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微新闻奖”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论坛已经连续举办了三届,在国内新闻教育界产生了很大的反响。2019年10月下旬,第三届“何微新闻奖”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论坛在西安隆重举行。原来我计划应邀参加这次论坛,但是由于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的年度工作会议同一天在重庆举行,这个会议不能请假,所以只好爽约此次论坛。论坛顺利结束后,举办方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循例拟将获奖论文结集出版,院长孙江教授嘱托我为论文集作序。我知道以我的资历,远不够给他人文集作序的水平,但我还是欣然答应了。
这是因为我与何微先生交往的一段经历。既然是“何微新闻奖”研究生论坛获奖文集,作为何微先生的学生,我为这本文集作序还是有资格的。我最初认识何微先生,是在1986年7月。当时我刚从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毕业,分配至武汉大学新闻系任教。早就听说刘道玉校长为办新闻教育,从西安调来了老报人、著名的新闻学者何微先生,担任武汉大学新闻学研究所所长。初来乍到,我自然要拜访各位老师。在一位青年老师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位于北三区的资深教授住宅楼。先生住在三楼,一套大的三居室。一位老人打开大门迎我们进屋,他身材不高,面容清癯,精神抖擞,和蔼可亲,一副典型的学者模样。他就是我们要拜访的主人。我真不敢相信他就是大名鼎鼎的何微教授。一个从延安走来、经过战火洗礼的老报人,在我们的印象中,似乎应该更为高大伟岸,怎么也难与眼前这位忠厚老者联系起来。
先生招待客人的方式很特别。当时天气相当热,我们进门时已经是大汗淋漓。他让我们坐下后,拿出一瓶啤酒,每人斟满一大杯。“权且以酒当茶,欢迎各位!”我们之间的交往就此开始了。从此直到1990年,我隔三岔五地往先生家里跑,多半是一个人去,一聊就是两三个小时。我们谈新闻史,谈新闻界的人物,谈当前新闻理论研究的动态,谈新闻教育的基本理念,一谈就没有个完。先生总是那么热心,总是有那么多新的东西,在交谈的同时也愿意做一个听众。有时谈着谈着连饭也忘记了做。这时我才觉得该离开了,该让他休息了。
先生十分爱护青年,特别是对于一些爱动脑筋、思考新问题的青年人,他总会给予鼓励。记得在1986年冬,武汉大学新闻系和新闻研究所联合举办了一次高规格的新闻理论研讨会。我在会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宣传过程中的逆反心理》,文中强调了受众的地位,引起了与会专家的注意,其中有一位德高望重的教授表示不同意我的观点。但是先生在仔细阅读了拙作之后,公开地肯定了这篇文章的价值,还建议把它拿到学术期刊上发表。先生的肯定,增强了我的自信。随后,这篇文章果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主办的《新闻学刊》上公开发表了,其论点被人们多次引用。
我从此走上了新闻学术研究的道路。1988年,我在武汉大学申请了一个科研项目——“新闻受众研究”。在项目进行的过程中,先生给予了我不少的启发。他建议把重点放在受众心理研究方面,要注重吸收心理学特别是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他还提出逆反心理固然值得重视,但传播过程中的从众心理更应该引起新闻学者的注意。先生谈起社会心理学时,眉飞色舞,十分兴奋。先生的观点,引发了我的联想。我之所以能完成这个课题,实在是离不开先生的鼓励。
在我的印象中,先生还是一位开放的学者。他有自己的专长,长期以来,他一直研究新闻理论、新闻思想史,有不少论著传世;在法学、古文字学方面,也有较深的造诣。同时,他对于科学的新发展,对于学科的前沿,对于学术界的热门话题,对于新闻传播界的业务改革,也十分关注。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博学者。任何人,无论知识背景如何,都可以找到共同语言与他交流。不只是我,其他的一些朋友,也有这样的感觉。不过,先生在晚年主要的精力还是集中于中国新闻思想史研究。他有一个宏愿,希望在有生之年完成一部中国新闻思想通史。为此,他花费了巨大的精力,从浩如烟海的历史资料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编成了一部三百万字的史料长编。这一拓荒的建设性工作,为后人的同类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也为我们后辈树立了榜样。他经常说,做学问、写文章,是十分严肃的事情,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对当时学术界功利、浮躁的倾向,他大不以为然。他身体力行,以身作则。在新闻思想史研究方面,涉及许多古文献,从甲骨文、钟鼎铭文到竹简文字,有时为了一个复杂的字,他不耻下问,反复鉴别考证,要花上好几天的时间。我经常看到先生拿着放大镜,对着线装书、拓片沉思的样子,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至今仍不时提到这样的场景。先生的言传身教,影响了新闻系年轻的一代。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能有今天的局面,先生功不可没。
先生来武汉之前,本是国家的高级干部,享受副部级待遇。在武汉大学的几年,他已逾古稀。由于夫人没有随调武汉,先生只身度日。虽然在身边有众多的学生和青年教师,但是毕竟不是先生的家庭成员。人到晚年,本应儿孙满堂,享天伦之乐,可是为了事业,先生毅然放弃了家庭,放弃了优厚的待遇。先生的生活十分简朴,从他平时桌上的饭菜,根本看不出他是一位高级干部、知名教授。艰苦、单调的生活,对于常人来说无法忍受的寂寞,丝毫没有影响到先生对于新闻教育、新闻学术的执着。他对工作、对学生倾注了满腔的热情,对同志表现出了春天般的温暖。在他的身上,集中体现了一位淡泊名利的学者、一位高风亮节的党员、一位诲人不倦的师长、一位宽容厚道的老人所应该具备的全部品质。
1991年9月,我自日本访学归来时,先生已经离休回到了西安。从此,我们见面的机会少了。1993年、1995年,先生在新闻学系建系十周年、新闻学院成立时,曾两度回到学校。我当时对先生的印象是,他还是那么精神、那么健谈、那么乐观。一次,我们在珞珈山盘山公路上散步时,他行进的速度叫青年人自叹弗如。打那以后,我们只有书信往来,每逢节假日,还是我们先收到他的贺卡。先生的心中始终有我们的位置,我们也无时不在挂念着先生。
我没有也不敢设想先生会离开我们。但是,1999年清明节后,我最不愿意见到的事情发生了。先生终于放下了他的事业,放下了他未完成的书稿,先我们而去了。“泪飞顿作倾盆雨”,我们惊呆了!他的同事、他在武汉的学生,无不悲痛伤感。当时我还在武汉大学新闻学院院长任上,代表学院全体师生来到西安,送了先生最后一程。
今天想来,先生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二十年了。在这个时刻为这本文集作序,我一方面感到伤感,另一方面也感到欣慰。先生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是先生所创立的事业如今已经被后人发扬光大,先生栽培的学生早已成了国家的栋梁,尤其是先生早年创办新闻教育的西北政法大学,其新闻与传播学院已然成为西北新闻传播教育的重镇,他亲自参与建设的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更是成了国内新闻传播教育的生力军。我想这些成就应该可以告慰何微先生的在天之灵吧。(www.xing528.com)
这本文集收录的都是优秀学生的获奖论文,而在何微先生一生中,他最愿意、最喜欢与之交往的就是学生。这些学生的作品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得到了专家的青睐,说明它们在选题、立论、论证及写作诸方面达到了一定的水准。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专门将其结集出版,就是对他们的褒奖和激励。如果这些学生立志学术事业,这便是他们骄傲的起点。好的开头是成功的一半,但是也有古训告诫我们,行百里者半九十。要想在学术上取得成功,我们还得学习何微先生。
我们要学习何微先生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对祖国无限忠诚,对人民满腔热忱,对新闻事业无比热爱,这种意识品质成了他毕生工作的精神动力;学习何微先生热爱真理、追求至善的精神,为了追求真理,可以放弃其他一切;学习何微先生包容、开放的胸怀,作为一位领导者,何微先生大海般的胸怀,能够容纳不同意见、不同立场的人在一起工作,即便真理在握,也会尊重反对的意见、尊重少数的意见;学习何微先生与时俱进,今日之我非昨日之我的勇气,早在20世纪80年代,当新的传播技术方兴未艾,传媒格局即将面临转型的时候,何微先生就敏锐地感受到了这一历史性的机遇,提出对未来新闻学的思考,其学术思维的前瞻性,令晚辈后学赞叹;学习何微先生严谨求实的学风,晚年的何微先生致力于中国新闻传播思想史的研究,他的基本思路从资料整理开始,先甄别、考订、汇集大量第一手的原始文献,从甲骨文时代直到晚清,洋洋三百万言的翔实资料,奠定了新闻传播思想史研究的基础。他主张论从史出,反对随风倒,不讲没有根据的话,一切结论要经得起历史事实的考验。
怎样做学者?做一个什么样的学者?何微先生就是我们的榜样。
人生半百,我有幸曾经与何微先生共事,先生的言传身教,让我终身受益,至今难忘。今天就着这本文集,回忆与先生有关的往事,发表一些人生感慨。相信对后生学子不无启示。
是为序。
张昆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第七届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成员
《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编委会主任
2019年11月19日于武汉喻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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