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道禅之情：从《论语》到《庄子》再到《坛经》

那么，谁才能够真正的爱人呢？在孔子看来，这不是一般之人可以做到的，这个人必须是人之为人的“人”，即“君子”（“君子学道则爱人”），而君子又分为有位之君子和有德之君子。但是一个人是否能够爱人主要不是与他所处的位置有关，而在于他是否有德，所以这里所说的“君子”是指有德之君子：他首先能够与动物相区分，其次还能够与自己相区分。

首先，与动物相区分就意味着人必须正确面对自己的欲望，否则人就与动物无异，这在《论语》中表现为“克己”。“克”在学术界有多种理解，如抑制^[24]，（战）胜^[25]，以及作为反对意见的能够^[26]等，实际上这几种说法并不截然对立，只是关于“克己”的不同角度的表述而已。在《说文解字》中，许慎引徐锴的话解释为“肩，任也……能胜此物谓之克”，于是，“克”在这里还可理解为能够胜任。那么完整的理解是，“克己”即能够胜任作为人的“自己”，为此，我们要“修己”（“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论语·宪问》），也就是克制、约束作为“私己”的自己，战胜“私己”。而动物是无法克制、约束自己的，因为它们本身就是欲望性的存在。只有君子才能战胜自己的动物性欲望，而胜任作为人的“自己”，因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真正的君子所关心的是道义，而不是人的欲望和利益，“君子谋道不谋食。耕者，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也正是因为如此，“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

而且，不仅人的物质性的欲望、贪欲应当被克制，人的心灵性的意见和成见也应当被克制。这种克制在《论语》中具体表现为“毋”，“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

“意”在这里指私意，“毋意”就是不要有私意，因为这种意往往表现为一种意见，它建立在自己有限的知识和思考基础上，所以往往会成为一种偏见或成见。与之相反，我们需要一种洞见，能够洞察事物的本性，这需要我们摒除己见，回到事物、事情本身。如果这样，我们就能做到“不迁怒”（《论语·雍也》），怒，作为对事实的一种合乎事实的态度，它本身无可厚非，但是将这种怒转嫁给他人他物，就不符合事实，所以这种“意”应当被否定。因此孔子强调“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反对“以德报怨”（《论语·宪问》），并对“乡愿”斥之以“贼”（《论语·阳货》），就是因为这些情绪、态度并不符合事实本身，甚至与之相反。

一般而言，“必”就是必须、必定、必然，“毋必”就是不要绝对化或极端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种极端化恰好是对“必”的本义的违背，“必，分极也”^[27]，“必”原本是区分事物的标准，是对事物边界的一种界定，而极端化正好是对边界的一种跃出，不符合事物本身。所以一方面，孔子反对各种极端化，包括情感上的“淫”“伤”（“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思维上的“三思”（“再，斯可矣”《论语·公治长》），行为上的“数”（“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论语·里仁》），因为“过犹不及”（《论语·先进》）；另一方面，他则强调了“中行”（《论语·子路》）、“中庸”（《论语·雍也》）、“允执其中”（《论语·尧曰》）等，“中”就是无过无不及，是对极端化的避免。就连“克”本身，当其走向极端化时，也就从“能够胜任”走向了“好胜”（“克、伐、怨、欲不行焉”《论语·宪问》），即走向其反面。

“固”在《说文解字》中被解释为“四塞也”^[28]，四周都被围起来，取坚固之义，但这同时也意味着一种闭塞，固步自封；而“固”字的中间为“古”，即故、旧之义，与新相对，一个陈旧的东西被闭塞起来，不能自新，也失去了任何被更新的可能性，这意味着它只能走向死亡。所以“毋固”就是不要囿于一个预先给定的框架。于身而言，不要执滞于他物；于心而言，不要固执于己见。正因为此，孔子强调权变的思想，“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论语·公治长》）、“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等，根据所处环境的不同，人应该采取不同的措施。

“我”在这里指私我、自我，“毋我”就是不要以自我为中心、独自尊大，因为一旦如此，势必会造成私“意”的产生，形成偏见乃至成见，使人“使骄且吝”（《论语·泰伯》），所以孔子强调“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论语·述而》），强调“毋友不如己者”（《论语·子罕》）。而且对于孔子而言，“我”并不是自生的，而是在生活世界中生成的，是人与万物在相互给予中的一种相互生成，因此他强调的重点不是个体，而是关系，不是自我，而是社会。(https://www.xing528.com)

也就是说，人要胜任作为人的“自己”，首先要约束自己，而这种约束对于《论语》中的“君子”而言，实际上就是要克制乃至否定（“戒”、“勿”、“毋”）自己，即克制那个有私欲、私意、私我，以及闭塞、极端化的“私己”。

所以孔子一方面从否定意义上强调君子要“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论语·子路》），“骄”就是骄傲自满，自以为是，这样就会形成偏见；另一方面又从肯定意义上强调君子要“孙以出之”（《论语·卫灵公》），“孙”即谦逊之义，谦逊就会广收博采，虚心接受别人的意见，这样才能扬弃“私我”的存在。

其次，与自己相区分则意味着人不仅要从消极方面来克制或否定自己的欲望或意愿，而且要从积极方面去超越自己；人不仅要超越自身的动物性，而且要超越现实的功利性——这在《论语》中表现为“复礼”。“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论语·八佾》）孔子之所以认为礼重要，甚至为了礼而要牺牲自己的利益，就是因为这样才能将自己与私己相区分出来，将君子与小人区分出来。

在此意义上，“克己复礼”实际上只是具体地行仁、为仁的途径和方法，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一样，它们都属于“仁之方”。

而“仁者人也”虽然是“仁”的原初含义——被用来区分于一般之人即“小人”，但是在《论语》中，“仁者爱人”的含义规定了“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