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情”自身而言,其本义为情实,也就是说情感本身应该具有一种真实性,这种情感才是真正的“情”。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所谓的“情感”就是一种虚情、伪情,因此在这种语境中,“无情”意味着无虚情、无伪情。
如果是这样的话,庄子确实是主张无情的,因为他明确地反对虚情和伪情,而贵“真”情。“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其用于人理也,事亲则慈孝,事君则忠贞,饮酒则欢乐,处丧则悲哀。忠贞以功为主,饮酒以乐为主,处丧以哀为主,事亲以适为主。功成之美,无一其迹矣;事亲以适,不论所以矣;饮酒以乐,不选其具矣;处丧以哀,无问其礼矣。礼者,世俗之所为也;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于人,不知贵真,禄禄而受变于俗,故不足。”(《庄子·渔父》)
在庄子看来,首先,情感必须“真”,所谓“真”,就是至精至诚,即真实、本真、诚恳、纯净,只有这样它才能真正打动人心。否则,就会产生“虽悲不哀”“虽严不威”“虽笑不和”的现象,而这些情感都是“强”加于人的,“强”就是勉强、强迫之义,这意味着这种情感不是自然的,而是人为的;不是本真的,而是失真的;不是纯净的,而是有杂质的;是杂有其它外在目的的,而不是发之于内心的。因此,这种情感是不真实的、虚伪的,它们不会打动人心。
其次,真正的、真实的情感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情感,这种情感受之于天,所以这种情感是不含有功利目的的(“功成之美,无一其迹矣”),是没有缘由的(“无论所以”),是没有人为的(“不选其具”),是不受世俗所束缚的(“无问其礼”)。因此,这种情感是恒常的,不受世俗变迁的影响。但是,虚情正好相反,它是有功利目的的,是有现实根源的,是主观设计好的,是在世俗礼仪的形式框架下运行的,所以这样的“愚人”只能“禄禄而受变于俗”。
因此,庄子“无情”的第一层含义是指无虚情,之所以要“无”之,是因为这种情感违背了“情”之本义。
实际上,庄子正是因为对虚情的深恶痛绝,才加深了他对儒家及其仁爱之情的不满。在他看来,正是因为儒家及其对仁爱的强调,才使得虚情假意在社会中流行。
这就不难理解,《庄子》文本中为什么充满了对儒家及其仁学思想的冷嘲热讽。“儒以诗礼发冢,大儒胪传曰:‘东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诗固有之曰:‘青青之麦,生于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为?’接其鬓,压其颊,而以金椎控其颐,徐别其颊,无伤口中珠。”’(《庄子·外物》)在孔子那里,儒者是有其具体的规定的——儒者须是饱读诗书的人,因为唯有这样,人才能修养自己的心性,才能成为一个君子。但是在庄子笔下,所谓的“儒者”却不再是谦谦君子,甚至连“小人”都算不上,而是变成了盗贼;他们所读的诗书也不再是修身养性的工具,反而成为作恶的工具,甚至还成为作恶的借口;“儒者”也不再是被仁义所规定的人,而是被利益所规定的,甚至是为了利益,不仅失去了仁义,而且失去了做人的最起码的底线的人。而且诸如此类的假儒还不在少数,在庄子看来,整个鲁国人都是假儒,唯有一人是真儒,恐怕这个人就是孔子。“庄子见鲁哀公。哀公曰:‘鲁多儒士,少为先生方者。’庄子曰:‘鲁少儒。’哀公曰:‘举鲁国而儒服,何谓少乎?’……于是哀公号之五日,而鲁国无敢儒服者,独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门。公即召而问以国事,千转万变而不穷。庄子曰:‘以鲁国而儒者一人耳,可谓多乎?’”(《庄子·田子方》)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假儒猖獗的呢?在庄子看来,原因无外乎利字,“爱利出乎仁义,捐仁义者寡,利仁义者众。夫仁义之行,唯且无诚,且假乎禽贪者器。”(《庄子·徐无鬼》)爱和利都是出于仁义,但真正爱人的人很少,取利于仁义的人很多,所以过分强调仁义只会造成虚伪,使人以仁义之名去追逐外在的权力和名誉,“演门有亲死者,以善毁爵为官师,其党人毁而死者半。”(《庄子·外物》)演门这个地方有一个人在亲人去世以后因为善于哀伤毁容而成为官师,结果他的乡党都群起效仿,最后有一半的人因此而丢掉了性命,为了获取利益,人们将仁义当成了表演的工具,“以观众人之耳目哉”(《庄子·大宗师》),甚至不惜以身家性命为代价去表演。更有甚者,仁义一旦被恶人所有,它就会成为恶人满足自己的贪求和作恶的工具,“小盗者拘,大盗者为诸侯。诸侯之门,仁义存焉”(《庄子·盗跖》)。
当然,这种情况也不是孔子乃至儒家所希望看到的,就孔子自身而言,他也一定不只是不希望看到,而且会像庄子一样对此深恶痛绝。他的思想只不过是被人利用罢了。
“且以巧斗力者,始乎阳,常卒乎阴,泰至则多奇巧;以礼饮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乱,泰至则多奇乐。凡事亦然。始乎谅,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庄子·人间世》)凡事开始的时候很单纯、纯正,到后来就慢慢失去了这种单纯和纯正,孔子和儒学也面临着这样的问题,本来儒者爱人在孔子那里确实是很单纯和纯正的,但是在孔子之后,这种纯正的儒者却少有出现,假儒倒是层出不穷,也就是说不是儒者的人假装儒者,假装儒者的人做着与儒者身份背道而驰的事情。(www.xing528.com)
如果所谓的儒(仁)者为假的话,那么他们的情自然也为假,即虚情,即所谓“强哭者”“强怒者”“强亲者”,没有真实的情感却佯装有情。
然而,如上所述,孔子和儒家对假儒、假仁、假情也是反对的,只是他们所提出的仁爱之情为虚假又提供了新的舞台和新的机遇,但是这确实不是他们的初衷。
庄子“无情”的第二层含义是指无私情、无偏情。
如果假儒之情为虚情、伪情,那么真儒所具有的真情是否就是庄子所完全赞同的情感呢?答案也是否定的。
如上所述,由于孔子之仁实际上是一种以扩大的自我为中心的爱,这使得孔子之情不可避免地带有一种扩大化的自私性——血缘亲情的扩大化,所以这种情感即便真诚、真实、纯净,即便从孔子的角度来看它也摆脱了原子式个人的自私性,但是从庄子的角度来看,这种真诚、真实、纯净仍是有限甚至是狭隘的。一旦超出这个范围,这种有限乃至狭隘就会带领儒家的看似真诚、真实、纯净的情感走向其反面——如“亲亲互隐”,对于亲人而言,这种情感当然是一种真诚也是真实的情感,但是对于亲人之外的他人而言,特别是对于那些因此而受到伤害的人而言,这种情感就再不是纯净的情感,而是没有正义也失去了公平的情感,甚至是邪恶的情感。
所以,在庄子看来,孔子之情因为有偏私,所以它仍然是一种自私的情感,因此,庄子要反对这种情感。
既然孔子之情——仁爱(道德)情感都非庄子所谓情感,那么生理(感官)之情和功利之情就更非庄子所谓情了,因为这两种情感往往受欲望特别是贪欲所制约形成纵情,纵就意味着已经越过了情的边界,而且所纵之情也往往是私情。“是故骈于明者,乱五色,淫文章,青黄黼黻之煌煌非乎?而离朱是已。多于聪者,乱五声,淫六律,金石丝竹黄钟大吕之声非乎?而师旷是已。枝于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声……”(《庄子·骈拇》)五色、五采并不是视觉的本性,五声、六律不是听觉的本性,仁义也不是德性的本性,它们都是纵情放欲的结果,五色使视觉迷乱,五声使听觉混乱,仁义使德性丧失,使天下人沽名钓誉。
因此,如果说庄子是主张“无情”的话,那么他所谓的“无情”是有其具体而明确的含义的:一是指无虚情、无伪情;二是指无私情、无偏情。前者是针对情之本性——真情而言的,后者是针对孔子(儒家)之情——仁爱之情而言的。如果说庄子之情是针对孔子之情的话,这种“无情”还可以理解为:虚情、伪情之“无”针对的是孔子之情的外在流弊,私情、偏情之“无”针对的则是孔子之情的内在缺陷。所以,这种“无情”本身意味着:一方面,庄子似乎在呼唤着一种真实的情感;另一方面,他也在呼唤着一种超出血缘亲情的情感,即更为广博的天地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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