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的市镇：功能分化与特色保留

附城草市出现的同时，本以军戍功能为主的军镇也开始向以经济功能为主的市镇转化。

镇的名称最早正式出现在北魏时期，是国家在北方边境设置的军事要塞，所以又称为“军镇”。到了中唐安史之乱后，由于藩镇割据，所以又在内地置镇分戍各地。根据各自在军事上的重要性，唐代的军镇有上镇、中镇、下镇之别，并且不属州县地方政府管辖。军镇同时又兼治民，管辖境内的户口、租赋等民事。其中上镇设有仓曹，其职务管理中就有“市易”一项，中镇则由兵曹兼掌。

镇戍所在的地点，往往是水陆冲要之地，目的当然是便于运兵，进退可依。但这也同时方便了贸易活动。随着人口的聚集，商业的发展，曾经是战马嘶鸣、健儿唐突的军镇，成为商旅辐辏、市易货买的商埠。尤其是中唐以后，藩镇利用军镇占据地方，锁河征税，回图贸易，与地方政府相冲突，侵削中央政府的利益，客观上加速了镇由军事据点转变为商业中心的过程。到了五代时期，军镇完成了向商镇的转变。

北宋重建中央集权统一国家，标志着长达两个世纪的封建军阀割据的局面得以结束。同时，作为军事割据基础的军镇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前朝军镇中的驻军大都撤走，镇被改造为地方性的商业中心，设立文官进行管理。许多原是定期的农村集市，此时也已成长为规模不小的常设市场，宋朝政府再将它们正规化，设立税场务，同时派有专人驻守，征收商税。所以说，宋代是中国市镇发展史上的转捩点，也正是从这时起中国的城市化过程开始从超大型城市的形成转向中小城镇的起步。不过，市镇真正发展起来却要到明清时期了。

明清时期由于可垦荒地的减少，传统农业资源业已充分利用，也就是形成了后人所说的地少人多的局面。再用更专业一些词汇，就是人口压力不断加剧。因此，人们更多地把眼光投向尚未充分发展的商品生产与流通领域。事实上，明王朝建立以后，确实推行了一系列较为积极的政治、经济措施，比如削弱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人身依附关系，推行屯田，鼓励经济作物的种植和工商业的发展等，社会生产力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特别是在手工业生产方面，如纺织业、制瓷业、矿冶业和造船业都显著地超过了宋元时期。加之明中叶以后北部边防吃紧，对军需物品的需求，促进了各地手工业的兴盛，自然也刺激了这一时期手工业市镇与商业市镇的发展。这样的状况几乎一直维持到清中叶的乾隆时期。

较之宋元时期，明清时期的市镇此时已形成明显的功能分化。事实上，这种市镇的功能分化发端于两宋。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最初的市镇是因为小农户无法自给自足，必须要将手中剩余的农产品卖掉，换取所需的日用品，于是农村集市应运而生。这种以农副产品及手工业品零售为目的的市镇，我们称之为传统市镇。传统市镇主要是粮食及少量其他农产品的收购点，以供应附近城市，同时也是手工业品的零售地，以供应周围乡村。传统市镇的兴盛期当然是在宋代，然而这一时期，另有一类市镇初现端倪。

南宋以后，尤其元代以来，棉花、蚕桑、茶叶等经济作物开始得到大面积推广，作为农村交易中心和农产品集散地的市镇随之兴盛，涌现出了大量以专业生产或手工业用品交换为主的专业市镇，如以纺织、印染、制茶等手工业生产和交易的专业市镇。在一些以经济作物生产为主的区域，当地的主要的农产品是棉花、茶叶、蚕丝等，或是以这些经济作物生产的手工业产品，如棉纱、棉布等，农户们或手工业者们需要用这些农副产品或手工业品到附近的市镇上换取每日所需的粮食。这样，市场商品的流向完全颠倒过来。这种以出售农副产品和手工业品为主的市镇我们称为新型市镇，或非传统市镇。因为它们是农副业产品和手工业品的收购点，需要把这些产品运销其他地方。同时，它们又是当地农民所需粮食的零售点，商人要将远方的粮食运来发售给附近的农户。

传统市镇与新型市镇的形成因素不同，因此，无论是功能形态还是空间分布都有明显的不同。传统市镇的基本功能是便利农户出售剩余农产品，以换取其他日用品，交易是由农户主动。新型市镇的功能是农户在此出售农副产品以换取粮食，交易受市场影响较大，主动者往往是商人。

明清时期，传统市镇仍然保留它们原有的特色。它们的主要功用是为农村消费者服务，参加集市贸易的人大多是附近村庄里的农户，将自己家中的剩余农产品，去与他人互易有无。同时也从小贩手中买回一些农村以外生产的日用品以及婚丧嫁娶的特殊用品。这种情况，在明清时期的地方志中有大量的记载，如当时的陕西同官县，也就是现在的铜川市，其市集上“布粟蔬薪而外，更无长物”。河南嵩县也很明确，“市镇非列货若都会，只农器盐米备民用”。参加传统市集交易的人，除了当地村庄的村民外，就是一些小商贩。因为这些市镇上的商品交易量很小，无法吸引大商人，所以富商巨贾是绝足不来这些传统市集的。陕西富平县虽然是明清活跃在大江南北的山右商人的主要来源地，但当地的市镇却很惨淡，“市廛有地，交易有期，皆日用常物，无大贾也”。

传统市集既然是为了满足乡村消费者需要，就必须顾及农民们的具体情况。这一点决定了传统市集的典型分布。在选择地点时，交通的便捷显然不可能是唯一的考虑因素，但使四乡的村民都能在一日之内来回则是其中最重要的考量。因此，传统市镇要均匀规则地分布于广大乡间。这一特点不足为奇，也绝非中国特色，德国学者克里斯塔勒在对农业发达的德国南部地区的市镇分布进行了十分严密而复杂的计算后，得出的结论也是基层市镇均匀分布在乡村之中。不过，由于中国地域辽阔，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与地理环境不同，故各地的传统市镇的分布密度也有所差异。据美国学者施坚雅教授的研究，成都平原地区农户距离集市的路程平均约为4公里。而河北境内的农村集市密度，据日本学者石原润的研究，在明代是每100平方公里约有1个市集，清代则是1. 5个市集，到了民国年间则变成了2. 5个市集。

南宋以来，传统市镇一直发展缓慢，远远落在新型市镇的发展之后。这主要是因为农民的收入无法提升，购买力也很难增加，致使农村集市的交易量停滞不前。不但新的市镇出现不多，旧有的集市也难以由定期集市升级为常设的每日集市。几乎可以这样认为，传统市镇的停滞不前，是明清以来中国内地乡村经济发展举步维艰的一个缩影。

新型市镇是宋以后才开始出现的，到了明清时期则加速发展。在地区上，比较集中于江南太湖流域，所以又可以称为江南型市镇，以区别于内地各省的传统型市镇。新型市镇的出现，表面看来是导因于人口过剩与耕地稀缺，但实际上与中国的城市管理制度有着直接的关系。因为从宋到清，由于受种种因素的影响，城市人口的绝对数量大体未变，新增的人口全部留在了农村，导致乡村人地关系紧张。在人口压力严重的地区，像太湖流域人多地少，农户们完全没有办法单靠粮食生产来维持全家人的生计，于是以副助农便成为一个不错的解决办法。因此自明代以来，太湖流域的农户主要是种植经济作物或生产手工业品到市场上出售，然后再换取粮食。而在各种可能的副业中，棉纺织及丝织业相对最为适合家庭生产，所以这两项产业就变成了江南农村最发达的产业，这就是明清江南地区新型市镇形成的基础。

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几乎家家户户从事纺织业，其产品当然在本地不可能完全被吸收，只能依靠远方的市场，甚至国外市场。正因为要交通远方，所以新型市镇对交通的依赖仰仗较之于传统市镇更为迫切。它们大多位居交通要道，而且与所在区域的大、中城市联系密切。

但是，生产者小农户自然没有办法把自己的产品远销到外地，因而以生产棉布为主的松江府地区，之所以能号称“衣被天下”，就是依靠商贩将当地出产的布匹行销到全国各地。同时，由于纺织品数量巨大，行销距离远，因此只有资产雄厚的富商巨贾才能胜任这一工作。所以，新型市镇的经济有三个特点：一，必须依靠远方市场；二，需要长途贩运；三参与者是持有巨额资金的大商人。这显然与传统市镇的区间性及小商贩是截然不同的。这同时还带来了新型市镇的另一个特点，就是由于交易中的买方是少数大商人，卖方是众多的小农户，许多作为中介的牙行及牙人就应运而生。这种现象也是传统市镇中很少见的。不过，新型市镇基本上仍是以乡村中的小农户作为服务对象，而这些农户的出行同样受到运输方式的限制，不可能长距离出行，所以新型市镇一般是依托传统市镇发展起来的，其空间分布与传统市镇往往会有重叠。不过，当手工业品或原料产量增加时，已有市场的规模也就是交易额也随之增加，带来的变化则是作为收购点的市镇数目快速增长。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市镇数量急剧增加。

新型市镇自然以明清时期的江南太湖流域最集中，也最发达。这其中又以苏（州）、松（江）、杭（州）、嘉（兴）、湖（州）五府最为突出。这一地区当时是我国最重要的棉花种植区域和桑蚕养殖区域。因此，这里的手工业市镇主要是棉、丝市镇，也就是以生产与交换棉、布丝制品为主要产业。当时享誉全国的棉制品或丝织品的生产中心，大多都位于这一地区。如湖丝贸易中心的菱湖镇，蚕丝贸易中心的嘉兴石门镇，盛产“绫罗纱绸”的盛泽镇，“绫、布二物衣被天下”的上海等。

关于新型市镇的形成过程，我们可以用嘉兴府的濮院镇作为典型。这个镇在宋元时期还是一个比较单纯的商业性市镇，但到了明代隆庆、万历年间（1567—1620年）改土布为纱绸后，这里的丝绸制品因工艺精美，“遂著远近，日出锦帛千计，远方大贾携囊群至”，开始转向将手工业生产作为当地的主要产业。到了清初，濮院镇已进一步发展成为一个有着“万家烟火”规模的手工业市镇了。乾隆年间（1736—1795年）濮院镇一镇可“日出万绸”，绸制品远销“两晋、山东、山西、湖广、陕西、江西、福建以至琉球、日本，濮绸之名，几遍天下”，号称“绸市”。

其实新型市镇并不仅限于江南地区的棉丝纺织品手工业市镇，在全国范围内还有许多新型市镇，比如“鬻于四方”的陶瓷市镇景德镇，“商贩四方货卖”糖制品的泉州与漳州，以及竹纸“行天下”的福建顺昌和茶业专业市镇的安徽霍山等，都是由于手工业发展而进一步发展成为商贸市镇的。也有一些新型市镇并不是以手工业产品兴起的，而是靠优越的交通条件成为地区贸易中心，如江苏的清江浦、山东济宁的张秋镇、武清的河西务等。其中，清江浦自明代在沙河以上开运河后，凡南北“货船悉由清江过”，于是成为“千舳丛聚，侩埠羶集，两岸沿堤居民数万户，为水陆之康庄，冠盖之孔道，阛阓之沃区”的大型商业市镇。据记载，清江浦在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时人口已达54万余人，即使放在今天也是一个规模可观的城市。

明清两代，有些商业市镇、手工业市镇以及手工业—商业市镇，无论是人口规模还是城市经济职能都远远超过了作为传统政治中心的县城，甚至府城或州城。有些极个别的市镇，竟然还发展成为全国性的经济中心。当时曾流行着不同版本的“四大镇”，其中的一个版本是河南朱仙镇、湖广汉口镇、江西景德镇和广东佛山镇。其中朱仙镇和汉口镇是因为地当交通要道而发展成为商业市镇；江西景德镇和广东佛山镇则是以陶瓷、铸铁生产起家，最终发展成为著名的手工业市镇。另外，《广阳杂记》中也有类似的表述：“天下四聚，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不管这种表述是否真实可靠，把作为市镇的佛山和汉口与分别为南北经济、文化中心的都市北京和苏州并称，足见得其市镇规模不可小觑。

在中央集权统治下的古代中国，自然生成的市镇显然与中央政府严格控制下的各级行政中心的空间布局不同。这种不同不仅仅是缺少一个作为城市核心的政府机构，更重要的是，这些以商业贸易为主的市镇，在空间扩展上显然是以交通线为主要轴线。

自古以来，由于江南地区河网稠密，四通八达，水运便捷，舟楫一直是当地主要的运输工具，城乡交通大多是以水道为主，陆道为辅。因此，这里的市镇无不依河设市，以取运输之便利。而江南市镇与河网之间的这种依存关系也决定了市镇的平面布局特点是因河设市，镇区的布局或者说平面形状是完全依照河流的走向延展。虽然在太湖周边一些比较低平的地区，由于乡村农田从宋代以来不断用圩堤—岸沟的方式开发形成，河道曲折，使得这里的市镇的平面布局也因此形态各异。不过，大体上还是可以归纳出一字型、十字型、丁字型和环型市镇四种类型。

图7-3 十字型市镇平面图

一字型市镇是通过市镇的河道比较顺直，河道两侧夹岸成市，形成单一街市的市镇。这种类型应该说是江南地区最常见的类型，而且无论规模大小，都可能形成这样的平面形态。如嘉兴的王江泾镇规模十分可观，在明末时就已号称有五里长街。更多是规模较小的市镇，如桐乡屠甸镇同样是依河成市，中段虽有寂照、石泾两寺，使镇区向南北两边稍有扩展，但与商业活动无关，而市河东西两端各设厘局，可以视作是一条直线形市街起讫的标志，也比较典型。其他一些市镇周边河流虽呈现多种形态，但市镇商业区的分布仍然依直线状的市河展开，如吴江盛泽、嘉兴新塍等镇，我们把它们都归为一字型市镇类型。

十字型市镇是指市区沿十字交叉的两条河流同时展开，平面形态上构成十字型。如吴兴县（今湖州）的南浔镇，南北走向的市河与东西向的苕溪构成十字形状，两河对岸都形成了商业街，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十字型市镇。绍兴的柯桥镇平面形状与此类似，依南北走向的市河与东西走向的浙东运河伸展，构成十字形镇区。十字型市镇中比较特殊的是位于桐乡与吴兴（今湖州）两县交界处的乌青镇。作为一个整体，乌(https://www.xing528.com)

图7-4 江南市镇

青镇是一个典型的十字形市镇，南北略偏东西走向的京杭大运河与东西略偏南北的两条市河共同构成一个典型的十字型市镇，规模宏大。不过，由于大运河过于宽广，且中间仅设一桥以便东西往来，加之从行政区划上，乌镇和青镇长期分属乌程和桐乡两县，其实也可以将运河两岸的镇区分别视为两个丁字形市镇。

所谓的丁字型市镇，顾名思义即两条市河呈丁字形交叉，市区就沿这两条市河延伸。上面所说的乌青镇实际上是分别由位于运河东、西两岸的乌镇与青镇两个单独的丁字形市镇所构成的，此外，嘉兴的王店镇也可作为丁字型市镇的典型。

图7-5 丁字型市镇平面图

王店镇的一边是南北走向的大运河支流长水塘，另一边是东西走向的梅溪，也就是王店镇的市河。梅溪与长水塘正交形成丁字形，王店镇就是沿长水塘和梅溪两岸形成了一定规模的街市，其中梅溪沿岸是王店街市的主体。另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现在的旅游重镇周庄。周庄南为南湖，与淀山湖连通。此湖向北延伸，形成一条南北向的河流贯穿全镇，这是周庄的南北市河，另有一条东西向的河流名为中市河，通向镇内，两河在富安桥附近交汇，形成一个丁字形的河道。在东西河流的北侧沿河形成街市，南北向河流则形成夹河街市，共同构成了一个丁字形的街市主体。

在江南的太湖流域与大运河流经的地区因历代开发圩田，沿圩田开沟排水，形成了许多环状河道，不少市镇即位于这些环状河流中间。这些市镇的街市虽不一定形成完整的环形，但镇区平面布局的环状特征却十分明显，如嘉兴县洲钱镇

图7-6 江南市镇街河市景观

图7-7 环型市镇平面图

即因“其地周围皆水，形如钱布，故名”。此外，吴江的同里、金山的枫泾、嘉善的斜塘、德清的新市、桐乡的玉溪等镇大都是如此。

事实上，之所以按镇区的平面形态对江南市镇的形态进行归类，是因为位于江南水乡地区的市镇在规模、形制上虽然也有差异，但它们都依河流发育成形，依河设市、夹岸为街的特点是不变的，可变的只是河道与河道之间的空间关系。另外，作为江南农村地区传统商业活动的聚集地，它们还存在一个十分突出的共性，即就发育水平来看，江南市镇基本都处于单一街区的阶段。再具体一些，就是指市镇建筑——无论是店铺，还是民居——都沿市河平行分布，屋与河之间是街道，屋与街随河延展，纵向蜿蜒可达数里甚至更长，但横向的规模基本不超过一个街区，也就是在沿河建筑的背面，很少存在与临河街道平行的第二层商业街道。

图7-8 江南市镇的排水设施

造成这一特征的基本原因是对于交通的需要。当然，人们也可以靠肩挑人扛来解决不临河街区的货运问题，但权衡下来，街与屋都临河显然是更简便的解决办法。也就是说，市镇经济对航运的需要，制约了非临河的第二层街市的发育，因此也制约了复式街区的形成。在此之外，从城镇建设史的角度看，单一街区也是最适合于江南市镇初步城镇化发展水平的一种空间形态。在这种空间形态下，市镇街道建设所占土地比例最少，建设成本最低，尤其适合人多地少、土地昂贵的江南地区。同时，单街区对排污的要求较低：每单元建筑除了

图7-9 天津独流镇平面图

一条通向河道的简易水沟外，一般不需要其他更复杂的下水道系统。

由于交通运输主要依靠畜力而不是船运，北方的市镇不仅比较容易形成多重的街区，街道规模也远较江南地区宏阔。如天津的独流镇即是多重市镇的典型。另外，一些由其他因素形成的市镇往往也能形成复式街区。如慈溪观城镇地处海塘之上，源于明代的观海卫。考虑到此镇的设置更多是基于政治军事因素，显然是有组织有规划建成的市镇，因此直到今天看来整个镇区仍是街区井然，形制规整，规模可观，共有纵横街道57条，俨然一个都邑的缩影。

当然，随着市镇经济的不断发展，江南地区的市镇也逐渐由单一结构转变为复式结构，所以现在的镇区面貌已完全不可能再用上面所说的那几种类型概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