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除了与性密不可分外，情与欲也相生相伴。一般认为，情由欲起，欲望的满足与否会影响到人的情绪的好坏，即当欲望得到满足时，人会呈现为一种肯定性的情感；而当欲望得不到满足时，人会呈现为一种否定性情感。所以古之谈情，多与欲相联系。更有甚者，主张抑情灭情者，多将情与欲相混同，认为人欲即人情，尤其是欲中之私欲，古代哲人多视其为恶，所以抑情、灭情思想的产生也不足为奇，如程伊川说：“甚矣欲之害人也！人之为不善，欲诱之也。”[20]在他看来，欲完全是害人的，人之恶完全是由欲使然。那么在程那里，欲又是如何被定义的呢？所谓的欲是否就是指人的普遍的欲望呢？程又道：“天下之害，无不由末之胜也……凡人欲之过者，皆本于奉养；其流之远，则为害矣。”[21]很明显，正常的宫室、饮食、刑罚、征讨都是本，也就是天理，其存在是天经地义的，但是峻宇雕墙、酒池肉林、淫酷残忍、穷兵黩武即人欲则是末，其存在是有危害的，因为它们都超出了正常的范围。所以朱熹也认为，虽然饥而求食、渴而求饮都表现为一种需要和渴求，但却是天经地义之事，天同此理，人同此心，具有一种普遍性和必然性，是人之为人所不可或缺的，但一味要求美味则超出了人的正常需要范围，成为了人的一种私欲，这种欲才是对人有害的。
所以，《说文解字》将“欲”解释为贪欲是合适的。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欲望都是有害的，只有那些超出了人的正常需要范围即越过了自身边界的私欲，才是应该为人所摒弃的。彭富春将欲望分为三种，即身体性的欲望、非身体性的欲望和对于欲望的欲望[22]。身体性的欲望主要包括食欲和性欲两种，人只要还是身体性的存在，那么就会有食欲和性欲，因为只有食欲的存在，才能满足人的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只有性欲的存在，才能满足种族的繁衍、社会的延续的需要。非身体性的欲望包括物欲、名欲和权欲等，如果身体性的欲望是人的自然存在的证明的话，非身体性欲望则是人的社会性存在的证明。《列子·杨朱篇》说：“生民之不得休息，为四事故：一为寿，二为名，三为位，四为货。”[23]寿是人的身体性的欲望，名、位、货则是人的非身体性的欲望。当然不管是身体性还是非身体性的欲望，它们虽然天经地义，但却是有其限度的，一旦超过其限度，那么正常的欲望就变成了贪欲——对于欲望的欲望，即当一个欲望满足之后还继续追逐新的欲望，无休无止，没完没了，欲壑难填——这个时候，人的欲望就不仅是对于欲望物的追求，甚至变成了对于欲望自身的追求。
在这三种欲望中，前两种欲望构成了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动力，所以欲望并非完全是恶的，它是人类社会一切生产的最初动因，具有一种创造性。但是当欲望演变成对于欲望的欲望时，欲望便只具有了消费性——无休无止的消费欲望的对象，这时的欲望变成了贪欲，这时的人也就变成了一个欲望者，完全被欲望所驱使，成为了欲望的奴隶，失去了其自主、自由、自觉的主体性。在荀子看来：“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荀子·礼论》）贪欲不仅可以让欲望者自身失去自身，而且可以让欲望者与欲望者之间因为所欲之物而纷争四起，以至于社会乱而穷，最终损害欲望者自身。
正是因为欲望所具有的两面性，我们在讨论欲望时就不能片面强调某一面，而禁欲主义和纵欲主义正好代表了这种片面性的两种极端形态。禁欲主义从禁止贪欲延伸到禁止所有的欲望，扼杀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动力和创造性。纵欲主义则使人成为一个纯粹的欲望者，失去了人之为人的特性。所以对于欲望，我们要在正确认识它的本性的基础上，分清其中的私欲和公欲（普遍性的欲望）。对于公欲，我们既不能禁，也不能纵，让它回到自身中；对于私欲或贪欲，一方面需要节制，即节欲，另一方面需要升华和超越，使人的过多的欲望转移和升华到更有价值的事情上去。(www.xing528.com)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节制、升华和超越私欲呢？在荀子看来，就是要以道制欲，“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荀子·乐论》）具体而言，对于荀子而言，所谓道就是礼乐。“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仪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故礼者养也。”（《荀子·礼论》）到了宋明理学，所谓的道就成了理或天理，与人欲（私欲）相对。所谓天理，即自然的普遍的必然规律或准则，就朱熹而言就是仁义礼智，也就是用仁义礼智来节制乃至升华人的私欲。彭富春认为所谓的道就是智慧，以道制欲就是用智慧去指引欲望，为欲望确定边界，指出哪些欲望是合理的，哪些欲望是不合理的，哪些欲望是可以实现的，哪些欲望是不可以实现的，最终使欲望在欲、技、道的游戏中回复到自身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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