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新闻生产者的阶层属性：社会学视角研究

在传统媒体时代，“无论如何对‘阶层’做出界定，新闻媒体都的确再现了美国多种多样的收入群体和阶层，但不同阶层受到的关注往往彼此有别”^[8]。有些阶层经常处于媒体的聚光灯下，有些阶层则不时处于群体失语状态，在媒体中难以亮相。在美国媒体的新闻报道中，“绝大多数新闻是关于富有人群的”^[9]，“穷人出现在新闻中的机会远少于上流阶层，因为虽然许多罪案的参与者或受害人都是穷人，但相关的新闻报道极少关注他们的收入状况”^[10]。“工人阶级的普通人只有在成为罢工者或职业事故，例如矿难、施工意外的受害人，或者作为警察与消防员殉职时，才会成为新闻主角。”^[11]这种现象在其他国家的具体表现虽会有所不同，但总体上也是如此。新闻所呈现的阶层面貌是不均等的，某些阶层往往会有更多的机会。一方面，某些阶层掌控着社会的资源，在社会中发挥着更大的作用，具有更强势的地位，从而拥有在更多渠道发声的机会，掌控更大范围的话语权。另一方面，某些阶层却不拥有这样的资源、地位和话语权，没法吸引媒体的关注。从市场的角度来说，受众往往也是盯着那些政界、商界、文艺界等各个领域的名人，他们吸引了绝大多数人的注意力，新闻媒体需要依靠这些注意力来交换其他经济利益，以获得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因此从市场运作上来说，那些更能够吸引受众注意力资源的阶层，往往会得到媒体更多的曝光。对于市场体系下的媒体系统来说，这是市场逻辑的必然要求。在其他体制下的新闻媒体，虽然不会唯市场马首是瞻，但市场力量依然不可忽视，它往往还是会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

除新闻报道的人群具有阶层性之外，新闻生产活动本身也具有阶层性。不同阶层的人在新闻生产中的参与机会是不一样的，有些阶层的人没有机会接近传统媒体，很难亲自或者委托记者进行新闻生产，而有些阶层的人则天然拥有这样的权力，可以轻而易举地引发媒体的报道，将自己的新闻发布出去，不仅仅成为新闻的主角，而且是新闻生产的主导者、发起人。专业的新闻记者往往拥有较为一致的社会经济地位，隶属于相差不大的社会阶层。他们作为一种职业行为，从事相关新闻生产活动，往往也是基于自己阶层的利益，从这一阶层的知识结构、审美趣味、生活方式、人格品性出发选择、报道各种新闻。他们对新闻重要性的理解，以及对具体新闻事件的挑选，不可能完全代表其他阶层。他们可能会做这种努力，但这样的努力一方面非常少，另一方面也是很难达成目标的。

在微新闻生产中，性别的差异也是客观存在的。从传统上来说，我国社会“男主外、女主内”，角色分工非常鲜明。如今，大多数家庭已经不再是这种模式，相反，男女平等，家庭主妇现象有所减少，双职工家庭数量大幅增长。即便如此，男性和女性从事的工作类型不尽相同，生活的重心各有侧重，对这个社会的参与会有偏差。他们的审美趣味和兴趣爱好是不相同的，感兴趣的话题差异也很大。总的来说，男性更关注公共性的话题，会上传、转发一些与自己的生活似乎不太相关，而与工作、社会、政治、经济等关系较密切的内容；女性则更倾向于发布私人性的、生活化的、交际性的话题，她们发的内容比较多地围绕着自己的生活，如自己烧的饭菜，出门看到的风景，闺蜜之间的聚会，等等。这个社会对不同性别有着不同的要求，因此男性和女性的生活空间也就有很大的区别。在传统媒体时期，女性其实很少会正儿八经地看报，关心新闻媒体上的那些国家大事或各种硬新闻；她们更乐意拿起杂志，看些与娱乐、文化、生活相关的软新闻。微新闻正是一些家长里短、生活气息浓烈的内容，对于女性来说，并不会有隔阂感，从而大大促成了女性参与新闻生产的热情。(www.xing528.com)

在社交媒体时代，几乎人人都有手机。不过，数字鸿沟现象依然存在。“在那些有能力支付各类移动电话应用并精通其使用的消费者与那些只使用基本服务的消费者之间，仍存在一种类似的、使用质量上的鸿沟。”^[12]微新闻生产主体是复杂多元的，大多数人都有机会参与新闻的生产。然而，仍会有一些不能、不愿、不敢参与新闻生产的人，主要分为以下几类：一是特别贫困者。他们买不起手机，上不了网，基本上游离在这个信息社会之外，与高新科技基本无缘。他们不会利用各种软件和平台来发布新闻，也没有意识和能力去接触各种新闻。他们对于新闻的需求似乎天生就是缺乏的，不看报纸，不看电视新闻，不看新闻App，却也照样生活。但他们的生活状态是令人担忧的，生活条件很差，生活水平很低，甚至谈不上生活，只是动物状态地活着。在新闻的生产和消费上，他们都是主动或被动地被排除在外的，不会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参与生产。二是没有文化者。他们不识字或者识字量很少，没有受过多少的教育。他们不会使用智能手机上的各种功能，即便拥有手机，最多也就打打电话，甚至不会发短信。受过少量教育的个体，最多也就是一个新闻消费者，可以勉强看看、听听新闻，但是没有条件和能力去生产新闻，没法积极参与到新闻生产链中去。微新闻是有一定技术门槛的新闻实践，需要运用各种新媒体工具和手段，因此需要具备一定的文化水平。三是老年人。网络是20世纪90年代在中国出现，并逐步普及开来的，因此“90后”是网络“原住民”，他们对于各种新媒体可谓轻车熟路，用起来得心应手。但那些年长者就不一样了，网络世界对他们来说是一个神秘的国度，他们不懂各种技术，并且对技术存在一种畏惧感，加上文化水平较低，年纪偏大，缺乏再学习能力，没法融入这个新媒体世界中。有些年长者在子女的指引下，通过学习，也掌握了直播技术，可以发发抖音、写写微博，不过这样的人所占的比例不会太高。大多数年长者，只能勉强地使用手机，甚至上网都不太会，更不要说利用手机发布新闻报道身边的事了。他们是新媒体时代的落后者，或者说是被时代抛弃的人。四是农村人。网络所构建的媒体世界，很大程度上是属于城市文明的。对于农村人来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乡里乡亲彼此相识的生活，是狭小的，不需要了解外在的世界。他们不会想到使用手机报道一下自己的生活或各种村里村外的新闻，而是以原始的口耳相传形式在传播新闻或者通过火塘、澡堂、饭市等各种具有农村特色的圈子来交换信息。李子柒的关于田园生活的短视频，显然不是土生土长的乡村文本，而是城里人对乡村的一种想象和建构。活跃在抖音上的大多数乡村题材的博主大都也是这样的。毕竟，对于乡下人来说，拿起专业的设备拍摄视频是困难的，即便只是用手机来拍，也不太有多少人可以掌握后期制作技术，能够传播相关视频。五是边缘人。不管是在乡村还是在城市里，都会有一些游离于主流生活之外的边缘人，如流浪汉、乞讨者、精神疾患者、生活不便的残疾人或从事一些不法行当的人等。由于这些人自身存在种种缺陷，或见不得阳光，或没法正常地拥抱生活，他们可能会成为其他人报道中的“他者”，但是他们自己无法或者不愿意为自己代言。受能力或者条件所限，他们的新闻参与空间很小。

与此相反，有些人则有条件、有意愿积极参与微新闻生产。一是那些试图成为或者已经成为网红的人。新闻具有赋权、赋能的特性，可以让一个人拥有某种符号权力和声望，并且这种权力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换成物质权力或者实质权力。通过在媒体上塑造自己的形象，可以把自己打造成为一个受人喜爱的符号，并且，通过不断曝光，获得相应的知名度。新媒体时代，是一个每个人都拥有15分钟成为名人机会的时代。早期有芙蓉姐姐、木子美等，通过在BBS、自媒体上自我炒作而成为网络红人；现在则有更多的人，通过撰写微信公众号，加入咪蒙们的行列，或通过拍摄短视频，成为李子柒，或通过直播卖货，成为李佳琦、薇娅等，或通过经常在朋友圈晒图，成为圈子里的活跃分子，做点微商小生意。这样的机会是很多人都有条件争取的，因此，这也是一个网红遍地的时代。这些人热衷于生产微新闻，通过新闻生产获取流量和其他利益。二是那些需要关注度来维护自身利益的人。他们或许遇上了某种困难，需要通过微新闻生产来吸引大家的关注，并将这种注意力转换成一种舆论的力量，从而维护或者争取某种权益。三是从事工商业活动的人。他们需要通过自己主导的微新闻来聚拢消费者，同时将企业或者商店的商业信息传播出去。这是一种商业活动，微新闻是一种他们可以掌控的、省钱省力而效果也不错的营销传播手段。四是政府、事业单位。他们也是微新闻生产的重要主体，各级政府部门都已经开通了官微官博、抖音快手、移动客户端等传播平台，借此宣传有关政策，塑造政府和单位形象，完成意识形态宣传的任务。有些公益组织，则以此来告知某些公益活动，推动某项公益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