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理是歌剧鉴赏中最核心的部位

哲理是歌剧内容构成中最核心的部位。有人曾经说过，就戏剧的基本构成来说，表层是情节，中间层是情感，核心层是哲理（我国当代戏剧理论家余秋雨语）。这个观点同样适用于歌剧。

歌剧内容构成中的哲理因素，常常同歌剧主题相联系；在许多歌剧作品中，试图把主题和哲理区分开来的努力常常是十分困难的，但这并不等于说，哲理等同于主题。两者之间的界限尽管十分模糊和不确定，但事实上依然存在。可以这样说，把歌剧所提出的带有根本性和普遍性的人生命题和深刻理论从具体的艺术存在中剥离开来，抽象出来，提高到哲学层面而进行重新审视和认定，于是我们的歌剧审美便到达了哲理高度。如果说，歌剧主题是对具体的歌剧存在进行第一次抽象的升华物，那么，歌剧哲理有时（并非“总是”）是对歌剧主题的再抽象和再升华，是对歌剧存在所作的第二次抽象，因此是抽象的再抽象，升华的再升华。事实证明，并不是所有的歌剧主题都具备再抽象的潜在哲学意味的。这种哲学意味的有无，并不以主题的是否重大为转移；关键在于艺术家在处理这些主题时哲学意识之有无和高下，关键在于艺术家对于自己所表现的主题是否具有高于常人的深刻洞察力和独特的人生体味。政治主题、社会主题、人生主题、平凡的日常生活主题，都可以被赋予深刻的哲学意味，都可以蕴含丰富的哲理性。

不过，与每一部歌剧必须有一个主题不同，哲理性并不是每一部歌剧都必须具有的，在很多情况下，歌剧主题的哲理含义并不是艺术家自觉追求的产物（当然也有相反的情况），而常常是由于艺术家生活洞察力的深刻和人生体味的独特，在创作过程中不经意地自然流露出来的。即使在创作过程完成之时，艺术家也完全有可能并未意识到它的存在；只有当作品进入欣赏过程之后，它才会被评论家点拨出来，被那些修养深厚的观众领悟出来。

即便如此，哲理性因素在歌剧内容构成中的意义仍然是值得推崇的。因为它提高了歌剧主题的审美品位，使它具有一种博大精深的文化意蕴和哲学精神，引导人们从歌剧中寻觅人生真谛，去穷诘人类生存状态和生命形式的哲学取向问题、终极关怀问题和灵魂超越问题。对于歌剧审美来说，哲理性给我们带来的是思想驰骋的快感和心灵净化的愉悦。这是一种歌剧审美的至境。(www.xing528.com)

歌剧的哲理因素应当通过有血有肉的形象塑造，生动有力的戏剧展开来体现，而不是付诸于空洞说教、哲学演绎就能奏效的。恩格斯曾经批评拉萨尔的历史剧《弗兰茨·冯·济金根》中冗长的政治论战场面，认为这是戏剧中“不必要的东西”，并据此进一步指出，“德国戏剧具有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的融合”“正是戏剧的未来”（恩格斯《致拉萨尔》）。这段话对歌剧中哲理性因素的艺术体现同样是富于启发性的。

当然，由于艺术家自身世界观、宇宙观、历史观、人生观与艺术观的不同，他对歌剧主题的哲学思考与体现也必然具有不同历史倾向和哲学内容。换言之，歌剧中的哲理性因素以及它所包含着的哲学倾向是艺术家自身哲学观念、历史观念和人生观念的反映的产物。例如，在西方古典歌剧中许多展现人生悲剧的作品，常常对它的人物及其命运悲剧的社会成因表现出无可奈何的困惑和迷惘，于是只好把悲剧根源归结于某种不可捉摸的、冥冥之中主宰一切的超自然力的神秘作用，归结于不可抗拒的宿命论的预先安排。比才对卡门的性格及其命运悲剧作了淋漓尽致的描绘，但是他却不能从吉卜赛人低下社会地位和独特的民族性格以及由此而铸成的卡门狂放不羁的个性同她所处的整个社会处于无法调和的冲突之中而最终被这个社会所吞噬这一哲理高度来把握和处理歌剧的悲剧主题，而是把它归结为一种不可知的命运安排。比才把他对于卡门悲剧的哲学理解贯穿在整部歌剧中。那个包含着增二度音程的四个音构成的“命运”动机在序曲中作了初步呈现之后，一直像魔影般地跟随着卡门；而在卡门与女友们打牌占卜一场，则对命运的神秘与不可知、不可违作了集中的展现。威尔第在《弄臣》中的处理也大抵如此，黎戈莱托的悲剧实质——为虎作伥反为虎所食，反映了统治者的荒淫无耻和对于善良人性的灭杀。《弄臣》对这个主题作了极其动人的表现，但威尔第却把这个人性悲剧归结到“命运的因果报应”这个陈腐的宗教说教中去。这种宿命论的哲学解释是通过一个“诅咒”动机来体现的，不过这个动机只用了一个音，只是在主音上作单调而阴森的同音反复的音型进行。“诅咒”动机也被贯穿于全剧的始终。特别在第一幕蒙特罗内伯爵痛斥黎戈莱托助纣为虐必将受到因果报应时，“诅咒”主题以极其强烈的形式出现，使黎戈莱托的灵魂受到巨大震撼，感受到了命运的可怖与恐惧，从此这个“诅咒”动机便成为挥之不去的阴影占据了他的全部心灵。直到终场他的爱女吉尔达被自己误杀，乐队再次奏出“诅咒”动机的强烈音响时，威尔第便完成了对这一悲剧的宿命论哲学解释。这一类的情况在欧洲古典歌剧中并不鲜见，例如柴科夫斯基在他的著名悲剧《黑桃皇后》中，把悲剧主题的哲学意蕴归结为“人对幸福的渴望和命运无情的力量之间的无可幸免的矛盾”（雅鲁斯托夫斯基：《论柴科夫斯基》），便是如此。这当然反映出古典作家世界观的局限和哲学上的困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