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视角下的微新闻生产研究

李普曼提出了拟态世界的概念，他认为存在客观现实、主观现实和媒介现实三种现实。作为媒体受众，我们的主观现实在很大程度上受媒体报道的影响，新闻并不是对客观世界原原本本的镜子式的反映，而是渗透着来自政治的、商业的、媒体的各种因素的影响，最终呈现出来的是一个拟态世界。

戈夫曼在《框架分析：经验组织论》中对框架做了定义。框架理论被引入新闻与传播研究领域之后，出现了“媒介框架”和“新闻框架”等概念。郭庆光认为可以对新闻框架做这样的理解：“新闻框架是新闻媒体对新闻事实进行选择性处理的特定原则（或准则），这些原则来自新闻媒体的立场、编辑方针以及与新闻事件的利益关系，同时又受到新闻活动的特殊规律（如新闻价值规律）的制约。”^[1]不管是哪家媒体的新闻生产，显然都会受制于新闻框架。“在传媒中‘框架’并不是显性的，而是以一种自然的方式讲述新闻及相关事件。”^[2]因此，并不能轻易加以识别。不过，在不同新闻框架下，媒体呈现出来的新闻事件会有不同的面貌。

舒德森就新闻如何影响社会、政治等问题提出了很多看法。他认为：“只有在国家容纳一定程度的自治并容忍媒体批评国家权力的情形下，新闻才与民主政治有关。”^[3]新闻承担着对政治权力和政府官员进行监督的职责。“这就是在过去几十年来新闻最让人难忘的地方，它扩大了整个社会可以共用思考的内容，并把立法机关和总统心中的政治概念，转变成公众看得见、够得着并能塑造日常生活的政治概念。”^[4]与此同时，“在政治民主中，媒体是保持多数人的利害处于少数执政者视野内的一种重要力量”^[5]。新闻的力量并不是单向的，它可以自上而下起作用，也可以自下而上出效果。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对政府行为有诸多约束和限定，“使美国新闻媒体更容易受到市场的审查，即媒体表达的多样性不是受到政府审查的限制，而是受到出版商的营利的限制”^[6]。在消费社会，各种经济的、娱乐的因素，对新闻业造成了极大的冲击，甚至发展到“娱乐至死”的地步。并且，新闻业本身存在多种日常惯例，这些惯例会影响新闻生产和传播，甚至破坏民主。记者们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将最可靠和可及的素材写成简单的故事、散文和常规报道，在这样无情的压力下，他们发展了一种可能危及公民参与的代理制度”^[7]。

关于新闻与公共领域的关系，哈贝马斯如此强调，新闻媒体为大家交换意见提供了重要的场所，是一个公共领域。安德森则认为公共阅读和大众传媒，在构建“想象的共同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然而，对于新闻媒体而言，秉持专业主义是一种理想追求。“专业主义新闻，对应的英文为‘Professional Journalism’，在这里指的是以报纸为代表的传统新闻业（The News Media）和其承载的新闻传统（Journalistic Tradition），包括价值、理念、伦理、操守等。”^[8]毕竟，在资本的眼里，新闻是其赚钱的中介或产品，“无论多么好的新闻，如果不能转化为财务报表上的数字，一切的付出就没有价值和意义”^[9]。

新闻工作者未必一直都能做到不偏不倚，偏见是常有的。若从较为宽泛的角度来理解偏见的话，“偏见就不是能够或应该消除的东西。相反，新闻工作者的职责是在报道某则新闻时更加清醒地意识到偏见的存在，并判断什么时候它们是恰当的和有用的，什么时候它们又是不恰当的。新闻工作者需要成为自己的偏见或新闻机构的偏见的管理者”^[10]。“记者可以找一个专家说任何他们想要的话——任何话！只需要不断地打电话直到有一个专家说了你要他说的，然后告诉他你马上就带着你的摄制组过去采访他。”^[11](www.xing528.com)

在新媒体时代，新闻生产主体的多元化，并不是说新闻就是不受约束的。学者认为，“单从技术手段看，‘草根新闻’对传统新闻生产具有一定的颠覆性。但从中国具体的新闻生产‘语境’出发，‘草根新闻’仍然受到新闻制度和社会观念两个层面的双重拷问，前者涉及诸如新闻采集和发布、舆论监督等权利，后者涉及公信力、伦理道德等一系列问题”^[12]。这个观点应该说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草根新闻”生长于肥沃的网络土壤，但又受控于多种力量的束缚。

新闻生产是在编辑部场域中进行的。张志安基于《南方都市报》这一个案，通过实地调查，认为《南方都市报》新闻场域的自主性在不断增强，这是对经济、政治等各种资本不断争夺、转换的结果，整体的新闻生产惯习具有分裂感和糅杂性。^[13]从新闻专业主义视角来说，《南方都市报》新闻生产的习性具有这种特质，虽然受到政治、市场的各种因素的局限，但是能够“基本把握和坚守客观、真实、公平、理性的专业规范”“揭示真相、启蒙公众”，承担起“主流都市报的社会责任”。^[14]作为传统媒体，报纸的新闻主要是由记者、编辑生产的，不过“知识精英是时评生产、意见表达的关键主体”^[15]。他对《南方都市报》深度报道的生产实践加以考察后认为，“新闻生产与社会控制之间呈现的关系具有比较复杂的张力特征”^[16]，深度报道的生产需要在政治控制、市场力量、专业认同和行业协同四者的共同作用下寻得一种具有可行性的路径和模式。

不仅媒体编辑部是一个场域，而且整个新闻业都处于一个巨大场域中。芮必峰的著作“立足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特定语境，重点关注媒介、媒介机构和新闻工作者如何在各种社会力量的作用下，以及在和这些力量的相互作用中从事新闻生产、建构‘媒介现实’的”。^[17]在他看来，新闻生产的中国语境，主要体现在“准入制度”和“政治家办报”等制度和观念层面。而社会力量主要是政府部门的“宣传管理”“市场的逻辑”，媒体新闻工作者的“专业化追求”，等等，这些力量之间存在着博弈。^[18]

新闻社会学是新闻研究非常重要的一大领域。除了以上学者的观点，还有很多学者就此做了专门的论述。总的来说，随着媒介技术的不断升级和演变，新闻社会学越来越转向网络和新媒体中的相关问题和现象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