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生物技术产业集群实践

明确生物技术产业集群的基础条件后，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世界各国在生物技术产业集群发展方面的经验，从而得到有益的启示。在这里，我们主要以美国的情况为例。

美国的生物技术集群主要集中在旧金山、波士顿、马里兰、圣迭戈、西雅图和北卡罗来纳。西雅图集群是后起之秀，1990年以来，新建公司数量迅速增长，在公司数量方面一直在美国前5个生物技术中心之列。波士顿集群是美国知名和成熟的集群之一，仅次于旧金山的基因谷生物技术集群，它具有成熟、成功集群的一切关键要素。

上述两个集群都是在优秀研究中心周围形成的。西雅图有华盛顿大学、华盛顿州立大学和哈钦森癌症研究中心，波士顿有麻省理工学院、怀特希德生物医学研究所、哈佛大学、波士顿大学。世界级的研究人员成为其他科学家和相关创业活动的榜样。一个突出的例子是胡德，因为有机会专建一个新的生物信息学与基因组学研究中心，他被吸引到西雅图。在麻省理工学院，兰格教授在创建一代成功的生物技术公司中的作用，对波士顿已经强大的创业气候产生了巨大的正面作用，并使麻省理工学院更加荣耀。

美国风险资本业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它为美国生物技术产业的成功作出了重大贡献。而所谓的“敢干”精神对美国经济的成功作出了很大贡献。这种精神对集群多方面的成功是个关键。在美国，创业者们一般利用失败作为从错误中接受教训的手段。麻省理工学院创业家中心向该院工程师灌输创业精神。该院的“5万美元创业竞争”资助学生中的创业者，他们报送现实的而不是幻想的新风险企业商业计划，这些计划表现出很大的商业潜力。这项计划支持成立的公司超过了35个，总价值超过5亿美元。

国家的资金支持对美国生物技术集群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而美国的大学及其他公共资助的研究机构充分利用了美国对基础研究的资助。在西雅图和波士顿，技术转移工作有效地进行，而且确实成功。尤其是研究人员根据安排获准一年内有多日从事咨询和商业活动，从而对保持与外界接触起到了促进作用。

美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支持同样起到了重要作用。在人员、系、技术转移办公室和大学之间分配知识财产所有权、收入和股份是值得赞许的。联邦政府对生物技术产业的支持一般集中在基础研究资助和适当培训的劳动力提供方面。

另外，在美国各州有各自支持生物技术产业增长和发展的经济发展举措。这些举措包括税收刺激以及影响集群发展的专项计划和举措。

总体来看，以美国为代表的生物技术产业集群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如下典型经验。

第一，世界一流的研究机构是前提。(www.xing528.com)

第二，风险投资网络是关键。

第三，新创企业是首要。专家型的生物技术企业往往代表研究成功的新方向，不断为产业集群注入新的活力。与大医药企业相比，新创生物技术企业在创造性、敏捷性和成长性方面具有突出的优势，与研究机构风格相近、趣味相投。生物医药商业化产品的最新发现，主要依赖于创造力、集中力和知识更新速度。相比之下，规模对创新能起的作用相对有限，规模是创造力起作用的结果，而不是创造力起作用的原因。

第四，龙头企业是支柱。在当前美国主要的生物技术产业集群中，都至少有一个商业化相当成功的龙头企业。硅谷有基因泰克和奇龙。圣地亚哥的龙头企业是IDEC医药，其与基因泰克公司合作创造了世界上第一个单克隆抗体药物Rituxan。在把著名研究机构周围的一群新创企业转变成为一个真正的地区性生物技术产业集群方面，一个龙头企业起着关键的带头作用。

第五，巨额的联邦基础研究资助。美国NIH拥有的庞大联邦研究网络，支持从衰老到心脏疾病、癌症和精神疾病等各个方面的研究，保证生物技术领域研究的开放性和多样性。NIH的经费同时资助多个研究项目，通过竞争性研究津贴的形式分发到主要大学的科学家手中。NIH的这些资金，通过学术研究机构的渠道，使新化合物、试验性药品和研发工具源源不断地被开发出来，并授权给全国生物科技公司使用。这是生物科技集群存在于著名大学周围的原因。

第六，及时规范的立法。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就通过了“贝赫-多尔法案”，允许研究机构将用联邦资助基金开发的产品或技术申请专利并享有收益，这对美国生物技术产业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积极影响。这个法案的核心就是将联邦资金资助的研究成果归属权，从原来出资的联邦政府机构转移到包括公立和私立大学在内的研究机构手上。原因是生物技术商业化几乎不可能离开最了解相应技术的高技术企业家。“贝赫-多尔法案”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高技术企业家和知识产权分离的局面，大大增加了研究机构在形成知识产权、推动技术转移和商业化方面的积极性。在风险投资的帮助下，从非营利性研究机构中出来的高科技创业者将各种技术直接推向市场，研究机构直接站在产业竞争的前沿地带，产学研之间从此水乳交融。

第七，实力超群的资本市场。金融服务业是美国在世界上最具竞争优势的产业。资本市场是风险投资的主要退出渠道，对需要连续亏损多年并持续不断融资的生物技术企业发展至关重要。与欧洲的金融市场相比，美国金融市场更方便企业上市，规模更庞大，成交量更大，流动性更强，更加敏捷和能够容忍风险，资本形成非常快。美国金融市场完全暴露风险但没有太多限制，上市申请只要求企业在说明书中列出所有可能的风险。美国和欧洲前10名的生物科技企业的市值差别很大。美国有很多市值过10亿美元的生物技术上市公司可供投资者选择，而欧洲仅几家。从实际情况看，美国金融市场有力地促进了新企业家融通资本，形成一系列的新产业，如从芯片到宽带通信，再到现在的生物技术产业。

第八，“竞、合”充分的产业氛围。近年来，迫于竞争压力，大多数生物技术新创企业放弃了平台技术的开发，剥离非核心资产和业务，集中转向新药物的开发，并力求在短期内能够实现新药销售。同样，大型传统医药企业由于原有的处方药专利到期，自有的生物和基因新品开发受挫，急于寻找新产品充实其市场渠道。因此，制药企业与生物技术公司纷纷形成战略联盟。目前的趋势是由生物高新技术公司作前期的研发，当产品具有一定的发展前景时，大制药公司介入。这推动形成了生物技术产业中大企业和小企业间一种优势互补的双赢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