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中的自然性情感是儒道禅之情的起源

如上所述，一般认为中国传统思想重情，西方传统思想重理，特别是西方近代思想，甚至将理性作为了整个时代的规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西方思想没有情。事实上，中西思想都重视情感，区别只在于，它们所重视的是何种情感。

在《论中国的智慧》^[2]一书中，彭富春区分了中西两种思想和思维的根本性差异：即西方主要呈现为一种神性思想和神性思维，中国则主要呈现为一种自然性思想和自然性思维。其中，西方的神在历史上又有不同的区分，在古希腊为奥林匹斯山上的诸神，在中世纪为基督教的唯一之神——上帝，在近代为人自身的神性——理性，正是这些神分别规定了西方不同时代的思想和思维。与此相比较，神的观念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并不突出。能够规定中国思想的是自然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自然性思维，这个自然不仅是指自然界，更是指自然而然，即万事万物的本性、天性。

以基督教为例，众所周知，其基本原则是信、望、爱。其中信即信奉、信仰，它是宗教伦理的首要原则，其重心在宗教的从神到人之路；望即希望，其重心是宗教的从人到神之路，即人的完满之路；爱即坚守、博爱，它是信仰的过程，其重心是从人到人之路。而在三者之中，“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三节），爱是信心的成全，是实践希望的正路，所以信为先，望为根，爱为大，因此基督教强调博爱，并且博爱思想形成了其思想的主题。

这种爱或者情，首先属于一种神性的爱或情感——从爱的来源来看，基督教认为其在于彼岸世界的神，因此所有其他之爱都从属于神之爱，神之爱是至高无上的，神圣不可侵犯的，神也是完美无缺毫无瑕疵的，而人的自我牺牲的最高目的也在于为神牺牲，为了神我们甚至可以六亲不认，牺牲人与人之爱。其次，正是因为基督教所强调的这种神圣的爱，使得基督之爱充满了神秘、迷狂的特征——即由于神的世界在现实中是无法亲证的，基督教为了让人相信，在《圣经》中记录了许多神秘的事情，从耶稣母亲自圣灵怀孕生耶稣开始，到无所不知的主的无所不在、无时不有的神示，再到耶稣的神奇般的治病救人，一直到他的死后复活，这种神秘的神通广大一直贯穿于神之子的一生，而基督之爱也蕴含其中，反过来，人们对于基督之爱的原因在这种神秘、神奇、神通中得到解释。与之相反，儒家的孔子之爱是一种现实之爱，他所关心的在于现世生活、当下现实，在于日常实践，而对现实世界之外的东西是存而不论的，“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等等。当然，在孔子生活的时代，由于认识的局限性，肯定是有很多连孔子自己也不能把握和认识的东西，一般而言，孔子是存而不论的，当然要是非论不可或者其自身也深感疑惑而又无能为力、力不从心之时，孔子便将它们归之于神、天命等不可知的东西。

和西方的神性情感不同，中国思想所呈现出来的则是一种自然性情感。(www.xing528.com)

如前所述，儒家思想的根基实际上是一种血缘情感，即建立在“三年之养”和“三年之丧”基础上的父（母）子之情，这种情感归根结底实际上是一种自然性情感，即一种自然而然的情感，这种情感不仅出现在人身上，也存在于自然界中的诸多其他动物身上。不同之处在于，儒家只是以此情感为基础，最终将其扩大到整个社会乃至整个宇宙自然，正是这种扩大将人与动物相区分出来，同时也将人与人相区分出来。这意味着自然性情感是儒家情感的起点，也是其情感的基础和根基、根本，没有这个根基，儒家的情感理论是无法建立起来的。同时，这个根基也是孔子仁学思想的根基及其创造性的体现，否则孔子乃至于整个儒家思想也难以建立起来。因此与基督之爱不同，孔子之爱属于一种现实的人性之爱，孔子认为爱的真正来源在此岸世界中的父母，虽然他也强调神特别是祖先神，但其目的并不在神，而在于此岸世界的功用；而父兄之爱虽然是根基，虽然很重要，甚至至高无上，但它并不规定、决定其他的爱，它只是众多的爱中的一种，而且父兄在这里并不像上帝一样本身就是完美无缺的，父兄本身还要受制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规定，而上帝是不受任何规定的。特别是在孔子那里，我们的自我牺牲的意义和价值不在于神，也不完全在于父兄，而在于维护天下秩序、社会和谐和现实世界的幸福。“基督教讲的是理性主宰感情的情爱，人之所以爱人是因为人应当听从上帝的旨意而爱。爱是一种理性要求。中国讲的是理性融入感情，人之所以爱人（首先是爱父母子女）是由生物性自然情感提升而来，是一种理性化了的自然情感。”^[3]

如果说儒家的自然性情感更多的属于自然界的情感的话，那么道家的自然性情感则属于自然而然的情感，即出自人的本性的情感；如果说儒家的自然性情感只是其社会性情感的起点和根基的话，那么道家的自然性情感则是其情感的全部；如果说儒家的情感是建基于自然性情感又要超出它的话，那么道家的自然性情感就只是固守自身，否则那就不再是道家所要肯定的情感，而是其所要抛弃的情感。对于儒家而言，其情感的对象是从自然到家国、天下；对于道家而言，其情感的对象则是从家国、天下到自然，这个自然就不仅仅局限于人类社会，而是整个宇宙自然。也正是因为如此，儒家要有情，并且需要人为的努力，道家则要无情（无人为之情），强调人的无为。

对于禅宗而言，它实际上是将道家的自然之情推向了极致，即这种自然之情不仅可以在自然而然的自然界中实现。而且可以在充满人为的社会中实现。它认为人并不需要到一个理想的环境中去寻求自然与宁静，而是需要心灵自身的力量，即心灵自身的自然而然，只要心灵自身自然而宁静，我们即使是在社会的纷扰中也可以做到自然而然。所以禅宗强调人需要在日常生活中觉悟，因为觉悟依靠的是心灵，而不是外在的条件。这意味着只要心灵随顺自然之情，不起主观之情，即当这种自然的情感生起时，我们既不否定它，也不执著于它，也不想改变它，只是顺其自然，这时我们就成为了觉悟者。

总之，中国传统中的情感之所以具有自然性的特征，在于自然思想规定了中国传统思想，而之所以如此，又在于传统中国的社会学背景——即大陆性农业文明。相比较于西方的海洋商业文明，大自然对农业社会的影响无疑是根本性的。由于农业生产的需要，一方面，人们需要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人口集聚来保证农业生产的效率和需要，这样就使得原始氏族社会的某些原始遗风得以保存，在此基础上儒家思想得以形成；另一方面，人们需要对大自然进行特别的观察和关注，唯有如此，才能保证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所以中国传统思想对于大自然具有了一种特别的敏感性，也正是在对大自然规律的极其微妙地把握中，道家（老子）思想开始形成。同时，也正是在与大自然的紧密联系中，道家发现了大自然之为大自然的奥妙——自然而然，即万物自身的本性，发现我们只要也只有顺其自然，事情才能如其所是的生长，即自然天成；禅宗思想作为道家思想的发展，将自然而然的思想从狭义的自然界扩大到整个人类社会乃至于人的心灵，从而扩充了自然的内涵，深化了自然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