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道禅之情：揭示孔子仁学思想的深远目的

（一）对父（母）兄之爱

如上所述，对父（母）兄之爱实际上经历了一个从至上神到祖先（神）再到父兄的过程，所以从缘起的角度来看，孔子的父兄之爱是相当于基督教的“对上帝的爱”的——父母、上帝创造、帮助、爱护我们，所以我们也应该爱他们，而且这种情感在现实生活中是至高无上的情感，其他任何情感和规定都不可企及，对上帝的爱是如此，对父母的爱亦是如此。所以当孟懿子问孝时，孔夫子回答“无违”（《为政》），而且“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论语·里仁》）、“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论语·里仁》），正是因为对父母的发自肺腑的爱，所以才能时刻牵挂惦记父母，牵挂他们的安康和年龄，这也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爱，而当我们怀着这样的情感去面对我们的父母之时，这已然就是一种孝了，所以孝的原本内涵并不是其他，而就是我们内心所应该具有的一种爱的情感，而当我们内心缺乏这种爱的情感时，孝才成为一种带有强制性的伦理道德。甚至当父母有错在身时，我们也要抛弃善恶之分，爱我们的父母“事父母几谏，谏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论语·里仁》）、“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这是一种至真至爱之情，至少在孔子这里是丝毫没有虚伪做作之意的。

（二）对他人乃至万物之爱

在《论语》中，孔子直接谈对他人之爱的次数是要多于对父母之爱的，如“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等等。也就是说，孔子虽然将爱的根基置于父（母）兄之爱，但这种爱还远远不是孔子之爱的全部内涵，将这种爱推己及人，以维持社会秩序，这才是孔子更为深远的目的。当然在这里与基督教有所不同，在基督教看来，我们之所以爱他人，是因为他人也是上帝所造之物，我们爱上帝就要爱上帝所造之物，所以爱他人也是爱上帝；而在孔子这里，爱父母与爱他人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它们只是一种内推的关系，是一种扩大化，其更为深远的目的是恢复秩序，实现社会和谐，也正是因为这个目的，孔子又将对他人之爱扩大，扩展到对万物之爱。(www.xing528.com)

（三）对自己的爱

这种爱在孔子的仁学思想中比较少见，但是在《论语》中，我们从孔子自己的身上，还是很明显地看到了这种对自己的爱，这种爱既表现在他的日常起居之中，如“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论语·述而》），表现了孔子安闲自适的生活，而且，孔子对此是心安理得的；对自己的爱还表现在性命攸关的生死存亡之道上，“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这是孔子的权变思想，而权变思想的背后反映的正好是他对自己生活和生命的爱。因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经·开宗明义章》），爱我们的父母，就要爱父母所生，在这一点上，与基督教是相同的，但孔子的这种爱，除了因为父母之外，更大的原因恐怕还是来自于孔子的中庸实践（实用）理性，当世道险恶，自己无力改变之时，也不能强力为之，否则于事无补，于己也不利，所以在孔子这里，达则兼济天下，危则独爱其身的想法也是有的。那么，既然如此，为什么孔子在他的仁学思想中并没有谈及自我之爱呢？这在于自我之爱虽然是受之父母的天经地义的爱，是合情合理的爱，但这还仅仅只是一种最基本的爱，是一种小我之爱，而这种爱远远不是孔子的理想所在。孔子理想中的爱是一种大我之爱，即有利于社会的爱，是天下之爱，这不是自我之爱所能承担的，只有有位乃至有德之君子才能承担，因为只有他们才能克制自己的一己私爱。“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论语·宪问》），自己的牺牲如果能换得大众的幸福，这种牺牲就超越了一己私爱而成为了有意义和价值的仁爱。但是，在孔子那里，首先是保全自己，然后才是舍弃自己，这与基督之爱是相通的。基督教强调在真正的爱里，必得有自我保全的成分，因为我们要努力完成上帝在我们身上所定的计划，它虽然强调耶稣式的自我牺牲，即为了拯救人类、为人类赎罪而牺牲自我，但这种自我牺牲必须是为了人生的最高目的，这样，自我牺牲才有价值可言。这样，一种自我之爱被升华为大我之爱，一种个体情感被升华为道德情感。这种升华或超越也即道德情感在孔子的好恶喜怒哀乐中得到了鲜明的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