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城市与经济

中唐以后，尤其是五代以来，随着国土开发程度的不断加深，地方经济的勃兴，原本以防御为目的的军镇普遍向地方经济中心的市镇转变，以及大城市外围的草市大量出现，这可以说是明清时期我国城镇或市镇繁荣的前兆。

从西周开始，我国就有了明确的城乡划分。众所周知，西周王朝的建立，实际上是以一个人数较少的部落征服了人数众多的殷商王朝以及周边各零星小部落表示臣服的过程。因此，周人必须采取一些特别的手段才能巩固其对这片广袤国土的统治。于是，周室将自己族人与功臣分封到全国各个地区，建立了大大小小的姬姓或异姓封国，对殷商旧地进行武装殖民，统治各地原有居民，以屏藩周。于是，每一个受封的侯国在封地境内找一个合适的据点，筑城来保卫并安顿带来的本族人。住在城内的这些人就称为国人。城外之地则留给当地的原住民和被征服者，供他们居住与耕种。这些居住在城外的人就称为野人或鄙人。国人与野人的划分，即是族裔的分野，也是职业的分野。国人在城内从事行政管理及工商业，也有少数从事农业生产；城外的鄙野之人则主要从事农业生产。这样的城乡划分在西周时是很严格的，因为这是统治部族与被统治部族之间的政治区隔。但是到了战国时期，这种严格划分已渐泯灭，国野争民，城乡终于又可以自由交流了。

在西周那个国野严格划分的时代，城外的农村没有可供商品买卖的市场，市场一律设在城内，鄙野之人要进城才能买到所需要的手工业品。而且为了买日用品，鄙野之人首先要做的，是把他们仅有的余粮运到城内的市场上出卖，换成货币。当时的制度对市场的设立有很严格的规定。一般来说，市场只能设在城里，并委派专门的官员进行管理。这些都记录在《周礼·司市》中：“大市，日昃而市，百族为主；朝市，朝时而市，商贾为主；夕市，夕时而市，贩夫贩妇为主。”(www.xing528.com)

再到后来，人口渐渐增多，农业区也不断扩大，开始有人在离城很远的地方居住及耕作，再进城中去买卖所需的物品就很不方便了，而且不可能在当日返回家中。于是，就有在城外农村里设立交易物品的市场的需要。对于这一点，春秋战国时期已有一些有智之士认识到了。《管子·乘马》中有这样一段话：“方六里命之暴，五暴命之曰部，五部命之曰聚，聚者有市，无市则民乏。”里不仅是城市居民居住的单位名称，也是先秦时期的乡村组织单位名称，这里是说在150里的范围内就应该设立一个农村集市。这当然是管子构想出来的理想状态，却也说明了在先秦时期人们已对农村集市的作用与空间分布有了相当的认识。

从春秋战国一直到唐代，政府设立的市场只能在城中。城外农户必须拿着他们的剩余农产品进城来卖，并换取所需的日用品。几乎与之同时，农副产品的交易也在城郊进行，这就是附郭市集。如郑国首都郊外就有逵市，这应该是最早记载下来的附郭市场，而且此后这类附郭集市愈来愈多。个中的原因并不复杂，因为城市修建之初，主要是考虑供帝王贵族们使用，没有考虑到一般市民的需求。所以，等到城内人口增加，市场的交易量自然上升，原有的市场空间当然就不敷使用，只能到城郊接合的城门处去发展。另外，还有一个原因也很重要，这就是城市中城墙与城门的设置，主要考虑的是安全防卫，对于城市内部的交通与贸易更多的是起阻碍和限制作用。每个城市只有少数的几个门，即便是北宋东京开封，加上水门也不过二十几个门。以当时车辆或船只通行的速度，每个城门每天能够通过的货物十分有限，更何况城门还是昼启夜闭。因此，人们发现在城门处进行交易，让城内的消费者出城来购买外地运来的商品可能比进城还略为方便一些。因此，草市的出现与发展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