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社会关系：论儒道禅之情

人与社会（他人）之间的关系并非只有以自我为中心和以社会（他人）为中心两种，实际上还有一种更为重要的关系——自我和社会（他人）的共生关系。

按照威廉斯的考察，society可追溯的最早词源为拉丁文socius——意指同伴；到18世纪末，society意味着“生命共同体”；到了19世纪，society的其中一个含义为“相互合作”；society的最后一个明显的用法，是指一个人与其伙伴间的深厚情谊^[3]——综合以上种种解释，社会的真正、完整含义就是：有着深厚情谊的同伴由于相互合作所形成的生命共同体。

如果是这样的话，对“社会”的完整理解应为社会共生体，即人（性）的共生体，是所有人生存、生成的生命的共生体。

所以马克思认为我们“首先应当避免重新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人对立起来”^[4]。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但它不是一种外在的、形式上的、机械的组成，而是一种内在的、本质的、有机的生成；它不是一个凌驾于个人之上、盘踞于个人之外的抽象的概念，而就是人的具体的、现实的存在状态。故而个人与社会之间不是对立，而是合作；这种合作也不是外在的联合，而是内在的融合——个人居于社会之中，社会也存在于人之中。

因此，人与社会是共同生存、生成的，而人与社会的关系又可以具体化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意味着社会中个体与个体的关系，也是一种共同生存、相互生成的关系。(www.xing528.com)

（1）人需要社会（他人）。只有在社会中，人才能成为人，不仅人的生产活动，甚至整个人的存在、思想和语言都是在社会中形成的。如果说人是在社会中生存、生成的话，这又可以具体化为在人与人的交往中生存、生成。这种交往不仅仅只是物质性的交换，更是人性的相互给予、相互塑造和相互补充。个人通过与他人交往，不仅可以得到生存得以继续的物质基础，更重要的是，通过与人交往，我们可以真正的占有他人的已经生成的人的本质（如才能、思想、语言、精神、感觉等），从而促成自身的人的本质的生成，所以这种交往既为己，也为人。

（2）社会（他人）需要人。同理，对于他人而言，我也是一个他人，所以这种交往不仅生成了自己，而且也生成了他人，是相互生成。与之相应，不仅我需要社会，而且社会也需要我，社会不是超越于个人之上的存在，它就生成于个人的生成之中。

在这个意义上，儒家虽然意识到了人与社会（他人）的相互关系的存在，但是它对这种关系的理解却是片面的——即以社会（他人）为中心，这种人际关系虽然规避了人的自私自利，但是却造成了人的自我的缺失和不在场——“我”要么成为社会（他人）的代言人，要么被社会（他人）所压抑，由此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个体人格的畸形发展——即人只能具有一种唯一的、绝对的个体人格，由此人性的丰富性实际上无法敞开，人的个性也无法充分形成。总之，在这种文化传统中，人只是一种社会性的存在，而不是个体性的存在。之所以如此，不是个体性不存在，而是因为社会性不允许个体性的存在。更可悲的是，当人接受了这种社会性以后，他自己也反对这种个体性的存在。这种文化对于情感的影响就在于它限制了人的情感的丰富性，扼杀了情感的生命力，束缚了情感的创造性。这种束缚和限制在宋明理学思想中走向极端，作为对此的反拨，在明清时期，个性情感的解放成为了文学和艺术的主题。

儒家既然以社会（他人）为中心，这又导致了其思想中另外的一个缺陷，即人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平等的关系，而是有等级序列的关系。这种等级关系集中地表现在天地君亲师的表述里，极端地表现在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规定中。在此，人就不是与天地君亲师共生，而是无条件遵从他们的命令；君臣、父子和夫妻之间也是如此，他们之间不是共生的关系，而是在本质上成为了一种主奴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人的情感就不可能是自由的情感，而是被压抑的情感。其结果就是——在古代的抒情文学中那些动人心弦的情感大多发生在君臣、父子和夫妻之外。即便是在三者之中，情感的发生也与等级意味的强弱有关，在文学艺术中，一般而言夫妻情要浓于父子情，父子情又浓于君臣情，这在于后者的等级意味要浓于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