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解构与重建新闻

谭诗妤 西北政法大学

【摘要】“拟态环境”是现代信息社会人们了解和认知世界，并由此调整自身行为适应社会的“依据”。随着人工智能的不断发展，算法新闻、机器人写作等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摒弃了人的感性情绪，其对新闻事实的呈现与以往不同导致了现代信息社会环境的呈现有所不同，有人因此认为人工智能模糊了“拟态环境”与真实世界的界限。但随着以追求需求为重的第三次人工智能热潮的席卷，人工智能在一些方面似乎使人们更沉浸于消费社会的虚假盛宴，“娱乐至死”现象也愈演愈烈，这就使“拟态环境”的呈现更远离真实世界。本文将从两个方面分析，辩证看待人工智能对新闻拟态环境的消解与重构现象，并针对如何应对人工智能所塑造的新的拟态环境提出意见及建议。

【关键词】人工智能；算法新闻；机器人写作；拟态环境；景观社会

拟态环境作为新闻学界和业界都非常重要的一个专业概念，最早由美国著名记者、新闻评论家李普曼于1922年在其著作《公众舆论》中提出。李普曼认为，“拟态环境”是传播媒体在人与现实环境之间插入的信息环境，他强调这并非客观现实环境镜子式的呈现，而是经过传播媒体选择、加工（如采访、编辑等）向人们提供的模拟环境。[1]在人工智能崛起前，由记者和编辑采写编评的新闻总避免不了自己的主观筛选和情绪，这也是新闻专业主义经常讨论的问题，且广播、电视等官媒为发挥其喉舌作用也会用官方语言对新闻事实进行处理。除这些以外，还有很多因素会导致信息环境与客观现实环境产生偏差，而由媒体营造的这种拟态环境会对人们的现实生活造成巨大影响。

随着科技的发展，人工智能已迎来第三次发展浪潮，机器人新闻写作、算法智能推荐新闻等以不同形式登上人类信息传播的舞台，如机器人新闻写作对新闻的编写及发布超越时间地点的限制，可在新闻发生瞬间就客观真实、不带个人感情倾向地将新闻事实呈现给受众。算法推荐新闻能根据读者喜好，通过一些数学算法，为其推荐内容，因此它更以吸引受众注意力为目的，并且似乎能使受众更真实地接触客观环境。从一方面看，人工智能的崛起对原本的新闻拟态环境起到一定的解构作用；但从另一方面看，正如德波指出的那样，不断的技术革新正是现代综合景观呈现的五个主要特征之一。因此，AI技术或许正以受众尚未察觉的方式，悄无声息地重构着我们头脑中的现实世界，即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拟态环境”。

一、人工智能对新闻拟态环境的消解

（一）机器人新闻写作更快速客观

随着技术不断进步，可以将人类从劳累枯燥的新闻素材采集工作中解放出来的机器人写作已成为新闻生产发布方式的大势所趋。2013年，机器自动撰写新闻稿件的数量已达到了数亿篇，超过了所有其他撰写方式。

2017年8月8日，四川九寨沟发生7.0级地震，中国地震台网“地震信息播报机器人”仅用25秒就生成了关于此次地震的第一份速报，这条稿件共540字，配发4张图片，包括一些专业数据如地震参数、震中地形、热力人口、历史地震、震中天气等十几项内容，通过中国地震台网微信推送，实现了全球首发。与此同时，“地震信息播报机器人”也几乎在同一时间还生成了一篇1628字的详细报道，同时配上了9张更为详尽的图片，较之前版本增加了距震中最近的地级市、省会城市、5个县城的信息。[2]同样地，2014年3月17日凌晨，洛杉矶发生地震，类似“地震信息播报机器人”的新闻写作机器人在凌晨地震刚发生时就第一时间发布了与其相关的信息新闻。这样快速简洁的报道不但省去了人力调查所费的时间，还不带任何主观感情色彩，不偏不倚地第一时间报道事件发生的经过及结果，更客观真实地将事实准确地展现在受众面前，避免了从前记者报道灾难性事件新闻时过度地陷入煽情叙事框架的桎梏，反倒忽略了真相的持续跟进。我们所说的这种新闻叙事框架，是指嵌在文本背后的一套模式，它能帮助受众更好地了解新闻事件背后的议题、人物原型和具体语境。李希光曾说 ：“新闻框架是一只看不见的手，无时无刻不在幕后管制着新闻。”[3]这种新闻框架在信息传播中的呈现也是造成真实环境与信息环境产生偏差的重要原因之一。而机器人新闻写作有时间快、随时报道且可以做到不眠不休的特点，也因此不受时空的限制及采编人员的即时情绪和新闻叙事框架桎梏的影响，使新闻事实的呈现更加贴近客观环境，也利于受众了解事实真相。

（二）算法推荐新闻革新新闻分发方式，用户反馈方式更加多样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相关报告称，以今日头条等为代表的利用大数据技术筛选用户感兴趣新闻资讯的“算法分发”，正在成为互联网新闻的主要分发方式。易观的研究报告也显示，2016年通过算法推送的内容超过50%，算法推荐超过人工推送，已成为中国移动资讯的主要分发方式。

算法推荐满足的正是“在互联网的海量信息中，向用户推荐最具个性化的信息”这一需求，这也是移动传播时代资讯聚合平台制胜的关键。从以前的传统媒体到社交媒体，再到现在大数据时代的算法分发，媒介技术的进步实现了使信息围绕人而更自由地进行流动，让人对信息的使用获得更灵活的掌控，从而尽可能满足每个人不同的价值和需求。至此，曾在传播学研究历史上风靡一时的“魔弹论”似乎已被完全击垮，受众再也不可能被动地接受那些有大量隐喻和意识形态隐藏于背后的新闻信息，更不可能像柏拉图的著名比喻“火焰囚徒”中所描述的囚徒那样，完全由倒映在面前墙壁上的画面来构建自己脑海中的现实世界。他们可选择性地接收与自己价值观和其他需求相符合的新闻信息，从而能相对自由地感知身处的客观环境，并据此采取相应行动，这些相应的行动即我们所说的受众对信息的反馈。人工智能更是使这些反馈深化到人的生理层面，用户阅读行为本身就是反馈的过程，如点击量、浏览量、眼球停留时间等，以及心跳和血压等生理数据，都是用户反馈的内容。这样直截了当的信息交换相当于免去了信息传播最容易引发噪声和冗余的传译过程，更加精准地实现了“千人千面”的新闻分发。

（三）新闻对话机器人的新闻评论以更中立的立场呈现

新闻对话机器人也称新闻聊天机器人，是指通过与用户进行双向互动，以对话形式呈现新闻资讯的准人工智能程序系统。简要来说，准人工智能程序系统主要涵盖两大类定义，即强人工智能和弱人工智能，而现阶段的新闻对话机器人正处在“由弱到强”“强弱共存”的复杂技术生态之中。虽然新闻对话机器人技术还处于不断发展的不成熟阶段，但这种人机交互使得“物”与“人”产生深度互动关系，实现信息直接交互。它们为用户营造出新的信息交互场景，将新闻变成对话，从过去的看新闻转变为现在的问新闻、答新闻、聊新闻等，给用户带来了新的互动体验。[4]如在与著名的“小冰机器人”的聊天体验中，用户就反映在对话语境中，机器人对新闻事实的评论采取了不偏不倚的中立态度，却又在讨论严肃话题时，语气中还能带上些许调侃和戏谑。这些在以往都是受众无法从传统新闻评论阅读过程中获得的感觉与体验。正如上文所提到的李希光所认为的那样，比起新闻事实的呈现，带有主观意识的新闻评论背后更是有一双看不见的手，无时无刻不在管制着新闻，新闻评论在帮助受众更好地了解新闻事件背后议题的同时，也让信息环境以无法察觉的方式与客观现实逐渐产生偏差。而新闻聊天机器人与目标受众的直接信息交互超越了传统“冷媒介”与“热媒介”的划分，真正实现万物皆媒，实现现实世界与拟态环境的边界进一步消融。

二、人工智能对新闻拟态环境的重构

（一）为实现商业需求的技术进步加剧了消费社会的幻象?

英国著名社会学家鲍曼在其著作《被围困的社会》一书中曾提过：“消费不再是实现目标的手段，它除了自身的维持和强化外，没有任何其他的目的；它除了自身之外，并不服务于任何其他的目标，消费应该是‘天职’（毕竟天职是既不需要，也不容许理性解释的、禁不住的、强迫的、上瘾的和自我推动的冲动）。”[5]鲍曼的批判指向了一个消费社会的来临，从各种社会学流派到各种文化批判理论，从法兰克福学派的发达工业社会理论到伯明翰学派的大众文化研究，“消费社会”成了一个评判当代社会变局的概念标尺。[6]

有专家认为，相比起前两次人工智能热潮是以学术研究为主导，第三次人工智能热潮的崛起明显是更为商业需求服务的。德波也曾指出不断的技术革新是现代综合景观形成的五个主要特征之一。而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人们在享受其给生活带来的便利之外，也更沉迷于智能技术的泛娱乐造成的“娱乐至死”的困境，以及在消费社会的“符号消费”忽略了商品的“使用性”后，带来的虚假的社会地位和身份以及如泡沫般麻痹精神的快乐景观。这类幻象经常出现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如前段时间引发热议的某直播平台上的人气“网红”在一次日常直播中，由于技术失误或网络中断的原因，终于露出了其“真实面貌”，原来这位“年轻貌美、音色甜美可人”的“青春少女”竟是一位年逾六十的老妇，而其漂亮的面孔和清脆的声音都是面具和AI技术的装饰结果。当这讽刺的一幕出现在直播画面中时，据说每天都给这位主播刷出近万元礼物的“头号粉丝”气得当场注销了该直播平台的观看账号。这似乎只会出现在写手的“爆笑段子”里的网络笑话，竟成了当今网络信息传播时代真实发生的故事。在人工智能技术的“支持”下，我们连自己的亲眼所见都无法清晰地判断其真假，人们为了根本不存在的虚构的美好而肆无忌惮且疯狂地消费着自己的感情与金钱，他们仿佛坐在观众席观看一场假面舞会的观众，他们的精神被麻醉着，意识被控制着，一心沉浸于这场盛大却虚假的景观盛宴中。费尔巴哈曾先验性地描述过类似景象：多数人，即我们身边普通的芸芸众生，他们在“一种痴迷和惊诧的全神贯注状态”中沉醉地观赏着被“少数人”控制和操控的景观性演出，这种迷人性的“看”“意味着控制和默从，分离和孤独”。而控制和操控着幻象的“少数人”也有别于我们以前在其他理论中常到提的资本操控的少数人或精英主义论中的少数精英们，这里的“少数人”同样也是被消费社会牵着鼻子走，且丧失了准确的自我认知的一群人。库利在《社会组织》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镜中我”概念，“人们彼此都是一面镜子，映照着对方”。他认为，人的行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自我的认知，而这种认识主要是通过与他人的社会互动形成的，他人对自己的评价、态度等是反映自我的一面“镜子”，个人透过这面“镜子”来认识和把握自我。库利还认为，我们通过想象别人对我们的行为和外貌的感觉来理解我们自己，因为这里的自我正反映了别人对我们的意见，所以叫“镜中我”。[7]而人工智能在直播平台上提供的堪称“换脸”的技术让人与人之间“镜子式”的反映完全失去真实性，人们对自我的认知也产生巨大的偏差，一味地沉浸在他人给予的虚假的美好幻觉中不愿清醒。最近基于AI换脸技术推出的大火的应用程序“ZAO”也是一样，在过度美化了自己的外貌后，沉浸于自己营造的不准确自我认知的拟态环境中，在过度娱乐化的幻象中迷失了自我。社会学家戈夫曼认为：人生是一场表演，而社会则是表演的舞台，他还说：“我所面对的不是社会生活的结构，而是个人在他们社会生活的任意时刻所拥有的经验结构。”戈夫曼所说的“经验结构”就是一种表演框架，对人的行为产生影响的东西。虽然每个人都在社会这个大舞台上进行着不同形态的“表演”，这种“表演”或许本身就在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下或因个人社会心理状态的不同而存在一定的“粉饰”成分，但人工智能的技术应用在这些方面无疑让人更丧失对自己的准确认知，而给这种“粉饰”涂上了一层更鲜艳的颜料，使我们陷入自己创造的五光十色的虚拟环境中。

（二）事先设定好的程序只不过是拟态环境的另一种缩影

虽然用户在与“小冰机器人”聊天的过程中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奇妙体验，但事实是它们的回答、提问或算是有针对性的新闻评论，都是在事先积累的人类对话库和互联网资料库中，根据一系列智能技术操作而查找出的最有可能匹配的回答。另外，《纽约时报》曾在橄榄球比赛报道中直言不讳：“尽管有大数据作为支撑，但和NFL教练相比，我们的机器人生成的报告更倾向于乐观。”因此，那些看似真实且立场中立的答案只不过是短暂蒙住了用户眼睛的骗术，实则仍是信息虚拟大环境的一个缩影罢了，而如果我们向机器人提供了带有偏见和倾向的数据，机器人新闻写作也会带有这种偏见或倾向。

美国学者M.Minsky于1975年首先将框架概念引入计算心理学。在他建立的这一学科中，Minsky把框架当作一种心理手段，用以表征范畴（Domain）知识[8]。Minsky认为，框架是有组织的知识束。一方面，框架按主题或者序列方式对记忆中的经验加以组织，比如模板活动、规约过程、语言结构、空间对象排列，等等；另一方面，框架又对新的对象或者情景做出预期。因此，框架是一种“认知结构方式”，也是一种“与某种经常重复发生的情景相关的知识和观念”，还是“某个事物和事件的典型（Stereotype）”，更是“纯语言知识和概念知识之间的一个界面”。这一理论在新闻传播研究中非常普遍，在框架理论的基础上，新闻传播本应该呈现开放性、多元化的发展特征，但随着技术发展，这种开放和多元化的趋势竟有逐渐消退的趋势。新闻对话机器人根据预先设定好的程序从人类对话语料库，或从互联网的已有资料中选取信息向用户输出，无疑更增加了某种经常发生的情景或相关知识和观念的再现频率，也使某种典型的刻板印象更加深入人心。这使认知框架成了束缚人思维的枷锁，让使用人工智能的用户无法逾越固有知识框架的限制，去看到框架外部更广阔的事件和更多元化的知识。这些导致社会知识生产模式僵化、生产速度变慢，人类的知识和以往的丰富经验构建出的语料库反而成了禁锢人类自身的囚笼。而每个人无论是从表层的理性认知还是从深层的隐形欲望都跌进了这一景观之中，陷入不自知的自我满足的幻觉之中。

（三）过量的算法推荐新闻使受众陷入“信息茧房”的桎梏

美国学者在桑斯坦在《信息乌托邦——众人如何生产知识》一书中曾提出，在信息传播过程中，人们只注意自己选择的和令自己的愉悦的信息，而将自己桎梏于像蚕茧一般的“茧房”中。[9]基于大数据技术的算法推荐新闻完全根据用户的喜好和兴趣，用户倾向于获取与其态度和价值观相一致的同质类信息，而在茫茫信息海洋中失去了异质化信息的接触能力和接触机会，沉浸于不同于外界媒体所呈现而是由自己所营造的另一种更狭隘的拟态环境中。

这种拟态环境不仅会造成人们对现实世界的认知偏差，还会造成更多有害的影响。比如，（1）同质化的低俗娱乐内容会影响用户的心理健康。我们打开某些新闻客户端，有些自动弹跳出来的广告推荐充斥着娱乐八卦新闻、色情新闻、血腥暴力新闻和价值观扭曲的新闻，以及一些标题似乎吸引眼球但点进去具体报道却不知所云的新闻。自制能力较差的读者长期阅读这类新闻，便会逐渐放任其麻醉自己的精神且丧失对真正有价值、有意义的议题的思考。这不但浪费了读者宝贵的阅读时间，还有可能影响其原本正确的价值观判断，对其心理健康造成消极影响，更加严重的是，新闻报道里的一些不良行为还容易引起效仿，从而造成严重的后果。如模仿某网红在家自己用易拉罐制作爆米花而最终爆炸导致死亡的一位网友就是一个惨痛而真实的例子，需要引起大家的警惕。（2）缺乏多元信息影响受众社会参与度。推荐算法只为用户推荐他们感兴趣的内容，从而隔绝了多元化信息的获取渠道和具体内容。人与人之间的共同信息量减少，就导致人们缺乏共同关注的事件和议题，缺乏由沟通构建的“共同体”，伴随着网络发展带来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接触减少，群体与群体之间缺乏互动的状态成为常态，群体极化现象更加加剧。这样，受众对社会上发生的事件不仅难以知晓，就算知晓了也难以通过群体传播与更多的人进行意见交换，正如莫顿的精神麻醉说提出的那样：大众传播的产品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对事物的关注和讨论上，而不是对此采取相对应的行动，于是人们养成了消极旁观的冷漠态度，受众长此以往就容易和社会脱节，受众的社会参与度、社会责任感相对也就降低。（3）容易造成群体极化现象。群体极化最早是由詹姆斯·斯托纳于1961年研究群体讨论的现象时提出的。它指的是“在一个群体组织中个人决策因为受到群体的影响，容易做出比独自一个人决策时，更极端的决定”。[10] “信息茧房”使个体相对独立，信息交流相对缓慢，每个“茧房”有内部的信息交流和活动机制，因此很少与外界产生信息交换，而群体组织的匿名化特点更方便了“茧房”内部的交流，从而强化了“茧房”间的关系纽带，当有与个体切身相关的突发事件发生时，正如古斯塔夫·勒庞所说：“所有的群体无疑总是急躁而冲动的。”因此，处于算法推荐新闻包围下的受众由于缺乏和外界的接触，缺乏多元化意见的影响，就更加容易产生极端的决策行为。

结论与建议：弱人工智能还需不断改进，人类需保持清醒头脑。

（一）仍要保有独立自主思考的能力(www.xing528.com)

人工智能的发展虽然在很多方面代替了人类劳动，如机器人新闻编程写作等代替了人类记者的新闻写作固有框架，但目前的人工智能仍处在不断发展完善阶段，还属于弱人工智能，它们虽然拥有极快的写稿速度和相对客观的事实呈现能力，但并不能跳脱程序的设定，进行独立的思考与判断，更不会在写作的过程中加入自己对新闻事件的独特思考，更无法更深层次地分析事件背后所反映的具有代表性的现象及蕴含的道理。另外，更严重的一点是人工智能并不具备分辨新闻来源真伪的能力，只是一味盲目地传播扩散热门话题，或一味根据读者的阅读偏好推荐娱乐性极强的新闻，这就使新闻的真实性和其真正拥有的价值性无从考量。因此，作为人工智能时代主要用户的我们不能一味地只看技术发展给我们带来的便利，而应保持清醒头脑辨别哪些是真实信息，哪些是自己真正需要的信息，提高自己的新闻素养，不要一味地跟风，使技术的发展为我们服务，而不要沦为技术决定论的附庸者。

（二）不要被消费社会的幻象蒙蔽双眼而陷入一味的享乐

凯尔纳认为现代社会中一种“景观的‘屈从式消费’”使人远离生活的积极参与和创造。AI技术在不断发展，给用户提供了更多前所未有的新奇又刺激的娱乐方式和消费途径，这仿佛预示着下一个更加“娱乐至死”的时代的来临。只需人类下一声命令似乎就能为其做一切的智能机器人，疯狂的“换脸魔法”，我们无论是从表层的理性认知还是从深层的隐形欲望都陷入了一场“拜物教”的狂欢，在人人都为之疯狂的技术胜利和看不到尽头的娱乐之中麻木地快乐着，屈从地消费着，我们无疑在这片五光十色的景观之中迷失了自我。我们忘了自己的真实生活并不能被这些智能机器支配，也忘了再聪明的人工智能也有隐藏的缺陷与危险，如在2016年5月7日，发生了第一起自动驾驶失灵导致人类死亡的事故，虽然这是极少发生的小概率事件，但也足够起到警示作用。因此，我们应理性消费人工智能，使它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达到一个平衡状态，也应理智地控制娱乐事件和娱乐方式，而不能一味地沉迷于这场巨大的狂欢，成了“符号消费”的傀儡。

（三）跳出知识框架和信息茧房的束缚，获取更广阔的信息与知识

无论是智能新闻生产只以挖掘用户喜好为导向，从而导致了同质化新闻的泛滥，还是运用设定好的程序从事先准备好的语料库中摘取信息，从而导致知识框架的固化，智媒时代和人工智能时代的信息爆炸有时不仅没带来信息与知识的增长，反倒与其背道而驰，使我们陷入一个个的困境。

因此，我们应该跳出算法推荐的“舒适圈”，拓宽接触异质信息的途径且尽量多接触异质化、多元化的信息，及时补充自己的知识缺失。另外，人工智能算法本身也应该不断实现对用户需求的全面了解，比如可以将用户的行为数据和社会关系属性设计相结合，不仅要根据用户行为特征，满足其显性需求，提供其感兴趣的信息；还要结合用户的社交圈子，提供其需要的信息，改善片面的信息推送，尽量避免为用户构建“信息茧房”的现象。

总之，从技术发展史角度看，迄今仍处在人工智能发展的初级阶段，不过，以大数据、深度学习和互联网为支撑的第三次人工智能浪潮的到来，不仅给各行各业的从业者从理论和实践上以强烈的冲击，解构又重构着行业规则和生存环境，也因其明显的实现商业需求的目的，使消费社会的幻象愈演愈烈。但人工智能时代的新闻传播业的发展应是智慧和智能同时发展，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和谐统一。我们虽身处这种五光十色的景观之中，但仍应保持自己该有的清醒的情绪和清楚的认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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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孙志男. 人工智能对传统新闻生态的变革与重塑［J］. 新闻论坛，2018（02）：8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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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MINSKY M. A Framework for Representing Knowledge［ M］∥WIMSTON P H.The Psychology of Computer Vision. New York： McGraw-Hill，1975.

[9]［美］凯斯·R. 桑斯坦. 信息乌托邦——众人如何生产知识［M］. 毕竞悦，译.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10]［美］凯斯·R. 桑斯坦. 极端的人群：群体行为的心理学［M］. 尹宏毅，郭彬彬，译. 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