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剧结构组合状态及其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影响

歌剧的结构及其在历史发展中的种种组合变化，是歌剧风格的重要范畴。换言之，歌剧结构是歌剧风格载体之一，某种特定的结构组合状态，以直观的方式呈现着风格，运载着风格；某种特定的风格，也必定通过与之相适应的结构形式实现自身的外化和物化，使自身成为感性直觉能够把握和感知的东西。因此，歌剧的结构组合状态同语言、技法一样，也是歌剧风格构成的“硬件”。

歌剧结构是一个复合体，所有构成歌剧的形式元素都参与着歌剧结构的构成。在这些复合材料中，戏剧结构和音乐结构无疑是构成歌剧的音乐—戏剧结构的主要成分。实际上，对歌剧风格具有重大影响的诸结构元素中，戏剧结构和音乐结构的作用之于风格的影响力是根本性和决定性的。

值得注意的是，结构问题在歌剧中是一个相当复杂精微的范畴，大至全剧的宏观结构，中至一个场面、一个段落的中观结构，小至一首唱段、一个戏剧动作的微观结构，都会对歌剧风格的呈现产生程度不等的影响。

歌剧结构，也即歌剧的展开方式、叙述方式和存在方式的逻辑系统和组合状态，有着强烈而鲜明的时代特色，因而在歌剧风格的历时性的发展进程中，呈现出同样强烈而鲜明的时代特色。(www.xing528.com)

早期佛罗伦萨时代的歌剧结构，由于当时的歌剧艺术家们怀着一种复兴古希腊悲剧的审美理想，力图创造出一种音乐与戏剧同步发展、相互配合紧密协作的新型戏剧样式，因此早期歌剧的结构组合状态，呈现出原始“流线形”式的面貌，这便成为早期歌剧的一大结构特色，而且也是早期歌剧的一大风格特色，尽管这种“流线形”式结构带有某种原始性质，即相对来说较为简单、粗糙，而且也显得枯燥乏味（尤其是通篇吟诵式的音调听来使人感受不到音乐所特有的歌唱之美）。在威尼斯时代，歌剧结构在蒙特威尔第等人手中为之大变，那种一以贯之的“流线形”结构逐渐为“板块形”结构所取代。这种新兴的结构形态是以叙述性、吟诵性的宜叙调和歌唱性、抒情性的咏叹调这两大板块相间出现、交替发展为特色的。“板块形”结构的主要意义在于加强了歌剧的歌唱性格，突出了音乐的抒情功能，使歌剧成为“歌唱的戏剧”，从而奠定了那个时代歌剧风格的基础。但威尼斯时代及其以后的歌剧风格，却隐藏着一个潜在的深刻危机：“板块形”的结构组合状态阻滞了戏剧脉络有机而连贯地发展，往往造成戏剧冲突的停顿，从而减弱了歌剧的戏剧性力量；而歌唱性、抒情性的咏叹调的滥用，以及直到18世纪中叶时仍在意大利歌剧舞台上弥漫着追求华丽的、脱离戏剧内容的声乐炫技，甚至像一股瘟疫一样传染了欧洲诸国的同行们，从而加深了这种危机。直到格鲁克的《奥非欧与犹丽狄茜》一剧问世（1762年），这种危机才基本上得到扭转。格鲁克的歌剧改革方向，是直接针对当时歌剧的浮华风尚的，这种风尚使“板块形”结构中的抒情板块极度膨胀，在歌剧结构中加进了许多无意义的装饰旋律和专供声乐家们卖弄歌喉、炫耀技巧的赘疣，从而使板块之间的联接与发展失去了有机性和平衡性。由这种病态的结构组合所呈现出来的歌剧风格，不可能不是病态的。格鲁克的伟大就在于，他的歌剧改革的努力终于恢复了“板块形”结构的戏剧性活力，使音乐性和戏剧性、叙事性和抒情性、宣叙性和咏叹性这两大结构板块协调发展，并在一个新的高度和新的阶段上塑造了当时的歌剧风格。

格鲁克的歌剧改革对古典派、漫浪派歌剧的影响是十分深刻的，从歌剧结构的意义上说，格鲁克所重新确立“板块形”原则一直是自莫扎特到列威尔第早期歌剧这将近一个世纪间歌剧家们所遵奉的基本的结构原则，同时也是这个时期欧洲歌剧重要的风格标识之一。

这种“板块形”的结构组合，到了19世纪中叶《漂泊的荷兰人》问世（1843年），才出现了从“歌剧”——歌唱的戏剧向“乐剧”——用音乐展开的戏剧变化发展的征兆。一些西方的歌剧史家把瓦格纳的乐剧理论与实践同格鲁克的歌剧改革相提并论，我认为至少在结构组合这一领域内是不准确的。格鲁克的歌剧改革的方向主要是针对当时意大利歌剧牺牲歌剧的戏剧本性，盲目追求华丽的声乐装饰和炫技表演的弊病，试图重新焕发乃至增强“板块形”结构的戏剧活力，而绝不是否定“板块”结构自身。瓦格纳则不同，他的乐剧理论从根本上否定了“板块”结构，指出这种结构在美学观念上的误解（把歌剧误解为歌唱的戏剧）和结构法上固有的深刻危机（切断了戏剧进程的连贯发展），因此他的乐剧理想，并非与格鲁克相似，而是与佛罗伦萨时代的早期歌剧家们的美学追求十分接近。表现在结构方面，则是要创造出比早期“流线形”结构更为成熟完美、更符合歌剧的戏剧本性，从而使戏剧进程的发展更为流畅连贯，使戏剧冲突处在始终不断的运动变化之中的现代“流线彤”结构。正是在瓦格纳和稍后一些的威尔第手中，现代“流线形”结构才得以确立并逐步完善起来，完成了歌剧史上一次最重大的从传统向现代化的风格跨越。当我们今天把审美目光投向莫扎特的《费加罗的婚礼》和威尔第的《奥赛罗》时，可以从结构上毫不费力地辨别出两者实际存在的巨大风格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