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都中外海上交通发展与衰落分析

我国虽然海岸线绵长，港湾众多，但在早期历史上，海上贸易并不发达，有明确记载的海上交通要到西汉时期了。

两汉时期中外海上交通显然业已频繁，但港口城市并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当时北方的海上交通主要是面对朝鲜与日本，南方则从日南障塞（今越南顺化）或徐闻、合浦出海，目的地是东南亚各国，主要输出黄金、丝绸，输入琉璃、玛瑙、琥珀、药材和香料等。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海上贸易更为繁忙，并在南方发展出了广州这样大型的海外贸易商港。这一时期，北方的海上交流仍集中在胶东半岛地区。

隋唐统一帝国形成，海上交通自然也受到重视。在海上交通与贸易的推动下，沿海地区兴起了一批港口城市，北有登州（今山东蓬莱）、莱州，南有楚州（今淮安）、扬州、华亭县（今上海松江）、温州、福州、明州（今宁波）、泉州、潮州、广州、交州（今越南河内）等。其中，广州已发展成为全国对外贸易第一大港，每日约有十余艘外国船只抵达广州，大量的中国丝绸与阿拉伯香料由此出入。《新唐书·柳泽传》称开元时（713—741年）广州已置有市舶使。除了中国人自己的记载外，曾到过广州的外国商人对广州也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10世纪初阿拉伯人阿布·赛义德在他的《中国印度见闻录》中就记载说，在9世纪后期居留在广州的伊斯兰教、犹太教、基督教和拜火教教徒大约在12万人左右。当然，我们不能全然相信这一类推测的数据，但唐代广州城内从事贸易活动的长期定居的外国人之多应该是确实的，这从广州城内设有番坊就可以得知。

到了宋元时期，海上交通更加发达，贸易往来频繁。中国商人泛海贸易的区域也不断扩大，甚至已有远抵波斯湾沿岸、阿拉伯半岛等地的记录。在隋唐对外港口城市兴起的基础上，更多的海港城市出现。是时，宋元政府通过设立市舶司、务、场来管理各地的对外贸易，所以我们就以当时设立市舶司的城市作为其海外贸易状况的一个指标。北宋时设立市舶司的城市共有6个，它们是广州、杭州、明州、泉州和密州板桥镇（今山东胶州市）、秀州华亭县（今上海松江）。南宋时，则再增置温州市舶务、江阴军市舶务和秀州海盐澉浦市舶场。蒙古人在至元十四年（1277年）取得闽、浙等地后，随即沿用南宋的制度，在泉州、庆元（宁波）、上海、澉浦四处设立市舶司，后来又增置广州、温州、杭州三处。到了至元三十年（1293年）温州司并入庆元司，杭州司与当地税务合并。再到后来，大德元年（1297年）又将澉浦、上海两司并入庆元司。此后元代只剩下庆元、泉州、广州三地有市舶司的设立。

市舶机构的设立，当然间接证明了这些城市的对外贸易额十分可观，而它们所依托的港口，自然也因对外贸易而繁荣兴旺。这里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以加深读者们的印象。

广州自隋唐以来一直在各海外贸易港口中列居首位。南宋初年广州市舶司的“收课入倍于他路”。不仅如此，广州因为对外贸易发达，所以“大贾自占城、真腊、三佛齐、阇婆涉海而至，罗数十柁”，以至于广州城内“凡西南群夷之珍，犀、象、珠、香、流离之属，禹不能名，卨不能计”。

泉州港因位于东海航路和南海航路的交汇处，自唐代起海外贸易就开始兴盛。入南宋以后，更是突飞猛进。海上来的大船多停泊于此，“东南之利，舶商居其一”。大批的外国商人居留在泉州城内，像广州一样，泉州城内也设有专门的蕃坊。到了元代，泉州甚至取代了广州在对外贸易中的地位，成为海外贸易第一大港。那个时候，南洋、印度、波斯、阿拉伯等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商船云集泉州。泉州城内“百货山积”，所谓的“番货远物，异宝奇玩之所渊薮，殊方别域，富商巨贾之所窟宅，号为天下最”。泉州也因此被认为是“七闽之都会也”。(www.xing528.com)

此外，如明州、秀州澉浦、华亭青龙镇、上海镇的海外贸易也盛极一时。事实上，除了上述设置市舶机构的城市外，其他的沿海港口城市，如通州（今南通）、楚州、海州（今连云港）、越州（绍兴）、台州、福州、漳州、潮州、雷州、琼州（今海口市）等，也因海上贸易而获得了一定的发展。

明代开国之初，我国海上交通承袭宋元余绪，仍继续发展。尤其在永乐、宣德年间（1403—1435年），郑和七下西洋，不但促进了与东南亚的经济、文化交流，也彰显了当时我国先进的航海技术。事实上，明初洪武时还在宁波、泉州、广州设立了市舶司，且“宁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广州通占城、暹罗、西洋诸国”，分工明确。但自明中叶以后，朝政腐败，边防松弛，倭寇侵扰，海疆不靖，于是明中叶以后，开始厉行海禁。嘉靖元年（1522年）首先关闭了泉州、明州（宁波）等口岸，仅留下广州一港作为对外贸易主要港口。这一政府行为竟使对外贸易全线萎缩，全国原有的沿海大、中海港城市陷入停滞与衰落。虽然隆庆元年（1567年）又开放海禁，但此时著名的泉州港淤塞严重，港口交通不便，完全丧失了在国际贸易中的优势地位。

清初沿袭明末的贸易制度，开始时对沿海贸易并无明文禁止。但不久，为了防止占据东南沿海的南明反清势力，分别于顺治十二年（1655年）、十三年及康熙元年（1662年）、四年、十四年五次颁布禁海令，不许片板入海。又在顺治十七年（1660年）及康熙元年、十七年三次下达“迁海令”，将沿海二十里以内的居民尽行迁离，实行了极为严格的海禁政策。港口城市自然难以为继，相继没落。不过，到了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统一台湾后，随即在第二年下令开放海禁，准许外商在指定的口岸，如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今连云港）等地进行贸易，并置关管理。这时，“粤东之海，东起潮州，西尽廉南，南尽琼崖，凡分三路，均有出海门户”。福建、浙江、江苏沿海也是“江海风清，梯航云集，从未有如斯之盛者也”。而北方沿海的山东、河北、辽宁港口的“轻舟”贩运也十分活跃。全国沿海港口城市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高潮。当时开放给中外商人进行贸易的大小港口，共达127处，并且自北而南形成了以牛庄、天津、上海、宁波、福州、厦门、澄海、广州等大中城市为主的沿海港口城市发展轴线。

然而，好景不长。18世纪中叶以后，由于英商“屡违禁令，潜赴宁波”进行贸易。为了巩固海防，防患于未然，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再次封闭了宁波等口岸，只许外商在广州一处收泊贸易。

明清时期，我国的商品性农业生产与手工业生产正快速发展，尤其是江南经济的蓬勃兴起，对外部市场的依赖也不断加深。因此，在官方对外贸易禁止时，民间的海上贸易却悄然兴起，“市舶”繁于“贡舶”成为这一时期对外贸易的主要特征。当然，我们也不应该忘了另一个大的时代背景，那就是地理大发现及新航路的开辟，使得全球性市场开始形成。而老牌西方殖民帝国——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相继到来，他们各以满剌加、吕宋为根据地，逐渐将贸易活动伸展到中国东南沿海一带，客观上也刺激了中国民间海外贸易的兴盛，并形成了一批中小海港城市。如福建沿海的漳州月港、诏安梅岭、泉州安平、福州福清；再如广东沿海的南澳、梅禄墟等，都是明中叶以后兴起的对外贸易市镇。像漳州的月港，明初还是一个小渔村，嘉靖后由于民间海上贸易的兴起，很快发展成为“居民数万家”的闽南都会，甚至被誉为福建的“小苏杭”。月港的例子，说明了明清时期对外贸易政策上的“闭关自守”和全球市场形成之间的矛盾，致使我国的海港城市发展始终处于动荡起伏的状态，直接的后果就是依赖官方贸易的大、中海港城市停滞与衰败，因民间贸易起家的小港口城镇大量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