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历史上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的分布常常是不一致的，而为了解决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的空间背离，历朝政府不得不采用多种措施，其中最主要的方法就是以人工运河连接政治中心与财赋供给区域，保证政治中心得以维持一个人数庞大的官僚阶层。事实上，历代漕渠的兴修就是依这一思路而做的努力。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南北大运河不仅仅是这一政治经济空间格局的产物，更是中唐以后政治中心逐步北迁与经济中心已然南移的结果。
隋文帝统一全国，结束了长达数百年分裂动乱的局面。而大一统帝国的形成，也为倾全国之力兴修大型水利工程提供了物质保障，南北大运河正是在这时横空出世。
实际上，我国修筑沟渠的历史十分悠久，但最初的目的大多不是为了航运，而是灌溉农田、改良土壤。先秦时期最出名的水利工程是魏国的引漳十二渠、蜀中的都江堰和秦关中的郑国渠。公元前246年，秦国强盛，威胁到东方诸国，韩国于是派水工郑国劝秦王兴修水利工程，用以“疲秦”，也就是消耗秦国的财力，使其不能向东进取。不料，秦国用了十年的时间修成此渠后，国力反而更为强大。《史记·河渠书》中是这样评价郑国渠的作用的：“（郑国）渠就，用注填阏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郑国渠用所引泾河河水中的泥沙，把下游低洼地区盐碱地中的盐碱成分冲淡，使这里也成为适宜种植农作物的肥沃土地。所以说，郑国渠的主要功用是改良灌区的土壤，其次才是灌溉农作物，而于航运意义不大。
先秦时也曾兴筑以航运为目的的人工运河。最出名的就是魏国在战国时期开凿的鸿沟。鸿沟的凿通将济、汝、颍、涡、濉、泗等自然河流连结起来，形成了以鸿沟为干渠的水系网，并贯通了黄河与淮河两大水系，促进了这个地区的航运，造就了陶与大梁等沿岸城市的繁荣。而吴国修建的邗沟，则是连接长江与淮河两大水系，目的是为了吴国水军北上，并从此道运送军粮。齐国当时也修了一条济淄运河，将境内的济水与淄水连接起来。不过，这些运河都很短，与后来隋代开挖的南北大运河及元代贯通的京杭大运河完全无法相比。
隋初建都关中，需要从关东地区调运余粮以济京师，故整修渭水以达黄河成为新王朝急迫解决的问题之一。开皇四年（584年）自大兴城（今西安）西北凿渠引渭水东流注入黄河，名广通渠，稍稍缓解了都城的供给压力。紧接着，开皇七年（587年）为平陈需要，隋又重新疏通了江淮之间的邗沟，并改称为山阳渎。炀帝即位后着力营建东都洛阳，并于大业元年（605年）开通济渠，从洛阳西苑引榖水和洛水，东至偃师入洛，由洛再入河，再由板渚（今河南荥阳汜水镇东）引河水东流，经今开封等地至今江苏盱眙县对岸入淮。这一段是炀帝修大运河中最重要的一段。大业四年（608年）为用兵辽东，又开永济渠，引沁水与清水、淇水相接，以下大致循白沟故道及今天的南运河至现在的大清河折入漯水，也就是永定河的前身后，直抵蓟城，即今天的北京。大业六年（610年）再重新修凿京口（今镇江）至余杭（今杭州）段的江南运河。至此，几段运河完成，沟通了河、海、淮、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形成了以政治中心长安、洛阳为中心，向东北直达蓟城、东南至杭州的扇形分布的南北大运河，全长共2000多公里。
唐代也建都关中，其漕运路线与隋代基本相同，并没有大的改变，只是在隋代运河的基础上加以疏浚与维护。但是，南北大运河对城市发展的影响却是在唐代初现端倪。如江南运河沿线的杭州、苏州、润州，及江淮运河沿线的扬州、楚州（今淮安）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开始成长为江淮地区重要的经济都会。尤其是扬州，成为东南地区的水运枢纽——临江跨海、交通河淮，经济地位空前，为唐代第一工商业都会。无论是交通区位还是经济地位都相当于今天的上海。江淮以北受水运之便而发展的城市，还有永济渠沿岸的魏州（今河北大名东）、贝州（今清河），通济渠沿岸的汴州（今开封）、宋州（今商丘），汴水与泗水交汇的徐州，汴水与淮河交汇的泗州（位于今江苏盱眙附近洪泽湖中）等。
北宋放弃了在关中建都的打算，而是在水运交通枢纽的汴州建都，这当然十分有效地缓解了都城对粮食需要的压力。因为终唐之世，尽管有大运河作为交通河淮的通道，但首都长安却始终处在缺粮的威胁下，中唐以后情况更加严峻，德宗时甚至供天子六宫之膳的太仓储粮不敷十日之用。这也是在两唐书中我们常常能看到有皇帝携百官前往东京洛阳就食的记载的原因。
事实上，北宋建都汴京的原因，主要是仰仗以汴京为中心的放射状水运系统，其中又以直接沟通江淮粮食产区的汴渠最为重要。我们可以用以下数据作一说明：宋太宗太平兴国六年（981年），开封四渠漕运总量达550万石，其中汴渠承担了400万石的运量，占到了72%以上。汴渠对首都开封的作用，宋太宗曾有一颇为精要的评价：“东京养甲兵数十万，居人百万家，天下转漕，仰给在此一渠水。”不过，关于水运对首都开封城市发展的影响，《宋史·河渠志》中引张泊所言更为全面：
今天下甲卒数十万众，战马数十万匹，并萃京师，悉集七亡国之士民于辇下，比汉唐京邑，民庶十倍。甸服时有水旱，不至艰歉者，有惠民、金水、五丈、汴水等四渠，派引脉分，咸会天邑，舳舻相接，赡给公私，所以无匮乏。唯汴水横亘中国，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
正是因为地处黄河与汴河交汇处，可联通江河之间，开封城市经济才形成了“舳舻相衔，千里不绝。越舲吴艚，官艘贾舶，闽讴楚语，风帆雨辑，联翩方载，钲鼓镗鎝，人安以舒，国赋应节”的壮观局面。
金人南下，宋室播迁，定都临安，也就是杭州。杭州在北宋时已然为全国重要的工商业城市，又是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经济繁荣，人烟稠密。建炎以后，宋室曾辗转于江宁（南
图8-4 南宋临安城市商业平面示意图(www.xing528.com)
京）、越州（绍兴）等地，最终还是决定驻跸临安/杭州，取的就是杭州的水运便捷。对此，《宋史·河渠志》中也并不回避：
国家驻跸钱塘，纲运粮饷，仰给诸道，所系不轻。水运之程，自大江而下至镇江则入闸，经行运河如履平地，川广巨舰，直抵都城，盖甚便也。
正因为此，才会有“大驾初驻跸临安，故都及四方士民商贾辐辏”的畸形繁荣局面。
蒙古人灭南宋后，将统治中心由漠北草原迁往中原，改金中都为大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由于大都远离经济中心，所以供养京城所需的物品，必须靠长途漕运从江南运来。元初，南北漕运一共有三条路线同时进行：主要路线是海运，其次是河海联运，第三条路线则是利用几段南北大运河，进行水陆联运。但这到底不方便，于是元政府开凿会通河与通惠河，相继打通几处不相连贯的河段，至元三十年（1293年），这条长达3400多里的京杭大运河才全线通航，南北漕运的运道从此大体定型。终元一代，大运河因维修时兴时废，运量也时有起伏，但对沿线的经济，尤其是城市的发展作用卓著。
明初建都南京，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区域重合，京师的粮食供应当然不是问题。可惜不久明成祖朱棣将都城搬到了北京，政治中心再次与经济重心空间分离，因此全面恢复南北漕运当然十分必要。永乐初年部分漕粮尚依赖海运，但不久会通河与通惠河经过疏浚与拓宽，于是大运河再次成为南北交
图8-5 明清扬州城市平面示意图
通的干线。清代大多承袭明代旧制，无甚改易，大运河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交通南北的作用。
与此同时，明清时期长江流域作为我国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和棉、麻、茶、桑等经济作物主要产区，手工业和商业都很发达，从而也促进了运河沿岸城市的发展。其时重要的城市大多位于运河两岸，如通州、天津、德州、聊城、济宁、淮阴、扬州、镇江、常州、无锡、苏州、杭州均以经济繁荣、人物殷阜著称于世，这其中又以扬州最为繁盛。
明清时期，扬州因地处运河与长江交汇的交通要冲，南来北往的商人汇聚其间，尤其是两淮盐运使设置于此，更带动了整个城市经济的繁荣。扬州城内的主要交通干线市河、湾河等均与运河相通，而密如蛛网的河流不仅可方便商品运送到城内各处，同时也是城市内部纵横交错的街巷所依。由于运河在城东，因此在旧城与运河沿岸逐渐形成商业中心，特别是旧城外运河岸边商业繁盛，财富聚集，因而在万历年间（1573—1620年）拓建新城时将这一地区圈入城内。据地方志记载，当时扬州“处新城者皆富商大贾”，而“旧城多缙绅家”。清代康乾以后，新城商业区迅速拓展，尤其是乾隆巡幸的路线，“由天宁门城内东入彩衣街，左折运司街、教场、辕门桥、多子街、埂子上，出钞关门，右折花觉行，入九峰园”的小东门外新城御道，成为扬州商业最为繁华的地段。小东门、小秦淮（市河）等地附近，名肆大店，鳞次栉比，“市肆稠密，居奇百货之所出，繁华尤甲于两城，寸土拟于金”。由此可知，明清扬州城市凭借运河交通便利，极尽奢华。
作为南北交通要道，大运河发挥功用最大的时期是在明代永乐至清中叶这一段时间内。清中叶以后，大运河若干河段已严重淤塞，以至于竟无法疏浚。所以，道光初年群臣争议是否应改从海运。到了道光六年（1826年），清廷最终下决心设立海运总局，雇商船从海上运输漕粮至北京，河漕自此遂废。作为运河上的大宗货物，漕粮的改道，使南北大运河失去了作为南北交通干线的专断地位，运河城市大受打击。雪上加霜的是，几十年后西方殖民者以坚船利炮为后盾，打开中国国门，近海航运和铁路运输成为南北交通的主要方式。在这双重打击下，运河城市随之渐渐衰落，为沿海港口城市取而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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