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在《论语》中,“仁”究竟是何意呢?我们还是从“仁”的字源学意义出发。在字源学意义上,许慎认为“仁,亲也。从人,从二”[18](《说文·仁部》)。由此可见,“仁”首先是与亲情、亲爱相关的,表达的是一种亲密的关系,而这种关系也就表明它不是指人的独自存在,而是指人与人的共同存在,所以从字形上又有“从人,从二”之说。“在《说文解字》中,‘仁’并不是一个难以理解的字:它由‘人’‘二’两字合成。这种语源学分析更加印证了孔子的观点:一个人不可能自我为人。也就是说,从出生起,我们就不可避免地社会化”[19]。从这个意义上讲,虽然学术上对“从人,从二”之说还有不同的解释,但是从其上下文来讲,将其解释为二人之间的关系是合适的。当然这个“二”也不应定是实数二,而是表示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个二既可以指两个人,也可以指多个人。
如果事情是这样的话,这种仁的思想又是由何而来的呢?清代段玉裁对此进行了更为详尽地解释,“亲也。见部曰。亲者、密至也。从人二。会意……独则无耦。耦则相亲。故其字从人二。”[20]段玉裁用“独则无耦。耦则相亲”解释了“从人,从二”中的“二”,这种观点实际上是来自于郑玄的“相人偶”的说法。所谓“相人偶”,按照刘文英的考察,它是指一种古老的礼仪,“这种礼仪就是两个人面对面地躬身作揖:表示互相问候、互相关照、互相尊重”[21],在此基础上,刘文英认为“‘仁’的观念如果求溯其源,最初即同一种古老的礼仪相联系”。虽然白奚对此还有一定的异议,认为“‘仁’字并非两个人面对面互相礼敬的象形,而仍应如段玉裁所言,为表示互相亲爱之情的会意字”[22],但是两者的主要观点却是一致的,即都认为“仁”的观念来自于“相人偶”,都认可了“仁”的“从人,从二”之义,都肯定了“仁”所包含的一种古老的人际意识和人际关系。两者的差异只在于对这种“关系”的判断上,刘文英认为“仁”所蕴含的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礼敬关系,而白奚则认为“仁”所蕴含的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亲爱关系。从字源学的角度来讲,白奚的判断无疑是正确的,因为无论是许慎还是段玉裁,都强调了“仁”的“亲”之义,他们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亲爱之情。但是,如果我们再向前追溯,我们会发现“仁”的最初的含义应该如刘文英所说,它首先表达的是人与神、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礼敬甚至是敬畏的关系,只是到了孔子时,他才将人与神、人与人之间的礼敬关系变成为或者具体化为一种亲爱关系。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礼”首先来自于人对神、对祖先(人)的敬畏、敬重之情,只是到了孔子时,他才将这种敬畏、敬重之情变成了一种人与父母之间的一种亲爱之情。所以如果从孔子的角度来讲,刘文英的判断又是对的。而且,将“礼”的根基(实际上就是“仁”)从“敬”转化为“爱”,这正是孔子的贡献,也正是孔子的伟大之处。而“礼”作为“仁”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它的含义的历史变迁所传达的实际上也就是“仁”的内涵的变化。许慎、段玉裁等人都在孔子之后,所以将孔子的思想作为理解“仁”的出发点,这也是可以理解的。(www.xing528.com)
当然,在《论语》中我们也可以找得到表示敬的“仁”,如“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论语·颜渊》),出门去工作就好像要接待贵宾一样,役使老百姓就好像要承担祭祀大典一样,我们的行为慎重,是因为心中含有敬畏,这就是以“敬”解“仁”。这是因为,作为一位承上启下的思想家,孔子的思想虽然有独创性的一面,但在他的潜意识里也不可避免地保存了旧思想的痕迹。而且对于孔子而言,虽然旧有的价值体系已经分崩离析,但是要想让世人接受自己的思想,一定程度上地保存旧有的价值观念也是必要的——这鲜明地表现在,孔子作为一位理性的思想家,他对于鬼神事实上是有怀疑的,所以当季路问鬼神时,孔子断然否定了他的提问“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先进》)。但是由于鬼神思想在旧传统中已经深入人心,轻易地否定这种传统势必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所以孔子不得不采取了一种折中的办法——“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论语·雍也》),虽然不否定它,但是也不肯定它,而是敬而远之。也正因为如此,孔子才不会轻言“怪、力、乱、神”(《论语·述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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