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歌剧白毛女的奠基之作

20世纪40年代初，聚集在延安的一批革命音乐家们，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深入工农群众的火热的斗争生活，并在边区兴起的声势浩大的新秧歌运动中所产生的秧歌剧的基础上，于1944年创作了歌剧《白毛女》，并于1945年首演于延安，取得了空前的成功。

如果说，儿童歌舞剧是新思潮影响下的直接产物，那么，《白毛女》则是在新兴的无产阶级文艺思想指导下的直接产物。

在艺术上则是秧歌剧取得丰富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的直接产物，也是二、三十年代诸多专业作曲家所努力的结果。它的成功，也确立了新歌剧。

当时提出了为工农兵服务的新文艺思想，用以作为反对封建文艺、殖民文艺的武器，对我国新文艺的发展显然起着巨大的指导作用。正是在这种文艺思想指导下，在边区的文艺工作者纷纷深入群众生活，向民间学习，采集民歌，加以推陈出新，涌现了不少优秀的民歌改编曲；戏曲工作者也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编演了不少深受群众欢迎的新剧目；说唱艺术方面也对旧有的民间说唱艺术加以改造，创编了不少新段子。特别是1934年初，规模宏大的秧歌运动在边区的兴起，导致了秧歌剧的产生。

这种以新时代的新人物为剧中主要角色、反映当时边区各个方面的群众生活，并采用了民间所喜闻乐见的民间歌舞形式——秧歌——创造的新型的，集戏剧、音乐、舞蹈于一体的广场歌舞剧，从它一出现，就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

秧歌剧的乐队也在民间乐器的基础上，加进了大提琴、小提琴等西洋乐器。这些都为新歌剧的确立，提供了自身发展的各种条件。尽管在艺术形式上还比较简单，在表现人的复杂的思想感情、反映重大题材、揭示戏剧矛盾上还没有找到真正的出路，但却展示了解决这些矛盾的可能性。正是在这广阔的艺术土壤上，新歌剧《白毛女》得以诞生，并在新歌剧这个新的艺术品种确立初期过程中占有重要位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白毛女》是我国新歌剧的奠基之作，影响所及甚为深远。

《白毛女》以一农村姑娘喜儿被地主肆意压迫、污辱后逃入深山，从而变为满头白发的“白毛女”，后在新社会又获得了新生的传奇故事。此剧反映了“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主题。

在歌剧音乐上，一方面借鉴西洋歌剧的经验，一方面采用了各种民间音调作为歌剧音乐的基础，成功地解决了在大型歌剧中，用音乐成功地刻画剧中人物的问题，几乎每个人物都具有个性的音乐形象，成功地借鉴了西洋歌剧中的主导主题的技法，以及和声、复调、合唱、伴唱、重唱、管弦乐配器等技术，并创造性地运用了我国戏曲中唱白相间的形式，赋予新歌剧以较强的艺术表现力和鲜明的民族风格。

歌剧以现实生活中的一个真实的故事为题材。写的是在1935年河北一村庄所发生的故事。佃农杨白劳无力偿还地主黄世仁的债务，被迫在卖女契书上按了手印后，于除夕夜喝盐卤自尽身亡。杨白劳的女儿喜儿到黄家后，备受黄母的折磨，并遭黄世仁强奸。黄母知喜儿怀孕，竟欲将喜儿卖给人贩子。女仆张二婶得此消息后，帮助喜儿逃离黄家。喜儿逃到山上，过着野人般的生活，靠山庙中的供品及野果充饥，致使头发皆白，被乡亲们误认为“白毛仙姑”下凡。(www.xing528.com)

两年后，杨各庄被八路军解放，喜儿才得以重见天日，并与当年被黄世仁逼走、后来参加八路军的青年农民王大春重逢。群众公审了黄世仁及其狗腿子穆仁智，两个恶贯满盈者被依法惩办。

剧中最突出的是喜儿的音乐。喜儿的音乐虽采自河北民歌《小白菜》和《青阳传》，却不是简单的照搬照抄，而是随着剧情的发展、矛盾的冲突展开的。

开场，一个纯洁的农村少女在除夕之夜包饺子时唱出了充满喜悦的唱段《北风吹》。

喜儿被抢到黄家怀念亲人时唱出了《打过了三更》。被强奸后所唱的痛不欲生的《刀杀我，斧砍我》更是揪人心肺。

直至从黄家逃出后被追逼所唱的、充满复仇精神的《我要活》，戏剧性不断加强。

《我要活》在音乐上先是以民歌为素材的简练的歌曲风格的唱段，后吸收了秦腔的哭腔手法，再吸收河北梆子的音乐素材，将唱腔发展到更加戏剧化的高无悲愤的境界，从而达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

全剧结尾时喜儿控诉黄世仁时所唱的《太阳底下把冤伸》，则采用了旋律强有力的休止符的间歇，是喜儿对地主阶级刻骨铭心的阶级仇恨的强烈迸发，充满了仇恨，更充满了力量。听众可以明晰地感受到喜儿性格成长的全过程。

男中音杨白劳的唱腔也是写得相当成功的。作曲家以山西民歌《拣麦根》为素材写成躲账回家过年时，杨白劳所唱的著名咏叹调《十里风雪》，音乐深沉低昂，刻画了杨白劳的基本性格。之后在《老天杀人不眨眼》中，又进一步刻画了杨白劳在卖女文书上被迫按手印后的悲愤、沉痛乃至恍惚的大幅度的情绪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