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建首个新闻专业高校，何微新闻奖优秀文选第三辑发布

——从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史馆说开去

撰写本文的缘由

写下这个题目及开头的文字，便有点悔意。正逢西安桑拿酷热天气，每日三十八九摄氏度，一个76岁的孤老头儿自做自吃，将正编的《诗画比翼》《报人说报》两书稿暂且搁了，将陕西省农民诗歌学会约定的学术论文弄一半暂且搁了，将《何微文集》编辑出版策划书弄一半暂且搁了，一边坐在写字台前爬格子，一边张望窗外火辣辣能烤羊肉串似的大太阳，写这个在常人眼里与自己不相干的高校教育史篇章，何苦来哉？我给自己找理由、解心宽：西北政法大学是我的母校，校友为母校効力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是报人，现在还做陕西省报刊广电审读员，与高等新闻教育史也沾亲带故；过去写过西北政法大学校史随笔与李敷仁、范长江、何微这些中国新闻学界巨擘的研究文章，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史馆若离开这三位旗帜性人物，将是一幅遭扭曲或掩饰历史真相的图画，而历史遭受扭曲，将会导致数典忘祖、贻误后代的可怕结局。于是，我决定，既已开了头，便须煞尾，从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史馆说开去，考证中共创建的首个新闻专业高等教育机构的起落，由点到面，发掘其中中国新闻史一个长期被忽略的全局性学术议题。如此这般想一下，始觉得心胸豁亮起来。

10年前（1996年5月28日）在西安一家小报为我开的《长安回望录》专栏里，我用笔名“卜元”发表了一篇教育史随笔《“一母同胞”八大院校》，指出当时的西北政法学院（今西北政法大学）、延安大学、北京工业学院（今北京理工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农业大学、沈阳鲁迅美术学院、沈阳音乐学院是“同根所生”，都是由陕北公学——延安大学（华北联大）派生出来的，有共同的校庆日（1937年9月）。1937年10月19日，毛泽东专程前往陕北公学参加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并作报告、题词。我将这篇小文章交给时任西北政法学院院党委书记、同窗学友张力。张力很激动地说：“你将校史重写了！”从此西北政法大学将建校史向前提了21年。嗣后，前述其他七所高校也都改变了自己的校庆日。

2016年5月14日，由陕西省传播学会主办，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武汉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陕西日报社、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协办的何微先生百年诞辰与“西北何”新闻思想研讨会期间，我获知，现在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孙江院长要办院史馆。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主意。家有家谱、族有族谱，村、乡、县、市有志，校院有史，记住自我谱牒史志，路会越走越宽。人要知道自己姓甚名谁，一个学校、院系专业也一样。院史馆不光起招生广告资料库的作用，更是新闻传播学院学生进校后的第一堂生动、直观、形象的教育课。由此，学生知道拿了父母的血汗钱来到这个学院为着何来。看这样的院史馆，比讲空洞无物的大道理好。当然，不仅如此，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与中国所有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四川大学、兰州大学、西北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名校的新闻传播学院之不同在哪里？从自身历史传统、历史经验出发，将所有教授、讲师、博士生、硕士生、本科生的心，驱向、引向一个特立独行，具有创新性、传承性的专业目标上，培养、孕育高标准的适应当代新闻传播需要的一流人才，才是院史馆的崇高定位与进取性高地。我看，这不是“作秀”，是一件应“真枪实弹”干的新闻性文博事业。何微先生去世后，他的藏书和资料，包括几件书柜都被捐赠给了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开始，我到母校必往观看那间灰尘越积越多的屋子。后来未见什么动静，也没那个心思再看了。17年后的今天，我非常高兴，并热烈祝贺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史馆的筹建与开馆。

我在《“西北何”的生命之塔》里指出：“西北政法大学新闻系有三个历史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创办《老百姓》报的李敷仁，遭特务行刺，被‘地下党’救回根据地，主持延安大学时期。第二个阶段，是何微教授20世纪60年代坚持（将）创办的西北政法学院新闻系（本科）完成。这个新闻系中途被迫停办，成为他的一块心病。改革开放中，他第一个提出恢复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并打电话召我到他的书房，口述可行性报告，对学院（法制新闻系）的专业定性、宗旨、课程设置、师资配备、招生、毕业生（去向）等，由我记录、整理，他一字一句推敲改定，向有关部门上报。他还要我找同级校友、时任学院党委书记张力，省教委主任刘炳琦见他，反复叮嘱，促进‘复系’。第三个阶段，是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正式获准恢复，（这）虽是他身后‘迟来消息’，但对先生的殷殷期望毕竟是一个‘交代’。何微先生身后将藏书、学术资料，全部赠送给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是深有寄托的。”（刘荣庆《从新闻黑洞跳进又跳出》第一卷报坛撷英第179页，作家出版社2008年版）

鉴于前述渊源，我再给院史馆贡献一点学术研究成果——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追溯起来，是中国共产党战争年代在中国首个，也是唯一一所在红色根据地创办的新闻专业高等教育机构。截至今天，它经历了三起两落，已成为板上钉钉、不可更易的史实。可以说，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历史，是一部三起两落史。这个院史馆的书写、陈列脉络，也是三起两落的。这里面有很多可歌可泣的历史故事需要传扬，有很多新闻教育经验教训需要梳理、探讨、总结。研究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历史经验，是一件严肃的工作，现在先初步把院史馆概貌、雏形弄出来，进行粗线条展示，真正地书写院史，恐怕需要一个小小的学术团队逐步开展。

我这样说，并非消极悲观，因前车可鉴。笔者不是治中国教育史的学人，但我认为，我们应当将革命的教育传统与行之有效的教育经验加以总结与推广。我们在以宽阔的胸襟吸取外国教育的优秀因子、传承本民族历史教育精华的同时，也不能无视自我、否定自我。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三起两落，有着时代印迹，对于当代与后世教育管理者来说具有强烈的历史价值、预警价值及当下的学术研究价值。它与蔡元培当年在北京大学（后来北京大学新闻专业在院系调整中并入中国人民大学）、于右任在上海复旦大学办新闻专业相比，存在显而易见的社会文化环境、师资教材与培养目标的区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闻学界、新闻教育界涌现的学术泰斗“北甘南王西北何”，恰好，甘惜分教授在中国人民大学，王中教授在复旦大学，何微教授在西北政法学院（今西北政法大学）。历史老人真会开玩笑！这是偶然性所使还是在偶然性里藏了天缘际会的必然性？这不是本文的意旨，且不说它。

追溯西北政法大学的历史上限

西北政法学院（今西北政法大学）的上限西北人民革命大学、中央政法干校与延安大学、陕北公学的承袭关系怎么断定？

1937年9月在延安成立陕北公学。1939年7月陕公、鲁艺（鲁迅艺术学院）、安吴青训班、延安工人学校四校部分师生组成华北联合大学，与抗大（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合共1700人去“敌后办学”；1941年9月陕公、安吴青训班、中国女子大学等合并成立延安大学（陕公历史结束）。1943年4月、1944年5月两次教育调整，将鲁艺、自然科学院、新文字干部学校、行政学院、民族学院先后并入延大。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延大的自然科学院全部师生、鲁艺大部分师生、行政学院一部分师生调往东北、华北地区。延大规模缩小，取消院系编制，将各系改为班。延大于1941年9月南迁西安，8年（不含陕公时期）共培养了一万多名各领域的干部，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建设输送了一批卓越的人才。

有学者割断陕北公学与延安大学的历史脐带，将四校合并为延大作为西北政法大学历史的上限，是不符合战时高校速成办学实际的。组成华北联合大学去“敌后办学”的是部分师生，而非全部，否则延大怎么组建？抗日战争胜利后，延大一部分师生调往东北、华北地区，亦如此，延安大学缩编继续办学，并非万丈高楼平地起那样另起炉灶。

李洪林回顾：“（1948年）中央机关都撤光了，只有西北局在延安。可是仍然有很多青年知识分子从蒋管区来到陕北，进入延安大学学习。我就在延安大学工作，校长是李敷仁。当时解放战争进展很快，急需干部，延安大学就进行短期培训，几个月毕业。我在这所干部学校的教务处工作。1949年5月西安解放，延安大学迁到西安，更名为西北人民革命大学，主要还是为新解放区培训干部。许多青年知识分子之所以倾向共产党，就是因为共产党高举新民主主义的旗号，自由、民主、进步等口号对于这些知识分子还是很有号召力的。”（2012-08-13李洪林、马国川《回首“理论风云”》）

1949年3—4月，西北局书记习仲勋主持召开西北局常委会，专门研究延安大学为西北解放加紧培训大批干部的事宜，决定西安解放后，将延安大学从延安迁往西安，改名为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同年5月20日，西安解放。根据西北局常委会决定，延安大学迁址西安及更名为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后的招生工作全面展开。6月25日，原延安大学总校和韩城分校正式合并，易名西北人民革命大学。陕西省政府主席马明方兼任西北人民革命大学校长、李敷仁为副校长。1950年4月，西北局决定马明方不再兼任校长，任命李敷仁为校长。9月21日，该校在校部（原裕秦纱厂）广场隆重举行第一期开学典礼。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讲话：“正当人民政协开幕，中国人民解放军向西北大进军，全国解放快要胜利之际，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在今天举行开学典礼，是有它的历史意义的。”他指出，西北在全国胜利的形势下已接近全部解放了，“从此以后，我们担负的任务已不是战争，而是和平建设，这个任务比战争的任务要艰难百倍。军事的胜利仅仅是推翻了敌人的上层建筑。现在经济建设的任务，农民彻底解放的反封建任务，还未大规模的着手进行，这些任务都是担负在我们肩上的。西北人民革命大学担任起了培养干部的任务，这是我们一个强大的政治兵团，要我们率领广大群众去和我们的残余敌人与封建势力搏斗”。

西北人民革命大学从1949年6月25日正式成立，到1953年6月改组为西北政法干部学校，历经近4年时间，培训了一万余名青年知识分子。笔者尚未查到确切史料，推测西北人民革命大学新闻班因有悖于西北政法干部学校的办学方向与培训对象而停办。这是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第一次衰落。

1954年底，西北政法干部学校更名为中央政法干部学校西北分校，校址由高陵县通远坊迁至西安南郊。1958年9月，西北大学法律系调入中央政法干校西北分校，成立西北政法学院，这是西北地区第一所高等政法院校。1998年3月18日，习仲勋为西北政法学院建院40周年题词：“学法用法，以法治国。”2006年11月，经教育部批准，西北政法学院更名为西北政法大学。

西北政法大学从1937年陕公迄今的历史链条环环紧扣，是清晰可考的。

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历史上限

鲁艺是1938年4月在延安成立的，开初设置戏剧、美术、音乐三个系，后来又增设文学系。文学系内曾开设新闻选修课程（注：新闻学与边区教育任选一种）。延安大学新闻专业的正式开设在1946年，当时根据战争与根据地形势需要，开设了政法、会计、教育、新闻班，这是改系为班的建制。当时由教育家江隆基任副校长主持学校工作。这一年9月，江隆基调任陕甘宁边区任教育厅副厅长，由新闻学家、民俗学家李敷仁接任延大校长，李之钦、于藻先后任副校长。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历史上限，是1946年，2016年恰逢70周年院庆。

当我提出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追溯起来，是中国共产党战争年代在红色根据地创办的中国首个，也是唯一的新闻专业高等教育机构这样一个学术命题时，我知道所写的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小史，也仍属教育史的学术话语。

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历史，是一部怎样的三起两落史呢？

李敷仁（1899—1958）、范长江（1909—1970）与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第一次兴起

由成仿吾、罗迈（李维汉）先后担任陕北公学校长，吴玉章、周扬、江隆基、李敷仁先后担任过校长的延安大学，究竟是在何时建置了新闻专业的？

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第一次兴起，必须肯定曾任延安大学、西北人民革命大学校长的新闻学家、民俗学家李敷仁。李敷仁就任延大校长时，办起了新闻班。坚持在战火中办新闻专业，用崭新的新闻学说办新闻专业的，也是李敷仁。我在《李敷仁和他主办的〈老百姓〉报》（原载《陕西地方志》1993年第1期“陕西人物栏”，后收入刘荣庆著《从新闻黑洞跳进又跳出》第一卷报坛撷英第170-174页，作家出版社2008年版）一文里，较为全面地评介了当时走遍天涯海角的《老百姓》报，在李敷仁办报宗旨、办报方针指导下采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内容与形式，采编人员——一群不为名、不为利、不怕苦、不怕死、甘愿为《老百姓》报献身的知识分子，在国民党统治区如何了解老百姓、学习老百姓。李敷仁生于陕西咸阳北杜镇，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1月在西安创办《老百姓》报，宣传团结抗日，1940年4月18日该报被国民党陕西省府蒋鼎文勒令停刊。1944年春创办《农村周刊》，出版三期后，由于得不到“许可登记”被迫停刊（后附作于《国风日报》副刊）。1945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并主编《民众导报》。1946年5月遭国民党特务暗杀，被中共地下党救出而幸免于难。刽子手闻风又来追杀，村民严密封锁消息，多次冒险转移居所，随后在老百姓掩护下，中共陕西省工委派人将其护送至延安，虎口余生，大难未死，李敷仁曾为此赋诗一首：“知尔杀人救不清，焉知民力大无穷。一滴鲜血一抔土，杜鹃血染麦浪红。”

李敷仁于1946年7月进入陕甘宁边区，延安中央医院院长徐根竹前往马栏为他治疗、护理，取出嵌在他体内的那颗子弹。7月17日，李敷仁到达延安，7月2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盛大欢迎会，林伯渠、谢觉哉、徐特立、陆定一、习仲勋等多位领导人出席，赵伯平报告了脱险经过。8月，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央负责人先后接见他。毛泽东说：“李敷仁同志，你胜利了，我向你祝贺。”并高度赞扬了李敷仁坚持正义、坚持民主、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

1946年李敷仁就任延大校长后，由于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又主持报纸采写编评与发行业务，熟悉教书育人与新闻业的运作规律，当即提出设立新闻班。李敷仁千方百计克服战火纷争时期开办新闻教育的种种困难，摸索出了一整套关于战时新闻教育的培养模式、工作机制，直接领导了当时的延大新闻班由“野战大学”向正规化的新闻教育转变。

新闻班创办后，李敷仁聘请闻名中外的记者范长江担任班主任。范长江于1937年11月4日创建了“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脱离《大公报》后，范长江于1938年10月20日成立了“国际新闻社”，突破国民党当局新闻封锁，编写国际新闻通讯，撰发特约专电专稿，培养新型年轻记者。“皖南事变”爆发后，“国际新闻社”与“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同时被国民党当局关闭，通缉相关人员，范长江等被迫转移至香港。抗日战争胜利后，解放战争爆发。1946年5月，范长江赴南京，任新华社南京分社社长及中共南京代表团发言人。同年11月国共和谈破裂，范长江与周恩来一道返回延安，恰逢李敷仁出任延大校长，主张增设新闻班（1946年12月招收了新生）。李敷仁、范长江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相识，惺惺相惜，对新闻班的教学非常重视，均主张纵使在战争环境下，也“一定要搞下去”。范长江热情地给新闻班供应报纸，并建议“先学些适应的（新闻）基本知识”，着手编写新闻学讲义、新闻教材参考资料，多次到新闻班给同学讲话，强调这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个大学新闻系，很难得，大家一定要珍惜，好好学习。范长江还抽空为延大师生作时事报告，分析当时国内外局势，介绍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在南京、上海与国民党及美国当局进行谈判斗争的情况。1947年3月，胡宗南进攻延安，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撤离延安。范长江带领他任总编辑的新华社的一支精悍人马，随中央坚守陕甘宁，转战陕北，行踪飘忽不定，无法再兼任新闻班班主任。（参见杨翊《李敷仁、范长江与延安大学新闻班》）

李敷仁亲自创建的新闻班的学生健在者均已高龄。刘志丹将军的女儿刘力真从延大毕业后留校工作（前年去世），她的丈夫张光就毕业于新闻班（曾任陕西日报党委书记、总编辑），张光在临潼县交口镇白杨树寨子小学读书时，地下党员、教员李根蒂亦进入延大新闻班，师生成为同班同学（李根蒂，临潼县新丰镇冯李村人，后在《人民日报》当记者，已去世多年。其父李林初1925年加入中共）。范长江就是他们的班主任。

我在有关文章中曾介绍过上述情况，稿件经刘力真、张光审阅了的。张光说：“李敷仁初入边区，与我父亲住在一起，认识我。我找他说：‘李校长，我想报考新闻班。’李敷仁笑道：‘你这么小个娃娃，也想当新闻记者？’1935年我五岁起在本村上小学，1942年起在徐杨上中学，都办过壁报。祖父过去订《西北文化报》、《老百姓》报，我也爱读。1943年在马栏上师范，我也办壁报。报考延安大学新闻班时考试的方式很简单——写一篇稿子，加上老师口试。这难不住我。考上延大新闻班后，范长江老师告诉我们，这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个大学新闻系，很难得，大家一定要珍惜，好好学习；先学一些适应时局的新闻基本知识。他特别强调新闻的真实性原理，不要说空话。范长江和陆定一，还有一批名记者，登台给我们授课。”（刘荣庆著《从新闻黑洞跳进又跳出》第一卷报坛撷英《一生最堪回首处，献身报业笔唱歌——散记张光》第33-34页，作家出版社2008年版）1947年10月，17岁的张光先后到新华社西北总分社和《边区群众报》当记者。《边区群众报》于1948年1月10日更名为《群众日报》，办报的路子与《边区群众报》是一样的。张光说：“我们办报走的通俗化路线，稿子写好了，先念给老百姓听，念得顺口，听得顺耳，粗识字的人甚至文盲能够听懂、说好，再登在报上。李季、金照、柯蓝等诗人、作家，都在我们报社，也用这种法子写稿。”1947年胡宗南的部队进攻延安。3月17日晚上，在准备撤退的坚壁清野中，报社工作人员把七年多所出刊的363期《边区群众报》合订本，埋藏在一个旧窑洞里，做了一些伪装。一年以后收复延安时，才发现被埋藏的《边区群众报》已经被国民党军队挖出来付之一炬。张光说：“这当然是中国新闻史上一次重大损失。”1949年3月，张光任陕东地区（即今渭南市辖区）新华社支社社长、1949年6月兼任《群众日报》机动记者。他说：“我的记者证和枪证，如今都作为革命文物，收藏在延安新闻纪念馆。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在那里参观后说：‘过去当记者，又要打仗，又要写文章！’”（参见刘荣庆著《从新闻黑洞跳进又跳出》第一卷报坛撷英《一生最堪回首处，献身报业笔唱歌——散记张光》第34-35页，作家出版社2008年版）

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对李敷仁、范长江肩并肩办延安大学新闻班的这段光辉史应当进一步抢救性发掘、梳理，作为院史馆开篇记录下来。因为，它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高等新闻教育史上书写的光辉的第一页。

“野战大学”新闻班的存在是一个历史奇迹

同时，在放弃延安的转战途中，李敷仁肩负着延大全校师生安全转移的重任。他在《延安大学战时生活》一文中，颇为详细地记录了1937年3月14日整队出发离开延安，在一年多的艰难危险环境中开展“战时教育”的故事。他概括说：“日寇把延安城里炸成瓦渣滩了，这才建设延安南关。抗日战争胜利后，延安各高等学校师生大多背上行李，向东北、华北及解放区去，这才又重新整顿设立延安大学。可是1947年春，蒋介石又大举进攻延安了，延大全校卷入战时生活。”目前尚未发现李敷仁战时直接指导新闻班采写新闻的史料，但在他遗留的诗歌中，却有不少用办《老百姓》报时那种通俗浅显、朗朗上口的韵文体书写的诗稿。这在当时的社会文化状态，是最有效的传播方式，也是给延大新闻班采写新闻的示例。例如，《花石砭，太阳照——给延大同学会黑板报题诗》：“花石砭，太阳照，∕

延大办了个黑板报。∕黑板报，呱呱叫，∕把学生生活切实报道。∕要简捷，要扼要，∕要通俗，∕要有文艺味道。∕校闻通讯也好，∕各班消息也好。∕或是大灶，或是马号，∕或是那个自习不到，∕都能上报。∕没有好生活，∕谈什么马列大道。”当时，延大新闻班入学学员文化水平并不高，转战中纸张、蜡纸、油墨等办油印小报的材料稀缺，黑板报便成为学生新闻实习的园地。李敷仁的这首诗，其实也是延大新闻班学员的学习与生活点滴实录。李敷仁1947年3月的《延大长征》、4月13日簿暮《望南梁念刘志丹同志》、4月17日于庆阳北山《觅得抗大校址》，《春到北山》序：“4月20日军分区司令部函，余率先头师生，到白马川布置临时校址，道路传闻，顽军又陷合水及凹子环县等地。”还有4月21日《华池》、5月1日《悦乐撤退时》，《忆五一》序：“去年今日蒋胡密令特务捕我，连击两枪未死，今胡匪又举兵20万残害西北人民，占领民主圣地延安。余率命率延大师生来陇东分区之日，即胡匪二次侵入庆阳、合水屠杀人民之时。余昨晚到悦乐，胡匪今朝即犯悦乐，枪声隆隆中，余随地委出悦乐城，道中有感而作。”延大新闻班学员就是这么随校长在行军途中学习的。李敷仁1948年1月22日用五言快板体写的《延大告别吴家湾》叙述由陕西到山西的历程。1948年3月26日《春日渡黄河》《清涧城内歌战场》、5月13日《回到延安》，延大才结束了转战一年多的漂泊办校岁月。将李敷仁《延安大学战时生活》一文与在此时期的诗作、诗报道结合起来，延安大学战时新闻班的学习与生活仍然是可以厘清的。例如，1947年中秋节前后，在山西临县吴家湾改米脂中学为延大附中，扩大教育班为两个班，一个中教班，一个小教班。他写道：“延大除原有的教育班、新闻班、高中部理科和文科外，增加了两大部分。”史料显示，李敷仁在延大亲自给新闻班上课，带学生实习。在战时，新闻班一直开办着，于藻（何寓础）、王麟曾先后任新闻班班主任。

李敷仁带领延大师生在陕甘晋战时行军中，从黄河两岸到陇东高原，以洛河河谷到长城塞外荒漠，在社会大课堂里，所到之处，都是学生的课堂。学生向实践学习，向群众学习，向书本学习，得到了与在教室只听老师讲授所不同的知识，对生活有了独特的理解与领悟。

“野战大学”新闻班存在的一年多时间，能枪炮打不垮、打不散地持续开办，是一个历史奇迹。在中国新闻史与世界新闻史上，尚未发现第二例。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对自身这段中外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经历应分外珍惜，加强史料（包括口传史）的搜集、征集、整理、考证工作，不能让它淹没，更不能以文人饭后茶余的谈资看待。

将李敷仁、范长江与延大新闻班列入重点学术选题研究(www.xing528.com)

1948年延安大学回到延安后，全校750人，规范为政法系（136人）、教育系（87人）、财经系（68人）、文学系（缺）四个学科与一个新闻班（46人），新闻班结束战时迁徙环境，而趋于正规化教学。

1948年11月初，经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批准，延大正式分为政法、教育、文艺、经建四系，学制1—2年。文艺系由文艺班、新闻班联合组成，系主任柯仲平、副主任贾芝。规定新闻班以培养新闻工作干部为目的，招收高中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力者。新闻班代主任杜夏。柯仲平是诗人，贾芝是民间文学学者，此时将新闻班与文艺班合组为文艺系，从根据地特定环境说，属教育管理体制的尝试。

1949年4月27日，延大文艺系并入西北艺校（在山西临汾）。同年5年23日，延安大学、西北人民艺术学校、西北财经学校合并为西北人民革命大学。此时，新闻班主要是为边区及各解放区培养新闻干部，开设的专业主体课程有通讯工作、新闻写作法，还有怎样编报、（新闻）资料工作、怎样编通俗报、广播编辑法、新区怎样办报等。在兼职教员中，田方讲采访，莫艾、普金讲通讯工作与新闻写作法，张思俊讲（新闻）资料工作。

陕甘宁边区教育的基本特点是，重视理论建设和理论教育，实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含寓教于乐），重视自然科学研究与教育科学研究，重视教材建设，重视师范教育，重视教育投资，办教育走群众路线等。这些，在今天仍有不少可供借鉴。延大的这些优秀传统，在西北政法大学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传承。

对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第一次起落的院史史料做抢救工作的任务十分紧迫，但围绕李敷仁、范长江两位新闻学家去展开，则是确定无疑的。

当代中国在新闻事业上设立了两个全国性最高奖项，一个是范长江新闻奖，另一个是韬奋新闻奖，2005年，将两者合并为“长江韬奋奖”。研究范长江是全国新闻专业的热门与焦点。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范长江研究，在人物列传及新闻思想的基础上，可以将重点放在两方面，一是范长江当延大新闻班班主任的断面，也就是这个短时间里，范长江在做新华社总编辑的同时当延大新闻班班主任的作为。这还是一个研究空白，一个冷门。在热点人物身上研究他的冷点，比较难也比较容易出成果。二是研究范长江在西北、在陕西的新闻实践，找“土特产”。范长江1927年为谋生计，加入了贺龙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20军教导团，随贺龙转赴南昌，参加了著名的八一南昌起义。在随部队转战途中，遭国民党反动军队的围攻，范长江与部队失去联系，辗转到了南京。1928年秋，范长江考入中央政治学校，加入了国民党。“九·一八”事变后，为抗日救国，离开学校，宣布脱离国民党。1932年初，范长江来到北平，进入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1933年下半年起，范长江正式开始为北平《晨报》、《世界日报》、天津《益世报》等撰写文笔精练、视角独特的新闻通讯。令范长江真正出名的，是1935年5月他以《大公报》社旅行记者的名义开始了他著名的西北之行及《中国的西北角》一书的出版，该书一出版便被读者抢购。“西安事变”发生后，27岁的范长江以《大公报》战地记者身份毅然决定涉险去西安、延安等地进行采访。全国人民从他的通讯中，第一次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八路军）的真容，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范长江是除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外，第一个正式以新闻记者身份进入延安的人（尽管在延安只待了一天时间）。1939年5月，在重庆由周恩来作为介绍人，范长江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中央和平谈判代表团由重庆迁往南京，范长江被周恩来指名由华中解放区飞抵南京，任代表团新闻处处长、中共对外发言人。由上述可知，在西北，在西安、延安、陕北的采访时期，是范长江人生最辉煌、最出彩的岁月。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将自己的“新闻班班主任”在本土的这段历史作为学术课题，做出深入的梳理、考证，是理所当然的。我提请母校师生特别注意，迄今的史料还没有发现范长江为另一个高校新闻传播院系当过“新闻班班主任”。仅此一点，就可以令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史馆光耀天下。

由于办《老百姓》报的影响深远，人们见了李敷仁均以“老百姓”相称。柯仲平在《悼敷仁》诗中评价他：“难忍这股同志泪，∕哭你如同哭寒晖！∕

老百姓的土香土色你最浓，∕你开出来的花儿也最红。∕敌人把你看作眼中钉，∕老百姓把你看作斗大一颗星。∕敌人要你在一粒子弹下丧命，∕老百姓救你，如同救命里的一盏灯。∕老百姓给你重新加油，∕我们的党——共产党给你重加灯芯。∕你自己加了千百倍的革命热情，∕你成了台风吹不灭的一盏灯。∕啊！你已经完全化成了革命的光明！∕我们把你哀悼啊，∕快化成大跃进的歌声。”毛泽东亲自批准追认李敷仁为革命烈士。

据李荷丽介绍其父亲1958年2月病逝时，编著出版的著作有《老百姓社论集》《浅谈报刊通俗化问题》《关中歌谣集锦》《抗战歌谣》《封建制度歌》《西京鼓词儿》《中华民族革命歌》《苏联集体农庄》等；整理成集尚未出版的有《古今谣》、《老百姓语汇考》（两集）、《中国民歌集》（上下集）、《郢上天籁集》（两集）、《中国谚语》（六集）。此外，北京图书馆藏有1939年《老百姓》报合订本。延安革命纪念馆、陕西省图书馆、陕西教育学院、民间文学出版社也收藏有教育家、报人、民俗学家李敷仁的珍贵史料。

然而，近60年来，我们对李敷仁的研究是皮毛与碎片化的。作为教育家、民俗学家、新闻学家与新闻媒体管理匠师，李敷仁在当年的中国开辟了一个媒体用通俗与讲故事的方式传播新闻信息的时代，《老百姓》报将纸质文本与民间口传相结合以取得最佳传播效果的样式，在中外新闻史上空前绝后。李敷仁在延安大学办战时新闻班及其办学方式，也是中外新闻史上的一个创举。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史馆同样应当浓墨重抹李敷仁这位新闻学院创立的始祖。我们应当研究李敷仁，重塑李敷仁在中国新闻史、在世界新闻史上的崇高地位与光辉形象。

何微与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起落

何微先生在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第二次起落与第三次的复兴中，处于一个关键性的地位，也是学术理论旗帜。可以说，没有何微，就没有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今天；而学院今后的存在和兴盛发展，也离不开何微这样一位中国20世纪后半叶的新闻学界、新闻教育界的泰斗。何微较李敷仁小17岁，较范长江小7岁，但三人党龄相近，新闻从业时间相近，都是新闻学家、新闻媒介的管理大家、新闻教育家，长期从业新闻采写编实务。李敷仁、范长江在新闻采写编业务与总编辑管理领域出类拔萃，堪称民主革命时期在国统区报业名扬海内外、纵横捭阖的风云人物。可惜，李敷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转向民盟与统战工作（任西安市政协副主席），无法在新闻业与新闻学领域继续施展才华。

何微1938年10月入延安抗大。毕业后，做战地记者，被陈赓、王震等将军称为“我们军内的刀笔，又快又利”。他是《山西日报》创始人之一，并先后任新华社山西、江苏、北京分社社长及文化部出版局负责人。在20世纪60年代任西北政法学院副院长并坚持以高标准办竣新闻系。70—80年代在任陕西日报社党委书记兼总编辑、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院长时期，创办了“文革”后中国首个大型新闻学术期刊《新闻研究》。古稀之年，老当益壮，前往武汉大学创建该校新闻传播学院、新闻研究所，主持撰写数百万字、填写全国学术空白的《中国新闻思想文集》，发表了首创性的《关于古代新闻思想发展研究》，提出建构总编辑学、电子新闻学等学术主张。并留下重要理论专著《新闻科学发展纲要》。从新闻学术贡献看，“北甘南王西北何”中的何微，具有自己的独到理论主张。他的学术建树，都是在李敷仁、范长江不幸亡故后，老当益壮、黄昏出彩实现的。

有学者说：“1962年，何微被调到西北政法学院任副院长。他在西北政法学院办的头等大事，便是创办了我国西部地区第一个新闻系。”（秦泉安主编《何微百年——一起走过的日子》第5页）西北政法学院新闻系，并不是何微先生创办的。我是1960年从临潼华清中学高中毕业经高考分配进入西北政法学院的，当时填报的第一志愿为北大经济系，第二志愿即西北政法学院新闻系。由于当时被列入留苏预备生计划，最后却既未能留苏，也没有录入北大经济系、西北政法学院新闻系，而是进入了政治经济学系。我的高中同班同学杨玉坤、李秉钧第一志愿报了西北政法学院新闻系，都被录取了（毕业后分别在《陕西日报》《人民日报》工作）。当时何微先生正在秦岭之巅的凤县进行“劳动改造”，后来获得“红旗手”奖状，被农民选为“生产队长”。1962年回到北京重新分配工作，中宣部让他在任宁夏日报党委书记兼总编辑与西北政法学院副院长兼教务长两者之中选择，何先生选择了后者。就是说，他到西北政法学院走马上任时，学校的新闻系已办了两年。因此，说何微“创办了我国西部地区第一个新闻系”不符合史实。也有学者说他“西北政法学院副院长兼新闻系主任”，也不准确，是“兼教务长”，全面分管新闻系。1989年我为人民日报《新闻战线》和中新社《对外报道》两刊撰写介绍何先生的《笔不辍耕五十年》、1993年为《新闻知识》撰写《何微新闻思想纵论》时采访过他，本人从未采用“创办了我国西部地区第一个新闻系”和“西北政法学院副院长兼新闻系主任”的说法。我写的这几篇文章，都是经何先生过目审核了的。文章发表后，他也见了首发期刊。

何微在西北政法学院副院长兼教务长任上的主要成就如下。

其一，新闻系首批两个班学生（共78名），适逢国家“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政府采取合并院校和一些专业让学生放假回乡的措施，减轻国家负担，学校有的领导根据上级“砍”“并”院系文件，主张把新闻系撤销或合并到其他学科；或降低教育标准，将四年新闻本科制改为三年新闻专科制，提前送学生出校门。何微力排众议，从国家迫切需要新闻人才与为学生终生负责的大局出发，主张克服困难，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西部首个四年本科新闻系坚持完整地办下去。

其二，敏锐地看到了西北政法学院开设闻系时，并无将新闻理论与新闻实践相结合的长远规制。当学生前四学期学完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一些人文社科基础课程，面临系统开设的新闻专业课时，学校却因新闻专业课师资门类不全、名师匮乏等问题而捉襟见肘。何微上任后，摈弃办战时新闻培训班那种急用先学的“游击”式教育观念，坚持正规化的新闻专业教育体系，依照课程开设的次序、课时需要，分门别类调来一批年富力强的中青年新闻教师，组建本校新闻教师队伍。对给新闻专业学生要讲些什么课程、开什么学术讲座、由哪位年轻教师讲哪门课程，予以精心设计和安排。年轻教员由此逐步成长起来，如桑义燐成为浙江大学新闻学院的名教授，编写了7本新闻著作；牛振武后来成为新华社广东分社的领导；孙欣伟成为西安外国语大学的名教授。

何微说：“有庙缺神、师资不足，我想办法，请北京来一批一流的新闻教授，支援我们大西北！”除自己讲课外，他赶赴北京，从中国人民大学请了后来被称为新闻泰斗的甘惜分讲新闻写作和新闻理论；著名的研究西方传播学学者张隆栋讲西方新闻史和西方的新闻观点；著名的报纸编辑学专家郑兴东讲报纸编辑学。甘惜分、张隆栋、郑兴东开设的课程，嗣后在改革开放时期成为考核新闻工作者专业职称的学科标准。

其三，坚持新闻专业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他要求新闻系学生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背诵《唐诗三百首》；将四大名著至少要读三遍，对《红楼梦》的语言、人物刻画、写作技巧要反复玩味。他说：“这些对写新闻，至关重要。”（参见刘荣庆著《从新闻黑洞跳进又跳出》第1卷报坛撷英第179页《“西北何”的生命之塔》，作家出版社2008年版）

其四，在跌宕起伏、连绵不断的政治斗争中，在1964年公开理论学习班提出“要系统地、完整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流行时弊，保持独立思考、独立见解。“以米若、石冷笔名在西安晚报开设‘秦中随笔’专栏，发表了一批文笔灿然、实事求是而又鞭辟入里的杂文”（刘荣庆著《从新闻黑洞跳进又跳出》第1卷报坛撷英第179页《“西北何”的生命之塔》，作家出版社2008年版），如《殷切的希望》《漫谈杂文》《再谈杂文》等。毛锜全省作家杂文辑集《秦风》（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0月版）一书序里，特别提到西安晚报“对发表杂文也极为重视，甚至在‘文革’前就率先辟‘秦中随笔’ 专栏，发表石冷（即何微）的一系列短小精悍的杂文。应该说是继《新民晚报·未晚谈》之后，在全国晚报之林中是开辟专栏较早的一家”。

何微在西北政法学院副院长兼教务长任上分管新闻系的工作，最终成果见于人才。从新闻系毕业后分配到红旗杂志社、现在陕西省委党校的宋正民深有感触地说：“出名师出高徒。可以说，没有何微，就不一定能请来这些全国著名的新闻学者；没有何微和这三位学者授课，也就没有西北政法学院首届新闻系学生的科学思维、新闻理论和写作水平，就没有后来成为中国新闻战线一支崛起于黄土地的生力军。50年来的新闻实践证明，西北政法学院首届新闻系学生总的政治思想水平和业务水平，是可以和人大、复旦同期同专业学生一较高低的。何微先生对我们恩比天高。我们这一批学生总共78名，进校时将培养目标定在为地、县级新闻单位培养编辑记者。可是到毕业的时候，被人民日报社、新华社、红旗杂志社等中央级和省市级媒体一抢而空，其中40名分配到中央级传媒和单位；38名主要分配到省市级传媒单位。他们之中，不少后来成为卓有政绩的厅级局领导干部与著名的记者、编辑、作家、学者。”（宋正民等《他用生命融铸了一座新闻丰碑——怀念恩师何微先生》，《西部学刊》2016年第5期）

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第二次起落留下的遗憾带有教育体制先天设计缺陷的原因。西北政法学院新闻系只办了一届就“断”了后续招生的历史现象，是何微个人所不能挽狂澜于既倒的。

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第三次兴起，我在前面已经涉及。当时，国家教委已经发现全国新闻院系办得过多过滥，仅西安公办、民办新闻传播院系专班就达20余所（含电大与成人自学考试），毕业生供大于求。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要获得国家教委批准属于“逆势而上”。何先生与我详细分析过形势，达成三点说服国家教委的理由与申报根据：一是“恢复新闻系”而非新办；二是办全国独一无二的“法制新闻专业”（并对开设课程、每学期课程设置做了相应安排），属于填补空白；三是现有师资队伍与兼职教员相结合，以何微作为学科带头人。遗憾的是，西北政法大学法制新闻系获批后，何微先生已经去世，没有看到这个他所祈盼的结果。

何微对新闻学术的主要贡献

何微先生一生的学术成就，笔者在何微先生百年诞辰暨“西北何”新闻思想研讨会上发言时，已有一个理论概括，并在《西部学刊》2016年第6期发表了《试说何微对新闻学术的主要贡献》一文。我认为，作为“北甘南王西北何”三位新中国新闻学术界泰斗与新闻理论奠基人之一的何微先生，其在20世纪的主要学术贡献，无人能够替代，并以此与中国人民大学甘惜分教授、复旦大学王中教授的课题方向及学术侧重相区别。他的新闻学术贡献归结起来主要有：

其一，何微的新闻理论研究自始至终都是结合采、写、编、评、摄、管及新闻传播的诸环节包括媒介批评需要展开的，伴随新闻事业不断发展的进程开展新闻学研究是其一大特色。从1946年他任新华社太岳分社副社长时在《新华通讯》上发表的《爱国自卫战争军事报道研究》《新闻书简》，到20世纪50年代他任新华社华北总分社副社长兼北京分社社长及新华社江苏分社社长时写的一批论文，以及他在陕西日报社任党委书记、总编辑和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院长时期写一系列论文看，都是围绕新闻实践而发表学术见解的。何微先生的新闻研究的第一个突出特点就是随时代前行，结合新闻业的实际立论并展开逻辑思辨。

其二，何微先生的新闻理论专著，其中比较系统而富学术创见的，是1995年2月由陕西日报新闻培训中心编印的中共陕西省委党校和陕西日报用于新闻专业走读大专班的讲义——《新闻科学纲要》。这个16开、64页的讲稿分为前言、绪论、第一章至第七章新闻的价值，而第八、九、十章和结束语缺失，是一部尚未写完的专著。这部未完成的学术专著少而精，理论旗帜鲜明。嗣后，何微在武汉大学学报、华中理工大学《新闻学探讨与争鸣》、兰州大学学报、《新闻知识》等期刊发表的文章，本质上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新闻科学纲要》进行的补充、完善、延伸、拓宽。

其三，何微先生主编数百万字的《中国新闻思想发展研究文集》，是为架构中国新闻思想发展史的学术体系而进行的基础性史料工程。他在《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1期上发表的《关于中国古代新闻思想发展研究》、南京大学《新闻传播论坛》上发表的《我国百年新闻理论建设的过去与现状》及《中国第一部新闻作品选集——〈春秋左氏传〉》等，填补中外新闻思想领域学术空白的专论，以及将中国新闻思想以古代、近代、现代、当代为纵向线轴编辑的巨著《中国新闻思想发展研究文集》，提出并论证了独树一帜的学术主张。何微先生指出：“我大胆地断定，在二三百万年的更新世，人类已有了新闻传播活动。”“（商周时代刻于龟甲上的）甲骨卜辞的结构与我们当今新闻的要素完全吻合，仅是称谓不同。”“据多次通读《春秋左传》认为它是一部古代新闻作品选集。”他从浩如烟海的古代文献和遍布神州大地的考古文物中，梳理并清晰地揭示出人类言论的运行规律。

其四，何微先生在中国改革开放中引进市场机制并直接影响新闻事业诸环节、方面、岗位结构的形势，“按行政区划分管理的新闻体制正在被突破，跨省新闻网络应运而生”，主张研究“一门横跨于多种学科之间的综合性学科”——新闻管理学，解决关乎新闻事业兴衰的新闻人才学，而与新闻管理学、新闻人才学存在血肉关联的则是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总编辑学。1989年《新闻知识》期刊发表的何微先生的《总编辑的品质与影响力》中，较为全面系统地反映了他在建构总编辑学上的学术思考。

其五，何微先生具有远见卓识地在中国大陆第一个提出建构“微电子新闻学——用高新技术装备中国新闻事业，以适应国内经济繁荣和国际新闻竞争的客观要求”。20世纪80年代中期，何微先生认为，“新闻网络的产生，已显出很强大的生命力，很有发展前途。它是由经济决定的，是自发的联合，群众的需求，顺乎规律，是打不散、拆不掉的。新闻网络和区域宣传是新生事物，应从理论上认真研究”。何微、桑义燐牵头的重点科研项目《新闻事业与现代化建设》报经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国务院经济技术发展研究中心后，很快被批转印发。

如果将“西北何”看作20世纪中国新闻学术领域一个学派的话，以上五方面更需要后人发掘、探究、传承。

从1946年延安大学开设新闻班至今天的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创立的第一个红色高等新闻专业教育机构，经历了整整70年的历史岁月。它的三起两落与李敷仁、范长江、何微三位中国新闻界、新闻学界和新闻教育事业上卓越的大师级人物血肉相连。围绕李敷仁、范长江、何微与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三起两落的历史展开研究，不仅是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陕西和全国新闻学界的历史责任。本文只是为这一学术研究勾勒出一个雏形与轮廓，殷切希望同道参与其中，贡献史料并将探索引向深层次。

刘荣庆

2016年6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