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与繁荣

在古代社会，“丝绸之路”无疑是沟通中西经济、政治、文化和思想的一条大动脉。事实上，在地理大发现之前，在新航道大举开通之前，东起中国，穿越西域、古印度、阿拉伯—波斯帝国，一直通向希腊—罗马世界的丝绸之路，几乎成为联接东方与西方的唯一通道。正是因为这一原因，丝绸之路上运送的就不仅仅是丝绸了，实际上，在这条通道上文化交流与物质交流是平分秋色的。

如果我们查看地图，就会发现所谓的丝绸之路实际上是一束穿越了无数城市的交通网，东方的起点是汉唐时期中国最大的城市长安，经过河西走廊，再越过戈壁瀚海，穿过一个个绿洲，途经无数城市，最终到达西方的罗马。来往于这条道路上的有士兵与海员、商队与僧侣、朝圣者与游客、学者与技艺家、奴婢和使节、得胜之师和败军之将等各色人物，熙熙攘攘。世界三大宗教——佛教、伊斯兰教以及元代基督教的方济各会与景教（聂斯托里教派），甚至一些当时流行的地域性宗教——祆教、摩尼教、犹太教等，都是经过这条路传入中国。中国早期的养蚕术、造纸术和印刷术，治国良策、伦理道德和自然科学等无数内容也是经由这条道路流向世界。

然而，丝绸之路的最初形成却是与丝绸毫无关系。公元前206年汉王朝建立后，由于采取了休养生息的政策，在不到百年的时间里，武帝时的汉帝国便已达到了空前的强盛，开始不断地向四方开疆拓土。尽管受到压制，帝国境内的工商业还是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特别是丝织业欣欣向荣。恰在此时，帝国西部边疆因北方的匈奴力量壮大，常常受到侵扰，匈奴成为汉王朝大患。因此，武帝于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派张骞出使西域，欲联合大月氏夹击匈奴。尽管这一次张骞的出使在军事上没有取得什么结果，但却意外地打开了东西方交通的大门。

随后，汉王朝在西部不断取得军事上的胜利，疆界逐渐向西推进。从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至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先后在陇西地方设置了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再后来，西域内属，为统辖内属的三十六国，汉王朝设置了使者、校尉等官员进行管理。宣帝时再改为都护。在汉王朝的有效经营下，西部边境形势大为改观，茫茫沙漠地带也随着汉王朝在军事政治上的胜利而成为商人和使者的通道。《史记·大宛传》记载：“汉始筑令居（今甘肃永登西北）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因益发使抵安息、奄蔡、黎轩、条枝、身毒国……使者相望于道。”

正如《汉书·西域传》中所说，这是一个“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东则接汉，塞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的地带。但后来，《汉书》又破例，把天山以北的伊犁河流域和葱岭以西的锡尔河（Syr）、阿姆河（Amu）流域一带的国家也记入《西域传》。这一地区因深居大陆内部，远离能带来丰富降雨的海洋，因此气候十分干燥，极少降水。面积广袤的沙漠戈壁，为险峻的高山所分隔。不过，茫茫大漠四周的高山上有常年的积雪和众多的冰川，这些积雪和冰川融化后形成的涓涓细流汇集成河，为干旱的内陆带去了珍贵的水源，形成了一些大型的内陆河流。而穿越这一地区的交通就傍依在因这些内陆河而形成的绿洲上。

对于汉帝国时期的穿越内陆的东西交通路线，《汉书·西域传》中的描述比较详细。主要有南北两条路线：

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庭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苑、康居、奄蔡、耆。

具体而言，从汉帝国内地赴西域有两条道路，都是从敦煌出玉门、阳关，然后在罗布泊之北分为南北两途：南道经鄯善、至莎车，越葱岭，到大月氏及安息；北道是从楼兰北上至伊吾（哈密），由此西行到高昌（吐鲁番），经天山山脉南麓，至龟兹，最后到达疏勒（喀什噶尔），从疏勒西越葱岭，到大宛（费尔干纳）。若向西南行，可达罽宾。这条北道是通过天山山脉南麓的，所以也叫天山南路。

南道也是赴印度的交通要道。其中还有一条捷径，即不经莎车，而在莎车东南的皮山县折向西南“经乌秅，涉悬度，历罽宾，六十余日行至乌戈山离国……复西南马行百余日，至条支”。条支即今天的叙利亚。这条从乌戈山离国至条支的道路是由东汉时派往大秦国的甘英踏勘出的。而这条赴印度的捷径就是研究中亚史地的学者熟知的“罽宾·乌戈山离道”。这条道路的路程是：

罽宾（今克什米尔）—陀历（今巴基斯坦的奇特拉尔之南）—悬度山—难兜（今克什米尔西北的吉尔吉特）—竭叉（新疆塔什库尔干县）—莎车—皮山—于阗（今和田）—且末—楼兰—敦煌—肃州（今酒泉）—甘州（今张掖）—凉州（今武威）—长安。

罽宾国在张骞通西域时还不为汉人所知，至汉武帝末年方始出现。罽宾国与中国的交通一直持续到王莽时代。这条道路不仅在汉代使用，后世也利用它出入印度。中国早期历史上前赴后继到天竺求法的众多高僧，大多是循这条道路到达印度的。(www.xing528.com)

当时世界的交通网，以包括阿富汗、哈萨克斯坦、中国新疆的中亚地区为轴心，向东西伸展，形成一个大国际市场。在这个国际市场上，中国的丝绸是最大宗的贸易品，深受西方各国的欢迎。当时的罗马贵族已作为丝绸的消费者而闻名，然而罗马人所穿的丝绸全为安息（波斯）人所垄断。安息商人为获厚利，到印度西北部的罽宾国，越过高耸的葱岭，穿越大漠戈壁，千里迢迢到达中国。显然，丝绸在这里恰似一条彩线，将这一地区的城市串联起来，形成了一条光彩四溢的丝绸之路。

这条从中国内地经西域到中亚，甚至到印度或地中海地区的陆路，自汉武帝经营西域以来就成为东西交流的通途，不仅是商品贸易，东西文化的交流也是通过这一路线进行的，唐代高僧玄奘在印度取经后，就是循着南道回国的。而法显、昙无竭（法勇）、宋云、惠生等西行求法僧也是由南道赴印度的。不仅中国僧人如此，西方高僧也是沿着这条道路进入中国，如六世纪中叶致力于译经事业的阇那崛多也是沿着南道从犍驮罗来到中国的。

盛唐时代，国力强大，政令畅通，西部疆域甚至一度达到药杀水（锡尔河）和乌浒水（阿姆河）所夹的河中地区。更重要的是，唐王朝对西域进行了有效的控制与管理，这些都保证了丝绸之路的畅通无阻，同时也促进了西域地区城市的兴盛。

高昌城遗址地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盆地中，位于吐鲁番市东约50公里的哈喇和卓。这座城始建于汉代，魏晋时期称为高昌壁，是为戊己校尉治所。北魏以后成为高昌王国的都城，唐代则是安西都护府的治所。再往后作为高昌回鹘王朝的王都长达五百多年。大约在元末明初时废弃。现存的高昌古城遗址，是高昌回鹘王国在唐代高昌城基础上改建增筑的。

作为古代吐鲁番盆地的中心城市，高昌城的重要性在于控制着从河西走廊西端敦煌西出玉门关，穿越莫贺延碛（沙漠戈壁）西进的去路。这条路在汉代称为北道，魏晋以后称为新道。《三国志·魏书》卷三十注引《魏略·西戎传》中称“从玉门关西北出，经横坑，辟三陇沙及龙堆，出五船北，到车师界戊己校尉所治高昌，转西与中道合龟兹，为新道”。

图9-1 高昌城址平面示意图

现在的高昌古城由外城和中城两部分组成。外城略呈不规则方形，周回约5000多米，城垣基本保持完好。城墙残高大约5—11米，基址厚达12米，城墙夯筑，夯层为8—12厘米的薄夯层，墙体有弧线和内凹的现象。城墙外筑有较密集的马面，东、西、南三面保存完好。从外城城垣的缺口并结合吐鲁番出土文书来看，高昌城外城共有九座城门：北面有两门，是为北门和鹿门，文献中称为武城门和玄德门；东面两门，故东门和新东门，文献中记载为青阳门和建阳门；西面两门，鑫福门和金章门；南面三门，新南门、故南门和大门。九门之制和城门的命名明显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外城还残存有寺院及民居的遗址。

中城位于外城的中间，平面略呈长方形。西、南两面城墙大部分保存完好，同样是夯筑而成，高与外城相当。中城的城门已完全没有痕迹，城内主要是一些宫殿及寺院建筑。另外，在中城中间偏北的地方有一个堡垒式建筑，是为子城，当地称为“可汗堡”，大概是高昌王国的宫城。子城的平面略呈不规则的椭圆形，周回约700米左右。结合《隋书·西域传》中所记载的高昌王国“其都城周一千八百四十步”，即3025米，与考古实测相对照，看来中城很可能就是高昌王城，外城则是唐代扩建的西州城。

中唐以后，中原政权不再能有效地控制中亚内陆地区，丝绸之路则常常因政局的动荡不安而阻隔不通。与此同时，海上交通贸易日益繁荣，东西方之间的贸易往来重心开始由中亚陆路转向东南沿海，陆上丝绸之路不再成为东西方交通的唯一通道，但作为区域间的交通，这一路线仍得以持续，沿途的城市也因之继续作为中亚内陆各国各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延续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