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尺谱记谱法的发展及相关文献研究

记谱法是指用符号、文字、数字或图表将音乐信息记录下来的方法，它所记录的图像称为乐谱。记谱法包含了一定的字符（符号、文字、数字、图形等）集、字符使用规则和乐谱谱面结构设计规范等内容。记谱法以特定的音乐理论为基础，融合了文化、民族、时代的不同特征，因此在世界各地产生了很多种不同的记谱法。

古今中外使用过和正在使用中的记谱法有很多。相传早在战国时代，卫灵公手下的音乐师师涓，就能用某种记谱方法记谱了。据文字记载，中国隋唐时期就产生了工尺谱、减字谱（古琴用），宋代又产生了俗字谱。工尺谱几经沿变，至今仍有民间艺人使用。在近、现代中国使用比较普遍的是简谱和五线谱，尤其以使用简谱的人最多。从世界范围来看，使用最普遍的是五线谱。

工尺谱是20世纪以前，东南亚地区的主要的音乐记谱法，是中华传统音乐艺术的主要载体，它有着悠久的历史，最晚于晚唐五代已产生，经过漫长岁月的发展，到明、清时代趋于成熟，在我国传统音乐中广为使用，可见的大多数传统剧种（如昆曲）和中国传统乐器的乐谱（如琵琶）都采用工尺谱记谱法来记录音乐。类似于西欧的五线谱，保存至今的工尺谱乐谱汗牛充栋，它是使用最普遍同时刊印出版最多的中国传统音乐记谱法。[150]

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国内绝大多数音乐院校和普通中小学采用西方的音乐体系来教育和培养人才，无论是音乐产业还是音乐研究，简谱和五线谱被广泛使用，导致大量基于工尺谱的传统音乐遗产尚未被充分传承与复用。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01年公布中国昆曲入选第一批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151]。昆曲遗产丰富，昆曲的剧本乐谱采用工尺谱记谱法，如清代《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1746年）就收录了工尺谱4466首。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叶堂选辑校订的《纳书楹曲谱》包含有昆曲单折戏和散曲等共计二十四卷，剧目五百余出，其中有《玉茗堂四梦》四剧的全谱八卷。2017年9月，由文化部（现为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收集编撰的《中国工尺谱集成》出版，此书包括《总论》（1卷）、《北京卷》（2卷）、《河北卷》（3卷）、《陕西卷》（2卷）、《江苏卷》（1卷）、《辽宁卷》（1卷）等10卷工尺谱资料。[152]工尺谱作为载体，保存了前人大量的音乐遗产，为中国传统音乐的传承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工尺谱记谱体系的形成是一个逐步完善的发展过程，它的源头可追溯到唐代的俗字谱和燕乐谱，后逐步形成了较为统一的工尺谱记谱法。记谱法的基本构件由音高谱字、节奏谱字和音乐符号构成，音高谱字由十个基本谱字“合四一上尺工凡六五乙”组成，节奏谱字也叫板眼，板眼的符号有圆圈符号“〇”、方形符号“□”、点顿号“、”符号等构成。

由于我国地域辽阔，古代人们相互交流与流动相对较少，不同地区、不同时代，使用的记谱模式不同，从唐代敦煌的工尺谱乐谱[图9-1（e）]到近代的首调工尺谱乐谱[图9-1（a）]，不仅出现了相同音高不同的谱字表示方法，而且乐谱的谱式和书写方法也出现了多样化异构特征。单从谱字的表示方式上，根据杨荫浏统计，现存常见的工尺谱谱字有30余种不同形态；乐谱的书写谱式有半蓑衣谱式[图9-1（a）]、直行竖写谱式[图9-1（b）]、直行横写谱式[图9-1（c）]和一炷香谱式[图9-1（d）]等多种类型，字体有刻板印刷体[图9-1（e）]、手写体[图9-1（e）]等，同一工尺谱乐谱可能有多个不同时代的相异版本，并形成了一些独立的区域性工尺谱记谱子体系，如福建一带的南音记谱法、北京智化寺的佛教用工尺谱、西安鼓乐工尺谱等都与通用的工尺谱谱字略有变化。(www.xing528.com)

图9-1　不同书写谱式的工尺谱乐谱图例（时间跨度约1000年—从唐代到清代）

目前，有关工尺谱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工尺谱乐谱音乐理论的分析和研究上，利用信息技术处理工尺谱乐谱的研究和探索相对较少。在“中国知网”上，搜索主题关键词为“工尺谱”的文献，截至2019年6月，可搜索到800余篇相关文献，其中和记谱法相关的文献有86篇。王耀华认为中国传统音乐乐谱与乐器、乐律、乐调之间联系紧密，这是中国文化整体观的体现，它反映了律、调、谱、器之间融为一个整体的关系。虽然不同时代的不同乐种、不同音乐体裁形式之中，这一整体关系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态，但它们的产生和运用却是不受历史时期的限制。乐谱与乐器、乐律、乐调之间的紧密相关的整体性规律，是各种不同历史时期不同乐种的共有规律。[153]

杜莹认为《新定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简称《九宫大成》）北词1仙吕调的记谱形式是北词各宫调中最为丰富和复杂的，其原因在于记谱中存在移调记谱现象。而对移调记谱问题的解读直接关系到对于仙吕调套曲音乐形态的理解。作者基于王正来《新定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译注》对北词仙吕调套曲的译谱，从曲牌宫音的确定、根据宫音谱字所在位置对仙吕调套曲曲牌的分类、对仙吕调套曲工尺谱采用首调记谱与移调记谱作用的认识三个方面，对仙吕调套曲的移调记谱问题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通过比较王正来、刘崇德和傅雪漪三位学者对仙吕调套曲的译谱，杜莹认为三种译谱的调高与音高结果基本接近，总体上能够反映出工尺谱所蕴含的音乐形态。[154]

陈明认为工尺谱天然具有“以字代音”和“音位对应”的双重属性，使得它运用“谱字相替”来实现旋宫犯调变得非常便利，此即工尺谱的“借字”旋宫手法。在传统音乐实践中，常见有“单借、双借和三借”等三种“借”法。一般而言，所“借”之字愈多，旋宫过程便愈显冗繁，而这一切从现代乐理意义上来看，其实都是调号、调名与音程三者逻辑关系的总和。文章用现代乐理语言来揭示其“借字”手法的根本规律。[155]

李宏锋依据文献史料和传统音乐调名遗存，梳理明清自俗乐二十八调转型为工尺调名后，不同工尺调命名体系的历史演化逻辑、乐学内涵特征和相互联系。他认为，明末以来的工尺调名实践应用，存在“正宫调系统→小工调系统→乙字调系统”的演化历程。这些基础调名和转调关键音不一的各宫调系统，在保持相互调名和调高关系一致的同时，也在传统音乐的丰富实践中不断转型，依照“尊崇上字宫音”或“不同系统混用”等原则，讹变出多种类型的宫调体系。现存诸多传统音乐品类中形态各异、结构不一的工尺调名系统，都是宫调理论自唐宋一路走来，历经明清工尺调转型与丰富发展后，在现存传统音乐实践中积淀遗留和继续施用的结果，其主体逻辑关系可在宫调理论的“有序演化”与“因势讹变”中获得统一。[156]

利用信息技术处理工尺谱的文献相对较少，陈荣鑫、陈维斌设计开发了福建南音工尺谱的排版软件，可以输出工尺谱乐谱和简谱或五线谱合成的乐谱。他们根据南音工尺谱具有竖体编排、词谱混排、使用特殊记谱符号等特点，采用了特殊的排版技术。排版软件通过定义编辑对象，采用MFC进行对象管理，有效地解决了工尺谱串行化和进行各种编辑操作遇到的问题，软件还实现了记谱符号的快捷输入和版式风格设定等功能。[1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