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技术赋能新闻传播流程，助力何微新闻奖第三辑优秀文选

张梦可 西北政法大学

【摘要】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人工智能逐渐融入新闻传播的各个流程中，影响着新闻传播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人工智能对新闻传播流程的技术赋能作用拓展了新闻传播流程中的范围、程度和影响。具体流程中的技术赋能作用在促进新闻传播发展的同时，也会导致一系列问题的出现，精准把握人工智能的技术赋能作用，才能够在新闻传播发展过程中更好地利用人工智能。

【关键词】人工智能；新闻传播流程；技术赋能

一、新闻传播流程中的人工智能应用

媒介的发展推动着现实中的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空间向网络空间内不断延伸，也极大地影响着新闻传播流程。这种延伸的载体既包括互联网技术，也包括各种人工智能。互联网技术构成了网络空间的物质性基础，建立了一个以现实社会为基础的虚拟空间，在这一虚拟空间内，信息的流动更加自由、广泛。人工智能搭建起了网络空间内部的组织架构，新闻传播的生产、分发与接收环节都受到了包括人工智能技术在内的各种技术手段的干预。人工智能向新闻传播主体赋能，也向普通民众赋能。这种技术赋能作用体现为多种具体的人工智能应用形式，也催生了各种复杂、新兴的新闻传播现象。

（一）机器写作与呈现形式——新闻生产中的人工智能应用

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机器写作”已经是比较常见的一种新闻生产方式。在财经类或体育类新闻当中应用更为普遍，通过大量学习以往同类型的稿件，机器能够建立起写作模板和写作规范，并通过机器学习将这些模板与新信息相结合，制作出新的新闻作品。这种“机器写作”极大地提升了新闻生产的效率，也降低了错误率。“机器写作”存在着较为明显的缺点，如应用范围相对单一、容易造成新闻同质化等，但随着受众对时间和效率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机器写作”仍然会成为一种重要的新闻生产方式。这是技术赋能催生的变革，如果没有大数据技术和机器学习技术等人工智能手段，这种生产方式几乎不可能实现。

除了大数据和机器学习以外，在算法技术的助推下，抖音已经成了“现象级”的APP。抖音短视频作为用户生产内容的平台，其诞生之初就改变了传统的视频观看模式。首先，以往在PC端和移动端的视频都是横屏观看，但目前的抖音、火山小视频等短视频平台都是竖屏观看，用户不需要来回翻转手机，能够获得更高的观看体验。其次，视频的时长逐渐变短，力图以短小精悍、简洁明了的视频内容吸引受众，适应了当今青年群体在乘坐交通工具、课余休息、工作闲暇等碎片化时间内的休闲娱乐需要，有效占据了这一部分的市场。在这一模式的基础上，抖音又借助修饰过的“精致”视觉图像建立起了用户的“虚拟社区意识”，用以维持用户黏性，吸引用户关注。这是一种通过情感的共鸣影响用户行为，用以刺激用户的互动或模仿行为，[1]增加话题热度，获得持续发展的信息传播方式。

早期的新闻信息传播主要采取图像叙事的方式，一方面是因为其直观、生动的表现方式，但更多是受制于当时社会经济和技术的发展水平，以及民众普遍的受教育程度。如今的新闻信息传播依然需要采取图解的形式，主要是因为图像是一种由麦克卢汉提出的“热媒介”，即传递的信息比较清晰明确，接收者不需要动用更多的感官和联想活动就能够理解。但民众长期以图像作为接收信息方式，容易导致其深度思考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的下降。而且图像本身是一种蒙太奇，画面与画面间的拼接、连接可能会在不同个体中引发不同角度的思考，产生内涵上的歧义，影响新闻信息传播的成效。就如今而言，图像叙事的适用范围和适用对象应有所选择，而且图像叙事的使用应该有针对性，应对特定的用户人群进行有针对性的投放，才能兼顾宣传教育投入和教育效果。

（二）媒介融合和受者中心——媒介新闻分发中的人工智能应用

媒介发展的历程实际上呈现了“先分工再融合”的过程——随着人们对信息内容的需求不断细化，出现了报纸、电视、广播等满足不同类型需求的媒介。随着经济水平和文化交流的不断提升，人们开始追求多元化、多层次的信息接收体验，单纯的“传—受”模式无法满足发展需要，细分的媒介又开始走上融合趋势，以更加适应受众多元化的选择。分工是融合的前提，融合是精细分工的最终目标。可以预见，随着技术的发展，未来的媒介分工还将更加细致，媒介融合也将更加极致化。媒介不再是以单纯地调用人的视觉、听觉、嗅觉、触觉来分类，而是在综合了多个感官体验之后，在每个感觉中再做诸多细分。媒介融合的实质是对一切可以调动的人类感觉之融合，包括目标受众的思维、习惯、性格等，并进行有针对性的信息投放行为，是“受者中心”思维的集中体现。

算法技术正是对“受者中心”思维的最好实践。今日头条等新闻分发平台通过收集用户的浏览、关注、点赞行为，建立起了用户画像资源库，并通过算法技术有针对性地向用户推送，满足个性化的信息需求。在这种指向性、目的性明显的新闻分发过程当中，无论是大众化还是小众化的新闻需求都能够被满足，对于用户而言，相对有吸引力、感兴趣的有效新闻信息增多了，不关注、没有兴趣的无效新闻信息减少了，提升了新闻阅读的效率。然而这种算法推荐同样存在问题，信息茧房、群体极化、信息孤岛等现象的出现让人们也在不断完善、改良算法技术，以期更好地为新闻传播服务。

（三）二次加工与媒介互文——新闻接收中的人工智能应用

在新闻生产的过程中，常存在着“互文性”的信息交叉，这种不同文本相互间进行吸收、借鉴与改变等行为的前提是有共通的意义空间。在接收信息文本的过程中，共通的意义空间也是必需的，这种共通包括世界观、价值观、语言等方面，这是文本理解并获得认可的基础性条件。在这种意义共通的环境之下，个体由于主观因素的差异会对文本进行“二次加工”，在前者的基础上进行主观上的想象与价值判断，从而衍生出与本体不同的新文本、新故事。在新闻接收的过程中，由于意义空间的不同，受众即使是在接收同一信息时，也会产生不同的理解，对新闻进行“二次加工”。

人工智能等媒介技术的不断发展为受众的主观再加工提供了全新的技术手段。媒介在发展的过程当中，调动着人的不同感官，并产生不同的信息接收体验。目前媒介行业普遍提倡“融媒体”“全媒体”发展，即整合各种媒介形式，产生综合性的感官体验。媒体融合发展包括形态融合、媒体与社会生活融合、媒体生态融合等方面，[2]这些融合旨在实现跨媒介运营，适应互联网时代的用户需求，转向“受者中心”的发展路径。各种信息在《人民日报》的“中央厨房”内统筹管理，并根据不同媒介平台的特点，进行差异化的新闻生产，再利用大数据技术的指向性特征通过各自的渠道进行分发，这就导致同一事件在不同平台上的呈现形式有所不同，但各平台上信息的主要内核仍然是共通的、互文的，用户能够根据自身条件和个人喜好选择不同的平台，这正是跨媒介叙事的互文机理，人工智能的出现正为这种跨媒介叙事提供了可能。

二、人工智能赋能对新闻传播理论与实践的影响

麦克卢汉的“媒介即讯息”割裂了媒介和讯息的关系。但“媒介即讯息”强调的是媒介技术对社会和个人发展的影响，是一种从媒介传播的内容本身跳脱出来分析媒介的研究方法。麦克卢汉认为真正起作用的是不断发展和变革的媒介本身，这些媒介改变着人们传播和接收讯息的方式，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大数据等新型的人工智能技术被应用到信息传播的过程当中，对新闻传播的理论与实践方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此时人工智能是“媒介”，新闻本身是“讯息”，二者并不是割裂状态。正相反，二者的结合是一种对当前信息传播与社会发展等方面的变革力量。

（一）人工智能赋能对新闻传播理论的影响

信息传播环境的改变带来了新闻传播学理论研究的转变，这种研究的转变主要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展开。第一，对人的观念的重构。互联网改变了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现如今人们在进行购买火车票、充值话费等行为时，第一反应都是在网络上进行，人们基本上已经习惯于认为能够在互联网上完成的行为就不必在现实环境中采取行动。第二，对消息传递的重构。互联网催生的新媒体、自媒体的发展使消息的类型、表现形式、传播载体等都发生了变革。第三，对内容生产的重构。互联网时代的信息内容较之以往更加简练、直观，也出现了视频、直播、VR、长图文等新型新闻样式。第四，对人们日常生活中消费支出的重构。就信息传播的载体而言，人们使用的信息接收载体从电视、收音机转向了PC端，现在又出现了向手机移动端转移的情况，原本的短信费、有线电视费也逐渐向流量费、网费等消费形式转移。同时，互联网通过算法推荐等形式改变和塑造着人们的消费需求与欲望，无论这些消费是否是人们真正需要的，但互联网对消费的促进作用是可以确认的。第五，对新一代青少年（12—24岁）互联网用途的重构。总的来说，新一代的青少年才是真正生活在互联网时代的、拥有互联网思维的一代人。与其他年代出生的人不同，在新一代青少年的认知中，互联网是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非简单的技术工具。以上五个方面的改变都说明了技术变革对社会大环境的重要影响，而其中对新闻传播理论层面的影响其实是浅层次的，更深层次的是对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变革。

有的学者将这种技术向人文社科理论研究延伸的现象称为“数字人文”。“数字人文”作为技术向学术研究领域的延伸，不仅带来了已有学术生产方式的变革，也逐渐形成了一个新兴的跨学科交叉研究领域。这种应用领域和应用范围拓展基础源自“数字人文”自身的特性，包括它的媒介属性、技术属性和方法论属性。就“数字人文”的媒介属性而言，它延伸了人们获取信息和传播信息的时空维度和方式，使学术研究的成果能够更好地接入社会生活中，开展与普通民众的沟通和互动。就“数字人文”的技术属性而言，研究者能够提高搜集信息、整理信息、筛选信息的效率和针对性，使研究的基础性材料更加全面、充分，避免了大量的无效和重复劳动。

就“数字人文”的方法论属性而言，它本身是数字技术领域与人文社科领域的交叉成果，是一种顺应社会大环境和时代发展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的升级。它促使学者用更加开放、包容和多元化的眼光和态度进行学术研究，也在横向和纵深两方面拓展和深化了学术研究，使学术研究成果拥有更高的价值，不再局限于定量和定性的分野。但是“数字人文”如果在技术的使用问题上处理不当，就有可能陷入“唯技术论”、学科弱化与消解、脱离人类控制等困境。“数字人文”可以理解为“数字化的人文”，如果该新兴领域的主要内容倾向于“人文”，则对技术的使用可能会停留在浅层表面，无法真正形成一种学科与学科交融化合的新态势。如果主要内容倾向于“技术”，则可能使技术本身越来越失控，开始对其他学科产生轻视、忽略等情况。无论是人文社科，还是数字技术，都是服务于社会发展需要的工具和手段，如何让这些工具相互结合、相互促进，发挥系统整体性原理，即系统整体性功能大于各部分功能之和，才是更加值得后续思考的问题。

（二）人工智能赋能对社会生态的影响

对于普通用户来说，人工智能主要体现在社交媒体等软件上。社交媒体的内涵从字面上看，是用来进行“社交”行为的一种工具，即“媒体”。“社交”行为本身就是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互动与交往，是人与人的沟通、思想与思想的沟通，是人的社会性特征的体现，也是人获得认同感与亲密感的重要方式。“媒体”则是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演进的，它拓展了“社交”行为的时间和空间维度，使社交行为的互动性、时效性、跨越性和广泛性得到了增强，社交行为的内容、表现形式、载体都发生了升级，变得更加多样化、全面化。纸张、广播数字信号、互联网等都是技术进步的产物，是承载信息的介质，这些载体的发展推动着社交行为的进步与升级，使信息传播由官方逐渐延伸至普通个体，产生了海量信息与数据。这些信息对社会生态存在着重要的影响。(www.xing528.com)

第一，技术权力与政治权力和资本权力之间具有高度的相关性。技术权力是政治权力和资本权力争夺的主要对象之一。对核心技术、高端技术的掌控已经成了世界各国关注的重点。中国目前处于经济发展方式的变革期和经济发展速度的上升期，目标是要转变以往借助人口基数带来红利的发展方式，转向以高精尖技术为支撑的产业发展模式和以高端产业为支撑的经济增长方式。《2019年互联网趋势报告》中指出，目前全球市值排名前30的互联网公司榜单中，美国有18家，中国有7家，中美两国呈现垄断性的优势。这种优势正是政治权力与资本权力追逐技术权力，不断对技术产业发展进行政策倾斜、扩大研发投入、引进高等人才等措施的结果。这种实践需求也推动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改良与发展，进而对新闻传播流程、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都产生着越来越深远的影响。

第二，政治权力为技术权力和资本权力限定了发展框架。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内，技术和资本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国家政策法规的影响，政治权力的强大力量管理着社会发展的各个层面。就传媒产业而言，“限娱令”“限韩令”的颁布使中国的电影、电视行业调整发展方式和发展项目，即使是依靠技术与资本，受限制内容也无法在国内开展商业运作活动。国外的文化产品想要进入中国市场，也需要通过审查与检验，政治权力在准入层面上对技术权力和资本权力进行了管控。就人工智能而言，大数据、算法等技术手段也掌握在政府和大型公司手中，受到政治权力的影响。

第三，资本权力是政治权力和技术权力发展的必要支撑。《令不少国人惊掉眼球，川普连任竞选宣布会火爆到炸天》一文中提道，特朗普在竞选中筹集了大量的竞选资金，用以开展各项宣传活动，打造自身形象。这些资金当中的很大一部分都被应用到媒介宣传当中，尤其是新媒体、自媒体等新兴的媒介技术手段更是发挥了巨大的影响作用。个人竞选需要资金，国家和社会稳定发展更是需要将大量的资金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社会福利与保障等环节，以此改善人民生活环境，换取民众支持。同时，技术的进步也要以资本的介入为条件。国家每年将大量的资本投入到技术研发的过程当中，互联网公司的核心部门和资金投入的重点通常也是研发部。因为技术的进步往往能够带来更高的生产效率以及更低的生产成本，最终带来更高的投入产出比，为国家和企业的发展提速。就媒介技术而言，更先进的设备、更高的带宽、更广的传播范围、更丰富的产品呈现形式通常都能为政治权力和资本权力提供更好的宣传与推广平台。

作为一个社会背景、经济实力、宣传策略等方面都与以往不同的总统候选者，特朗普将其商业运作的头脑应用到了总统竞选当中。特朗普利用Twitter等自媒体进行形象塑造，将自身塑造成站在人民一方、为普通人民利益需求考虑的治理者，并借此获得了大量民众的支持。但是自媒体作为一种媒介技术，其自身也存在着天然的屏蔽性。通过技术和资本的运作，特朗普在竞选中宣传策略的目的明确、对象明确、方法符合时代特点，因此取得了竞选的成功。除了竞选等政治活动以外，随着新媒体和自媒体的不断发展，人们需要更多地培养互联网思维，了解、使用人工智能技术，要认识到传统的媒介发展方式、信息传播模式、治理手段等都需要进行转型，这对社会生态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网络的出现催生了民间力量的发展壮大与聚合，理性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内容被稀释、冲淡，如果不及时转变现有的思维模式和治理模式，对社会发展是不利的。

人工智能的出现影响着政治生态的发展。这种影响并不总是决定性的，在技术与资本越发达的地方，人工智能技术对政治的影响程度也越高。这种影响主要是从以下几个层面发挥作用。

第一，人工智能拓展了政治信息传播的时空维度。对信息的一种重要理解是，“信息是用来消除随机不确定性的东西”。信息的获取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决策，政治信息则影响着人们在参与政治选举、遵守法律法规、行使个人权利等方面的行动。通过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人们能在更大的时空范围内，接受各种不同意识形态传播的政治信息的影响。人工智能的发展需要硬件设备和“软性”的人员、权威度、公信力等因素的支撑，而这些实力往往掌握在更加发达的资本和技术主体的手中。

第二，人工智能对受众意识形态倾向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与传统的政治宣传行为不同，人工智能已经渗透到了受众的日常生活当中，制造了一个“拟态环境”，并以一种深层化、隐藏化的方式对受众开展了意识形态宣传。在这种情况下，受众不容易产生逆反心理和抵触心理，反而有可能将其认为是自己头脑中本来就存在的信息，在耳濡目染之中逐渐形成了某些观念和认知。目前的购物平台也会应用算法技术，向用户推荐他们本并不需要的商品，形成了类似于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所提出的，工业社会制造虚假需求和虚假意识、压制个人愿望，以期形成一种单向度的思想和行为方式的媒介控制模式。[3]新时代的新闻传播所要做的，也正是建立起以自身意识形态为基础的、单向度的思想和行为方式。

第三，人工智能能够进行精准的宣传投放。通过建立用户画像，数据公司、广告公司能够直观地分析出用户的社会阶层、个人习惯、兴趣爱好、生活方式等内容，对其信息传递需求也能够产生精确的、有针对性的总结。这种用户画像分析一方面提高了新闻信息投放的效率和准确性，提升了宣传效果；另一方面又能够通过将用户的信息进行二次贩售来获利，为人工智能的发展提供物质基础保证，实现一种积极的互动关系。

三、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的负面效应

技术的发展归根结底是以人为基础的。第一，技术的产生以人在实践中的需求为动力。人在生产生活的过程中会遇到各种问题与困境，出于对解决现实问题的考虑，技术不断被发明并完善，最终应用到实践当中。人工智能的出现正是出于提高工作效率、减轻人的负担、降低误操作等目的。第二，技术的改进以人在实践中的使用感受为基础。人工智能技术的基础是大量的训练，这种训练的数据来源是人的对话方式、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作为高度“拟人化”“类人化”的技术，人工智能模拟的对象是人，采取的是一种滞后于人类思维和行动的学习方式。就这种学习方式以及人脑内部的生物复杂性而言，短期内的人工智能技术难以实现人类的复杂情感和思维逻辑，也无法产生独立的意识与自我认知。第三，技术的最终目的是应用到人的实践活动中。技术不仅应有可行性，更应该有可用性和实用性。人工智能最终应有针对性地投放至相应领域的相应职位，以减少人在工作中可能出现的危险和错误行为。

（一）“唯数据论”

人工智能之中，数据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各种数值、指标、比率成了相对客观的衡量标准，用以判别一条新闻是否受欢迎、一条广告是否应该被推送给用户，但如果事事皆以数据作为恒定标准，会影响新闻传播的社会伦理和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数据的特性是直观、简明，如果这种直观性和简明性推动的是低俗信息或不良信息的传播，那么就违背了人工智能赋能于新闻传播的意义和初衷，也带来了社会伦理价值的缺失。

（二）“后真相”

对信息了解的不充分、不全面是导致“后真相”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互联网时代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技术和新媒体平台看似拓展了信息传播的自由度和广泛性，但是网络空间中的信息传播正逐渐呈现“碎片化”的断裂趋势，民众了解到的信息往往第一时间来自自媒体，但自媒体平台存在着缺乏把关人、信息发布主体缺乏专业度和可信度等问题，导致大量错误、局部的信息内容呈现在互联网之中。在“共情”的作用下，民众更容易切身地将个人情感带入对事件的评价当中，并借由媒介平台宣泄情感表达。此时的事实真相并不是不存在，也不是不重要，而是由于这种“碎片化”导致其成了相对性的真理。真理的正当性消融在了快速、简便的互联网传播过程中。如今的媒介都追求发布信息的时效性，这也导致对信息真实性的检验容易出现疏漏，导致真相滞后于情感的传递。因此，对“后真相”的批判应该从媒介技术进步带来的变革以及个体道德和价值判断标准调整的角度入手。人工智能对新闻传播的赋能作用减弱了以往传统媒体“把关人”角色的重要意义，导致信息发布过程中更容易出现虚假新闻、不实新闻，从而使“后真相”的影响愈加恶劣。

参考文献

［1］谭光辉.情感分析的叙述学理论和建立情感模态的新尝试［J］.社会科学，2019（04）：167-176.

［2］严三九.技术、生态、规范：媒体融合的关键要素［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9（03）：22-29.

［3］向玉琼.从媒体演进看政策过程中的信息生产［J］.学海，2019（01）：163-170.

［4］邵培仁，李梁.媒介即意识形态——论法兰克福学派的媒介控制思想［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01）：99-106.

[1]谭光辉. 情感分析的叙述学理论和建立情感模态的新尝试［J］. 社会科学，2019（04）：167-176.

[2]严三九. 技术、生态、规范：媒体融合的关键要素［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9（03）：22-29.

[3]邵培仁，李梁. 媒介即意识形态——论法兰克福学派的媒介控制思想［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01）：99-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