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在英国的坚船利炮的打击下，清政府被迫打开了国门。首先，我国沿海、沿江地区，以及南方珠江流域和东北黑龙江流域被迫开港开埠，从而形成了一系列通商口岸城市（treaty ports）。到清末，这些城市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南北沿海、东西沿江的两条城市轴线，口岸城市共超过一百个。不平等条约、租界、治外法权、协定关税、外资引入等都对这些口岸城市的经济与城市景观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如果我们按口岸城市的分布进行一个简单的分类，则可以明显看出它们的空间特征：自北而南的口岸城市有，安东（今丹东）、大连、营口、秦皇岛、天津、龙口、烟台、威海、青岛、海州（连云港）、上海、杭州、宁波、温州、福州、厦门、汕头、广州、赤坎、淡水等20个城市，明显地，这些城市都位于东部沿海地区；而自东往西计有上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安庆、九江、岳阳、汉口、沙市、宜昌、万县和重庆等13个城市，是为沿江城市。其中，上海既沿海又沿江，兼具两类城市的特点。
由于通商口岸的经济已纳入世界经济体系，经济多为外向型，所以它们的空间分布原则就是对外交通便利，便于与海外国家，尤其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联系。而在18、19世纪，海外联系的主要交通方式为海运，甚至可以说，世界经济的主要联系方式也是海运。因为海运具有运量大、运费低廉的突出优点，所以，在世界范围内毫不例外的是港口城市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机遇。这也是为什么通商口岸城市大都布局在沿海地区的原因。(www.xing528.com)
另一方面，列强强行打开中国的大门，其目的当然是为了从古老的中国攫取巨额的财富。所以，他们也不得不借助中国原有的经济空间格局，才能深入到中国内地，获取更多的利益。事实上，依《南京条约》最早开放的五口通商城市，分别是广州、福州、厦门、宁波和上海。在这几个城市中，广州、福州和宁波分别是省城或府城，都是区域性的政治、经济中心。只有厦门和上海是一般县城，但这两个城市却早在明清时期的对外、对内贸易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成为典型的因商贸发展起来的地区性经济中心。所以说，列强仍十分重视利用中国传统经济地理资源。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除了沿海港口城市被辟为通商口岸外，长江沿线的许多重要城市同样也被列入通商口岸。显然是因为明清以来我国长江沿线经济高度发达、人口密集，不仅是沿海城市的巨大腹地，而且还可作为国外商品的倾销地。沿江城市也得到了列强的青睐。
通商口岸城市的崛起，改变了过去我国以内需为主的城市体系，也就是以大运河、长江为轴线的城市分布状况，奠定了现代中国城市分布的空间格局。通商口岸城市的出现，同时也转变了中国传统的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特点，引起了城市景观的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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