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哈贝马斯的理论,公共领域由以下三个要素构成:一是超脱于个人或集团私利之上的自愿组成的一定规模的“公众”;二是具有批判意识,以对国家权力进行批评与监督、控制为主要特征与目标的“公共意见”或“公众舆论”;三是公众赖以表达、传播自己意见的媒介和场所。[1]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有了多次转型,从封建时期的贵族代表制公共领域,转型到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并随着广告、公共关系的兴起,公共领域存在重新封建化的趋势。
在哈贝马斯看来:“在一个理想的公共领域中,公民们可以就关心的问题进行讨论,并达成一个有益于大家的共识。”[2]新闻媒体作为一个信息平台,是各种力量博弈的重要场所,“各种社会力量要竞争,最好的方式是围绕媒介、借助媒介展开能见度高的竞争,展开正面形象的竞争[3]。”传统媒体时代,民众期望各种新闻媒介能承担社会公器的角色,发挥其公共传播的功能。
在社交媒体时代,随着媒介技术的不断发展和网络媒体的兴起、不断壮大,每个人都拥有很多个发声的渠道,可以自由地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时的公共领域显然跟之前的大不相同。这个时期的公共领域,虽不同于城邦制,但也有相似之处,每个人都可以就各种公共事务发表自己的看法,有点类似于城邦制下的参政议政。当然,城邦制下的公民并不是国家的所有人,成为公民是需要一定的条件的,而在新的媒介环境下,成为网民并没有人身限制,几乎人人都可以。只要一部智能手机就可以接入到网络中,不需要费太大的劲,就能够注册账号,拥有这样或那样的一些自媒体,开启各种发声的渠道。不过,有人还是会提出异议,他们认为存在技术的门槛,并不是谁都可以参与的。的确,上网需要网民具备一定的文化水平和技术能力,有些年纪比较大的老年人就不太会用智能手机。因此,数字鸿沟还是存在的。在这个新的媒介环境下,有一部分人是被排除在外的,或者说有一部分人并不能够在这场巨大的数字革命以及未来的智能革命中,获得多少的收益,相比于另外一群人,他们被远远地抛在后面。这个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对的,网络世界面向全民开放,谁都可以参与其中,但从实际来看,还是有一部分人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不过与过去任何一种公共领域相比,这个时代的公共领域是更接近全民的。从新闻形态角度来看,公共领域也可以说与部落社会有些接近。
不过,在肯定技术变革带来的巨大好处之外,也需要看到,这个社会并不是只有一个部落的社会,而是存在着许许多多的部落,是碎片化的社会。在传统媒体时代,一个国家和社会的信息传播几乎是统一的,个体是大众的一员,接触的媒介作品和新闻内容与其他人接触的相差不大,但是在这个新的时代,个体是一个个圈层中的人,我的朋友圈与你的朋友圈未必有交集,虽然我认识你,但由于不是你圈子里的人,其实对你又是缺乏了解的。在生活中,经常会有这种体验,在没有加入某个同事的微信群之前,觉得他可能是难以亲近的、工作不努力的,而加入之后,才知道他平易近人,并且努力地做了很多工作。这就是不在一个群的缘故,大量的新闻交换是在一个个微信群里完成的。这些群在一定程度上阻断了信息的传播。
另外,算法推荐会帮助平台根据不同用户的不同需求,有针对性地推送新闻,实现个性化的传播,有其积极的一面,不过也容易导致“信息茧房”的出现,即不同的人接触的新闻是不一样的,从而使得人与人之间缺乏共同的话题和共同的体验。
对于这个时代的公共领域来说,以上这些问题显然不是好的现象。由于每个人接触的新闻、掌握的知识、获得的娱乐以及各种信息体验存在很大的差别,那么大家参与讨论的热情显然会受影响,形成共识会有一定的困难。
圈子的存在是当今社会的客观现象,但人们并不局限于一个个群或者圈子,而是时不时会跳出圈子,跑到开放的平台上发表自己的见解。线上的圈子并不是完全封闭的,而是有着很多出口,可以与更大的圈子以及整个网络社会进行沟通和对话。所有的群、所有的圈子,归根到底都是这个网络社会的一部分,大家其实都是生活在错综复杂、互相交织的一张网里。各种节点和关系把大家联系在一起,这就为舆论的生成和传播提供了可能。并且这张网无比巨大,是一张地球村的网,从而也预示着网络时代的舆论具有巨大的能量。这样一种能量一旦爆发,就很难轻易消失,可能会带来无比巨大的风险。由此,个体也就具有了引爆公共舆论的强大潜能。
不过,在社交媒体时代,公共舆论主要是由广大的用户在使用社交媒体的过程中形成的。线下的交流活动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许多人已经不太热衷于面对面地交往了,几个人好不容易一起聚个会,却都各自拿起手机,对着手机看新闻或者聊天。一方面,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近,地理上相隔千里,却仿佛就在身边一般;另一方面,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远,明明就在身边,却聊不上几句话,似乎隔着千里。在这个时代,许多住在对门或隔壁的人,本可以敲门就能面对面地聊,却选择QQ来QQ去、微信去微信来。
随着网络交往的日渐渗透,很多用户已经不太习惯线下交流,线上成了信息传播活动的主要渠道。大家在各种自媒体平台和社交媒体上传递着各种新闻。那么,微新闻对于舆论的形成到底有怎样的影响?微新闻不仅仅是生产了新闻,与此同时,也在生产舆论。舆论的形成有蝴蝶效应的规律,它可能是由一个小小的帖子、某个人挑起的话题、一张简单的图片等小事情引起的。例如,某用户看到有人在路边虐杀一只猫,就随手把它拍了下来,并上传到网络上,结果可能会引发其他众多用户的讨论,从而形成一个热点的舆论事件。
在社交媒体中,生活化新闻的传播过程通常伴随着微表达活动。用户会就自己感兴趣的新闻或朋友圈里其他人发的消息,发表自己的评论,这些评论可能只有两三句较为随意的话,也可能是花了不少时间认真写成的较为规范的长文。所谓舆论,就是广大市民对某一事件、话题、人物发表的看法。广大用户在社交媒体中的微评论,就是构成舆论的一个个小水滴。随着对同一议题加以微评论的人越来越多,这些微评论就会聚沙成塔、汇涓成流,从微不足道的微评论,演变成为不容忽视的社会舆论,从个体行为升级到集群行为,从缺乏传播力发展到有着强大的影响力。
舆论的形成就是这样从一点一滴的微评论发展起来的,如果缺乏了这些微评论,在这个社交媒体时代也就很难有什么舆论了。
除了使用语言文字加以微评论、直接而明确地表达观点,运用各种表情符号同样可以表达立场和态度,即便只是点赞或围观,也能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围观本身就是舆论的一种表达形式,用户虽然没有直接说出自己的看法,但既然参与了围观,也就表明他对这件事情有兴趣,意味着他在关切这件事情的发展,等到一定的时机,他有可能会直接公开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发出自己的评论。因此,围观是一种舆论的势能,可以让已有的舆论得到广大用户的支持。这些围观者,就像是站在某个代表后面默默支持的人群,就像是一些没发出声音的投票。
围观者的声音已有其他人在代为发表,他们可能觉得别人已经说出了自己的心声,并且说得很好,自己一时间找不出合适的字词,或者可能由于性格原因不太想说,或不敢出声,从而使得围观者在短时间内没有做出评论。(www.xing528.com)
从某种意义上说,并不需要每个人都发一篇重复或者相似的文字,只要他们以某种形式表达了自己的态度,那么就可以了。毕竟,千千万万的人都说话的话,场面会显得喧嚣和混乱,反而不利于突出重点,不利于形成舆论。某一种意见成为强势意见,是由于很多用户在支持、赞同,不然各说各话,是形不成共识的,也就不会有真正的舆论。
社会的和谐发展,需要建立在对某些基本议题的共识之上,如果缺乏共识,就很难有共同的行动,无法形成一股力量。舆论是一定程度上的共识,建立在微新闻基础上的舆论,由于其群众基础不错,从而就有可能形成较大范围的共识。
微新闻生产的主体是广大用户。在智能手机已经普及的当下,人人都是社交媒体的用户,因此微新闻是全民参与的新闻。由于微新闻的群众基础非常广泛,微新闻生成的舆论同样几乎是全民性的。网络舆论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很大程度上就等同于社会舆论。因此,微评论代表的是人民的声音,用户参与微评论、进行微表达,也就是在参政议政。可见,媒介技术的发展在推动着民主的进程。技术进化的一种趋势是从精英到平民,从少数人扩大到全体。门槛的降低,意味着参与者人数的大幅增长。
微新闻生成的舆论可以看成是一种民意。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微新闻,也存在多种噪音。并不是谁都具有相应的能力鉴别真假与优劣,虚假新闻、谣言、流言、传闻盛行,会影响我们对舆论的感知和判断。如果我们把没有发生的事、不是那么回事的事,都当真的了,那么传播就会失序、混淆视听,造成舆论混乱。
随着智能技术的发展,深度伪造技术得以出现。伪造手段的升级使得那些改头换面后的作品带有极大的欺骗性,光靠肉眼根本无法辨别。虚假新闻、虚假图片已经能够以假乱真了。因此,从网络世界中得到的未必都是真实的,由此构建的舆论也同样具有欺骗性。人们以为是真的,实际上可能是伪造的,如果大家都识别不出来,这些假的也就具有真的效果。如果它们一旦进入了真实的行列,那么就可能会直接破坏我们的认知基础。
在智能媒体时代,社交机器人还会操控舆论。在网络世界里,我们不知道对方是人还是机器,机器生产新闻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很多由机器生产的内容,令人难辨真假。机器并不是客观中立的,算法是人根据需要,基于自己的价值观、立场和利益而设计的。机器人的新闻生产,显然也存在偏见,可以为某个特定的目的服务。在2016年美国大选过程中,各大主流社交媒体平台中的大量帖子是由社交机器人发出的。由于其数量占比非常之高,影响人们对舆论的认知。社交机器人不知疲倦,可以全天24小时推送。它们可以造成压倒性的舆论效果,从而彻底改变舆论的局面。对于普通用户来说,由于很难知道,社交媒体中到底是不是真实的人在发帖,面对强大舆论攻势,个体会觉得自己陷入孤立中,不敢发声,造成沉默的螺旋,从而使得社交机器人主导的舆论占据上风,成为优势舆论,而真实的民意可能被遮蔽、被弱化,最终舆论被改变。
进入后真相时代之后,流量过剩导致各种信息实在太多,事实容易被淹没。在舆论的形成和传播过程中,情绪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事实。事实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崩塌。戴维·温伯格将事实的近代历史分成三个时期:经典事实阶段,数据事实阶段,网络化事实阶段。[4]在网络时代,“大到不可知”。在“后事实世界”,什么是事实已经难以说清。
网民并不是一个团队,他们有着不同的身份、地位、立场和利益。网络中存在着很多群体,不过,有共同利益和爱好的人会聚集在一起。在自媒体平台上,聚集的人群具有一定的共性,从而会影响整个平台的氛围。有些平台以年轻的知识分子群体为主,有些平台则是由各种微商、营销号充斥其中。另外,相同意见的人聚集在一起,看到别人转发的往往就是自己感兴趣或者与自己立场相一致的,而自己的评论也比较能够赢得更多人的赞同,从而形成回音壁效应。人们所关注的人,往往都是些趣味相投的人,对于那些意见相左的粉丝,很多时候会选择屏蔽或剔除。信息传播具有选择性机制,久而久之,在过滤气泡中,我们就会自我封闭、沉溺其中、难以自拔。我们看不到,也看不得不同意见的信息,结果看到的都是自己心理的一种投射。
由于网络的这种文化现象,就舆论而言,也许在小圈子里得到很多人认同的,到了更大的圈子未必占有优势。在微博上,由于其开放性的传播特点,任何一个观点都不难找到不同的意见者,有些是真心反对的,有些则只是为了反对而反对。不过在微信朋友圈,由于里面的人往往与我们趣味相投,因此,相比过去,在小范围内形成舆论变得更加容易了。
在网络中,非理性因素容易占据上风。网络空间是匿名的,发表意见相对自由。由于微新闻传播中缺失把关人,各种新闻和意见都可能流传开来。个体说了些什么,似乎别人也不知道他是谁,他似乎也不必为自己的观点负责任。如此一来,有些人就会无所顾忌,大放厥词。在网络空间中,想要理性对话,其实是有困难的。网民的文化水平、教育程度、身份地位、政治立场、利益诉求都不在一个层次上。对牛弹琴、鸡同鸭讲,是常有的事。
在后真相时代,由于真假难辨,群体极化现象突出,情绪在影响着人们的判断。因此,想要影响舆论,也可以从情绪入手,只要抓住社会情绪的脉动,就可以顺势而为,加以利用,达到自己的目的。在媒介构建的拟态环境里,我们对媒体上的各种报道做出我们的反应。如果社交媒体上的微新闻和微评论都是充满情绪和偏见的,那么我们的认知就会受到相应的影响,想要客观、理性地看待问题,就会变得困难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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