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格纳乐剧理论与歌剧乐队的运用

与歌剧演员一样，歌剧乐队也是歌剧艺术的重要载体，并且是歌剧综合美感的主要来源之一。所不同的是，歌剧演员本身就体现了歌剧艺术美感的综合性质，而歌剧乐队却是以它的单纯性也即纯器乐性来参与歌剧综合美感的创造并成为后者的有机构成的。从综合程度的角度看，歌剧乐队是“一”，歌剧演员是“多”，而歌剧艺术则是“更多”；歌剧乐队之于歌剧整体，是“一”与“更多”的关系，歌剧演员之于歌剧整体，则是“多”与“更多”的关系。

歌剧乐队的纯器乐性质，使它具有一般器乐形式所独有的非语义性、多释性、模糊性和抽象性、概括性特点，这就使它在美学品格上与歌剧音乐的其他部分（即声乐部分）有了明显的差别。但是，歌剧乐队一旦形成了歌剧艺术的有机构成，作为歌剧艺术的重要载体参与歌剧综合美的创造，它的美学品格便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即它的非语义性、模糊性和抽象性特点受到了戏剧内容的严格制约而具有某种戏剧性的指向性和具体性，具有了为特定的戏剧情节和人物性格发展服务的明确的表现使命，它作为纯器乐出现的独立地位和价值也就不复存在了，或者至少可以说是大大削弱了。它自身的独特（不是独立）地位和价值只有在歌剧综合美的整体体现中才能存在，才能实现。因此，歌剧中的若干器乐段落（最明显的是序曲和舞曲插段）尽管在音乐会上可以独立演奏，但它必须在歌剧整体体现的本真状态中呈现出有机性和亲和性，才能获得歌剧乐队的歌剧器乐音乐的戏剧性意义。正如许多杰出的歌剧咏叹调虽然可以从歌剧中分离出来成为音乐会独唱曲目，但它的本真状态却一定是歌剧整体体现的戏剧性链条中的有机一环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说，歌剧乐队及其所负载的歌剧器乐音乐，其美学品格既不同于一般的纯器乐，也不同于一般的声乐，甚至也不同于歌剧中的声乐：它比一般器乐具体，比一般声乐和歌剧声乐抽象，是一种介乎其间的、有明确戏剧使命因而具有某种标题意义的音乐形式。

歌剧乐队在歌剧综合美的构成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即使在早期古典歌剧中，乐队也不仅仅起所谓“托腔保调”、渲染气氛的伴奏作用，它也不甘心只扮演声乐陪衬的附庸角色。越到后来，乐队在歌剧中的地位便愈显重要，并且随着这种重要性的逐步提高，歌剧乐队的规模和建制也日渐发展与完善，终于孕育了现代交响乐队和交响音乐的诞生。

歌剧乐队所具有的无限丰富的戏剧性表现力和巨大的概括力，在瓦格纳、威尔第、柴科夫斯基等人手中被发挥到了极致，被推向辉煌发展的黄金时代。在这方面，瓦格纳可算是歌剧史上无与伦比的天才大师，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乐剧理想，主要是通过对歌剧乐队戏剧性表现潜力无所不至的挖掘和淋漓尽致的运用来体现的。在他的后期作品中，乐队是无所不能、无处不在的，舞台上的歌唱部分只是庞大的交响乐队严密构思中的一个或几个声部而已；主导动机的大量使用，或代表一个人物，或暗喻某种意念，或指代某种力量，它们之间的穿插、对比、碰撞、冲突、变形、发展、交织及彼此消长，构成一种错综复杂、变化万端的交响化立体化的音流，或抒情，或叙事，或状物，或写景，或剖析人物，或直写冲突，或揭示主题，或预现发展，准确、细腻，深刻、传神，歌剧艺术所蕴含的千种情状、万般韵致，尽在这魔术师般变幻莫测的乐队表现中了。(www.xing528.com)

20世纪以来，歌剧乐队经历了多样化的发展。萧斯塔科维奇、贝尔格等人仍然沿用传统交响乐队的常规编制从事歌剧乐队的写作，尽管在音乐语言和作曲技法上已与传统大相径庭，以奥尔夫为代表的一部分作曲家则宁可采用小型乐队或几种乐器的非常规组合写作，现代音乐剧的乐队形式更是五花八门，呈现出瑰丽多姿的面貌。

在中国，歌剧乐队的形式通常有三种，即民族管弦乐队、西洋管弦乐队或中西混合乐队。到了新时期之后，歌剧乐队的组合开始出现变化。除了上述三种常规乐队形式仍在被普遍采用之外，也出现了一些新颖的乐队形式，如刘振球在《深宫欲海》中创造了一种以中西合璧乐队为主并加进若干以生活器皿为声源的非常规乐器组成的乐队形式，这种乐队所发出的音响奇特而又富于原始意趣，与它所表现的先秦宫廷生活倒也颇为相宜。陈远林在音乐诗剧《牛郎织女》中则采用合成器作为乐队的代用品，也是一种很有意义的尝试。

总的说来，我国作曲家对歌剧乐队的认识、驾驭能力还不成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歌剧中，歌剧乐队的表现力并未得到充分发挥，其作用大抵处在托腔保调、渲染气氛的水平上。一些较好的作品，如《草原之歌》《望夫云》等，乐队的戏剧功能发挥得既不全面，也不充分。新时期以来，一些著名作曲家的歌剧作品，如施光南的《伤逝》和他未完成的《屈原》，刘振球的《从前有座山》，在乐队使用和驾驭上仍然存在一些明显弱点。这也反映出我国作曲家对歌剧乐队的戏剧性表现力认识上不足、驾驭上力不从心的状况。这种状况在金湘的《原野》、徐占海的《归去来》、王世光的《马可波罗》等剧中有所改观。以上几部作品显出作曲家们对乐队功能在认识上深化了，手段上成熟了，乐队音乐在歌剧中介入戏剧冲突的范围扩大了，戏剧性意味也随之增强了。这种变化是可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