愈来愈快、愈来愈理性、愈来愈宽容，从而促进了很多新兴产业的发展。专家袁隆平在一个报告会上说：“为消除大众对转基因抗虫水稻的安全顾虑问题，我愿意第一个吃。”2010年的两会上，“转基因主粮”成为仅次于房价的争论焦点。针对2009年年底农业部首次颁发了两种水稻等安全证书，4位全国政协委员认为无法界定转基因作物的安全风险，应该暂缓转基因水稻商品化生产。农业部从事转基因工作的专家表示转基因水稻不存在风险。

党中央、国务院从战略高度重视，为生物技术及其产业发展规划了宏伟蓝图，国家各有关部门加大支持力度。各级地方政府在推动生物技术及其产业发展方面作出了积极的努力。我国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既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又能较好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2007年我国整个生物产业达到了盈亏平衡。2008年正好要趁势向上发展，却遭遇了金融危机，对整个产业发展产生一定影响。近些年随着国内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生物产业的发展速度进一步加快。

面对国际金融危机，我们不能只是对原有经济结构的简单恢复，更重要的是依靠新的科技革命，对新的经济结构重新构建。纵观各国应对金融危机的对策，许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都不约而同地加速生物产业的发展，这表明生物经济极有可能引领世界经济走出金融危机阴霾。

2020年是全球经济最困难的一年，也是中国经济最为困难的一年，同时也是中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最需要生物经济发挥作用的一年。面对百年不遇的国际经济危机，我国政府由于措施及时正确，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01.6万亿元，增长3.0%，财政收入18.3万亿，增长-3.9%。改革开放40年来，经济年均增长近9.3%，经济总量发生了飞跃性的变化。我国2020年国家负债率在67%左右，而美国国家负债率高达122.8%以上。我国有较强的财政调节能力。据央行统计，2021年5月我国外汇储备达3.2万亿美元。这些都为我国发展生物经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2021年的经济是极为复杂的一年。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新冠疫情引发的全球经济风暴给中国经济发展创造了机遇：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得以提高；危机造就人民币国际化机遇；“倒逼”机制推动中国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经济危机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在这个特殊时期，中国将坚定信心，力排障碍，化“危”为“机”。

2021年国家将要启动“十四五”科技战略规划研究，生物技术和产业化将是“十四五”布局的重点。21世纪将是生物科学的世纪。生物技术已成为自然科学研究的重点、国际科技竞争的焦点、国家经济发展的增长点、国家安全的关键点，生物技术为全球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源泉。“十四五”时期应该是经济增长方式初步转变的实现期、和谐社会建立的关键期、体制机制改革的攻坚期，是我国工业化中期阶段向后期发展的过渡期，国家要求将生物产业培育成为高技术产业的支柱产业和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发展中要以体制创新和技术创新为动力，以产业化、规模化、市场化为重点，以自主创新、国际合作、重点突破、聚集发展、市场导向、政府推动为原则，以实现关键技术和重要产品的研制并尽快产业化为突破口，坚持科学发展观，重点发展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有重要影响的领域。要以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紧迫需要和世界生物产业发展的趋势为基础，实现生物经济又好又快的跨越式发展。

当今世界范围内，一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所推动的新的科技革命必将推动第四次产业革命，这场新的科技革命将在农业、医药、工业、环境、能源、国家安全等方面，对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乃至伦理道德等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必将引起全球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和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

总结历史，每一次大国或强国的崛起都是以新兴主导产业的跨越发展为前提和依托，新产业革命成为发展中国家后来居上的契机。钢铁、纺织等产业的跨越式发展使英国率先进入工业化时代；电气、化工等产业的跨越发展使德国成为欧洲第一强国；汽车、半导体器件等产业使日本实现了对西方发达国家的赶超；中国生物经济战略目标是成为世界生物产业大国，主要经济指标名列世界前三位，部分领域居于国际领先地位，中国生物技术强国的战略目标逐步实现。生物产业是支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性产业，它将开创中华民族继农业文明领先后生物经济时代新的辉煌。中国生物技术及其产业在国际上具有比较优势和国际分工地位，技术上差距最小，但产业化差距稍大。因此，中国经济社会需要更多站在科学、技术及产业化交叉路口的人。我们生活在科技创造未来、创新引领发展的时代，需要更多的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思维科学家和学者及各种专业人士为中国生物经济发展作出创造性的积极贡献。詹姆斯·瓦特就是这样的人——一个站在基础科学和技术进步十字路口的人，他发现了早期蒸汽机的缺陷并提出了解决办法。中国需要众多捕获生物技术产业化能量的人和为生物经济发展奠基开路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