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和孔子的人性论：常性与仁爱

在人性论上，庄子和孔子是截然不同的。“道者，德之钦也；生者，德之光也；性者，生之质也。性之动，谓之为；为之伪，谓之失。”（《庄子·庚桑楚》）庄子认为性是生的本质，而且是与生俱来的本质，而生又是德的显现，德则来自于道，是人所得于道者，道则是庄子思想的出发点，也是庄子所认为的整个宇宙万物的出发点，道即宇宙万物的根本。而在道家看来，道又师法自然，也就是说，道是自然而然的。所谓宇宙万物的得“道”并不是说得到了一个具体的东西，而是说它们能够遵循自己自然而然的本性，如果得其本性即为得“道”，否则就是失“道”。所以庄子说，“马，蹄可以践霜雪，毛可以御风寒。龁草饮水，翘足而陆，此马之真性也”（《庄子·马蹄》），在庄子看来，马的本性即“真性”并不在其他，而就在于能否充分实现自己的自然天性，如果有马蹄踏着霜雪，有汗毛可以抵御风寒，能吃草饮水，翘足而跃，这就是马，因为这实现了马的本性。相反，如果我们在马头上络上络头，在其鼻子上穿上缰绳，这就会束缚马的天性，使其失去其天性，所以这时马便不再是马，因为马只有形，而不再有其性，“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无以人灭天”（《庄子·秋水》），人为会破坏马的天性，所以本性、天性、“真性”与人为是相对的。当然这里的人为并不是说人不能有任何的作为，而是说人不能妄为，也就是不能违背物之天性而为，如果人能够顺天性而为，这种人为也是可以的。

如果马之性是如此的话，人性也是如此。“彼民有常性，织而衣，耕而食，是谓同德。”（《庄子·马蹄》）“常，质也”（《广雅·释诂三》），因此所谓“常性”也就是指人的本质之性，即人的本性。同时，“常”作为形容词，还有恒常、正常之义，这意味着人的本性是恒常不变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是人的正常之性，织衣而穿，耕地而食，这是符合天道的，因此这种“常性”是人得之于天道的本性。

因此，庄子所谓人性者，即人的自然而然、生而自然的本性，它是“道”在人身上的显现，是人得（“德”）之于“道”者。所以人性首先是天生完满的，因为“道”本身是完美无缺的；其次，人性也是自然的，它反对人的妄为，庄子认为这种人为会破坏人的本性；再次，人性是朴素的，它没有“知”，也没有“欲”（贪欲），所以“民”没有贪欲心，也不起分别心，能够和禽兽“居”，和万物“并”，也没有儒家所谓的君子和小人之分，正是因为这种素朴之心，“民”能够得人性而成为人——“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庄子·马蹄》）

既然人性可“得”，反过来这也意味着人性可“失”。动物是无所谓“失”的，因为它们本无所“得”，只有人才有所谓“失德”，即失去了人天生就得之于“道”的本性。当然所谓的“失”并不意味着人的本性不存在了——因为人之性为常性，它是恒常不变的——而是说它被遮蔽了，庄子称之为“蔽蒙”（《庄子·缮性》）。那么，人性被什么遮蔽了呢？

首先是被人自身所遮蔽。人之所以能被自身所遮蔽，是因为人有身体和心灵。所以这种遮蔽又可以分为两种：一方面是身体对人性的遮蔽，身体之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身体有欲望，本来如果这种欲望是天生而成的话，那么遮蔽就无从产生，但是在世俗社会中，这种欲望往往会越过自身的边界，成为一种贪欲，“自三代以下者，匈匈焉终以赏罚为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而且说明邪？是淫于色也；说聪邪？是淫于声也；说仁邪？是乱于德也；说义邪？是悖于理也；说礼邪？是相于技也；说乐邪？是相于淫也；说圣邪？是相于艺也；说知邪？是相于疵也。”（《庄子·在宥》）庄子并不否认天生而成的色、声、德，而是反对“说”——即“好”或沉溺，因为“好”就意味着不是天生的，而是带有主观色彩的，是一种人为的追求，所以好色、好声、好礼、好乐、好仁、好义、好圣、好知就有悖于人性本真了。这种“悖”实际上就是人性之“失”，“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乱目，使目不明；二曰五声乱耳，使耳不聪；三曰五臭熏鼻，困惾中颡；四曰五味浊口，使口厉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飞扬。此五者，皆生之害也。”（《庄子·天地》）五色、五声、五嗅、五味原本是天之所成，所以就其自身而言，它们对人是无害的，那么它们为什么会“乱目”“乱耳”“熏鼻”“浊口”呢？关键还在于人的心灵。如果说人与动物之别在于是否具有心灵，那么人与人之别则在于心灵是否处于本真的状态。因此，另一方面是心灵对人性的遮蔽，按照庄子的思想，人的心灵应该是虚的、静的、朴素的，因为只有这样才符合“道”的特性，心才能体“道”，但是世俗社会中的人心不仅不是虚静朴素的，反而被各种外物所“蔽蒙”，以至于心乱而性失，“趣舍滑心，使性飞扬”。这其中最重要的代表就是儒家的仁爱之心，“夫残朴以为器，工匠之罪也；毁道德以行仁义，圣人之过也。”（《庄子·马蹄》）在庄子看来，正是因为仁义礼乐使得天下开始有了区分，使得人心有了分离，这实际上是违背了人的天然本性的，是毁坏人的道德去求仁义，就仿佛毁坏完整的树木去雕刻酒器，毁坏洁白的玉石去雕刻珪璋，所以仁义不仅不是人性，而且是伤性的。正是因为如此，庄子不认为仁爱之心是属于人性的，因为它是人为的。(www.xing528.com)

其次，人性被外物所遮蔽。所谓的外物同样也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可见之物，即实物。作为天地中的一种存在之物，其本身是无所谓善恶的，它甚至还为人的存在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它之所以能够成为遮蔽之物，是因为在现实中它往往会成为人之贪欲的对象，以至于人们为了追逐这些外在之物，而忘记了人自身，忘记了人所得之于“道”的本性，所以庄子说“丧己于物，失性于俗者，谓之倒置之民。”（《庄子·缮性》）。另一种是不可见之物，即虚物。“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故此数子者，事业不同，名声异号，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庄子·骈拇》）陈鼓应认为“易”在这里为错乱之义，所以“易”性就是错乱人心，使人失却本性，使物遮蔽本性——其中，对于小人而言，遮蔽其本性的是功利，对于士、大夫、圣人而言，遮蔽其本性的则是名誉、地位，相对于可见之实物，这些都属于不可见之虚物。

但是，不管是实物，还是虚物，它们要对人性产生影响，最重要的还在于人心。所以，归根结底，人性还是被自身所遮蔽的，尤其是人自身的心灵。

综上所述，和孔子的“性相近”不同，庄子认为人性不是相近，而是相同，也就是说人初生之时的虚静、自然、纯朴状态是相同的，在这个意义上它们是超越善恶的，或者说人的本性都是完美无缺的——张岱年认为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所认为的人性是超善恶的或者是至善论^[18]。另外孔子认为“习相远”，强调人为即后天修养的重要性，庄子则正好相反，坚决反对人为之习，认为人为只会带来性的损伤，所以能够保持人的自然本性就是最好的。

庄子所谓性（庄子又称之为常性、天性、真性），它同于自然，但又与荀子所谓性相区别，因为它并不同于单纯的欲望，而是来自于道，受道的指引；也与绝对的仁义道德相区别，因为它并不完全否定欲，自然而然的欲也是民之常性，庄子只是反对不受道指引的欲，即贪欲、奢欲，因为它越过了自身的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