匠人营国-城市经济与社会组织的发展

然而，中唐以后由于城市人口的急速增加，对日常生活必需品的需要也日益增长。这时的城市就不仅仅是一个统治中心，另一项主要的功能，也就是经济活动的中心日益凸显。随着城市经济功能的不断加强，与城市经济活动密切相关的各种社会组织也成为城市生活中的组成部分，如城市各行业商人的联合组织“行”“市”在唐宋之际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并刺激了繁华街市的形成。不知不觉中，汉唐以来封闭的城市景观开始发生变化。

在唐代以及之前，都城中设有封闭式的市，将城市商业活动集中在一个固定的区域。与坊一样，市也是定时启闭的，而市中交易的货物主要依靠同住在市中或住在市附近的坊中的行商和客商提供。这种形式甚至早在先秦时期就形成了，如春秋时期齐国临淄的市中，既有开设商店的坐贾，又有“负任担荷，服牛辂马，以周四方”的行商。到了西汉时期，长安的行商集中居住在城内西北角靠近“九市”的雍门一带。即《庙记》云：“九州之人在突门。”九州之人就是指奔走全国各地的行商。北魏洛阳的行商，主要住在西面郭区大市以东的通商、达货二里。不用多说，仅从坊名就知道这里主要居住着行商。唐代也同样，西市东南的兴化坊住有“以贩缯为业”的客户。但是，这种情况到了五代开始变化，到北宋时期则完全改观。

五代后周时期的开封，由于驻军众多，人口急剧增长，粮食及日常必需品主要靠水路运来。大量南来北往的客商麇集在开封城内，以至于供他们临时居住以及储存货物的邸店已不敷使用。因此，周世宗采取了两项措施——拓展外城和增建邸店来改造开封城。不料，这两项举措整个改变了中国古代的都城制度。

后周的东京开封府，原为唐代汴州的州城。因为是州城，所以开封的城市规模远较以前的都城为小，街道当然也不宽阔。再加上唐代后期和五代时，居民不断侵占街衢修建房屋，所以街道更加狭窄。随着人口的急剧增加，与经济活动的不断发展，已有的城市空间远远不能适应其都城的地位。于是，周世宗柴荣于显德二年（955年）四月下诏，在原有州城的外围，另筑外城。这个被称为新城或罗城的外城，比原来的汴州州城几乎扩大了四倍。

对于开封外城拓建的必要性，周世宗的诏书中有明确的说明：

惟王建国，实曰京师，度地居民，固有前则。东京华夷辐辏，水陆会通；时向隆平，日增繁盛；而都城因旧，制度未恢。诸卫军营，或多窄狭；百司公署，无处兴修；加以坊市之中，邸店有限；工商外至，络绎无穷；僦赁之资，增添不定；贫乏之户，供办实难。而又屋宇交连，街衢湫隘，入夏有暑湿之苦，居常多烟火之忧。将便公私，须广都邑，宜令所司，于京城四面别筑罗城。

扩建外城的目的或者说必要性，不仅是为了解决军营和官署的用地不足，还在于解决原有“坊市”中“邸店有限”的问题。同时，由于人口的剧增，城市居民的生活环境也大为恶化。因此，在解决外来工商业者所需邸店不足和租费增长的问题的同时，还希望能改善开封市民的生活质量，尤其于消防安全是十分必要的。

后周对开封的改造基本上是分两步完成：首先，政府组织修筑罗城；之后，在新建的城区内，官府按计划分划街巷、军营、仓场、官署所用的地段以后，“即任百姓营造”。这显然与隋唐长安的营造截然不同。

图6-5 北宋东京城市结构示意图

外城扩建以及邸店修建完成后，后周政府还疏通东京对外交通的水道。显德四年（957年），“诏疏汴水北入五丈河，自是齐、鲁舟楫皆达于大梁”。次年三月再“浚汴口，导河流达于淮，于是江淮舟楫始通”。疏通了开封与东南和东方的水上交通，大批客商可以极其方便地挟带着大量的商品进入到开封新扩建成的外城里，更进一步刺激了东京的城市发展。到北宋初年，东京的城市景观完全改观：在沿汴河地带不仅有大量的邸店，同时还兴起了一些日用必需品的新行市。

如前文所述，开封作为四战之地，并不是都城的最佳选择。然而，自中唐以后经济重心的南移江淮，中央政府的统治相当程度上是仰赖东南的漕运。而开封正是依靠水陆交通枢纽这一优越的区位条件，成为五代以至于北宋时期首都的必然选择。由此可知，开封的首都地位系于汴水。对于这一点，北宋统治者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宋太宗晚年曾说：“东京养甲兵数十万，居人百万，转漕仰给在此一渠水。”这里的渠水就是指连通中州与江淮地区的汴水。

这百万之众的开封人口，其日常所需物品的供给，主要依靠众多客商从汴河源源不断地运来。先是存放在沿汴河一带的邸店处，然后再从这里批发到全市各处的商铺里。显然，原有交通不便的封闭的市中行市，已不能很好地完成这样大规模的商品营销。同时，很自然地，同行业的商人组织起来，形成行会。这些行会在沿汴河一带的空地上，专门经营所销售的日用必需品。这样，新的行市就在北宋东京开封产生了。

不过，这种新行市起初带有临时的或定期的集市性质，上市时集合，市罢即散去，并不长期占用土地。有的商人甚至直接在架设于河上的桥头做起了临时生意，这些临时性的集市再后来就慢慢变成了定期的。当时开封人将这种在桥上设立的市集称为“桥市”。这种新的行市不断形成，并逐渐固定。大约到了北宋中期，新行市多到官府感到有必要对其进行管理，于是制定政策，从中抽取地税，同时还规定“须就官地为市交易”。也就是必须租借用官地修建的铺屋，以便设立永久性的固定行市。如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九月，由修完京城所申请批准，租官地与民“创屋”而“为面市”。事实上，沿汴

图6-6 清明上河图汴水运输

河新设立的行市经官府抽税的，除了面市外，还有斛豆斗行、菜行、果子行、牛行、马行、纸行等，显然主要是经营日用必需品的新行市，用以供应日益增长的都城居民的需要。

但是，政府对新行市的管理如同其他很多政策一样，不但效果不佳，最终甚至沦为扰民的苛政。因此，元丰八年（1085年）七月殿中侍史黄洚，看到官府对许多新兴行市抽地税为害严重，上奏请求罢免这项政策。不过，他在奏书中讲到的这样一句话：“沿汴狭河堤岸空地，先有朝旨许人断赁”却颇耐人寻味。这是说，许多新行市最初是从沿汴河堤岸空地上兴起的。这当然是因为客商为了方便，就近租赁沿汴河旁的空地，以堆放货物进行交易。显然，在没有被官府拘拦空地或强制“就官地为市交易”以前，这样的经营方式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图6-7 清明上河图桥市

事实上，除了通过征收地税与民争利外，官府还曾一度在这些沿河近桥地段设置官营的果子行、面行、肉行等行市。元丰八年（1085年）五月乙未的诏书中，提到修完京城所管属的“万木场、天汉桥及四壁果市、京城猪羊圈、东西面市、牛圈、垛麻场、肉行、西塌场”。从这条记载中我们知道，官营的行市几乎囊括了所有日常用品的经销。

东京开封新兴的行市，由于受到运输条件的限制，不再局促在封闭固定的市坊内，而是向交通便利的河岸、桥梁地区集中，并因此形成新的城市经济中心。根据《东京梦华录》，商人和官营的果子行都设在州桥（天汉桥）附近。不过，从整个东京来看，它的商业贸易活动主要布局在城内从州桥沿汴河到

图6-8 清明上河图行市

东水门水陆两路并行的交通线及其街市上。

东京外城的布局，凡是四面设有城门的地方，都有大街通向城中。此外，还有一些为方便水运的水门布设在各处，其中以汴河下游水门东水门最为重要，也最为有名。汴河东水门两岸有通津门和上善门，西水门两岸则有宣泽门和大通门，它们都有沿汴河的大街通到里城中心，是水陆两路运输重要物资进入城中的主要交通线。这当中以从州桥向东，经相国寺桥，穿过东角子门，经上、下土桥和便桥而到达通津门和上善门的沿汴河大街最为繁华，甚至远远超过了东面的御街。《东京梦华录》中称：“大内前，州桥之东，临汴河大街，曰相国寺，有桥平正如州桥……东去沿城皆客店，南方官员商贾兵级皆于此安泊。”这是说，在这条水陆通道上，修建有许多官府的仓库，接待客商堆货、寓居以及进行交易的邸店和客店。尤其是官府的米麦仓库集中在此处：“诸米麦等，自州东虹桥元丰仓、顺成仓、东水门里广济、里河折中、外河折中、富国、广盈、万盈、永丰、济远等仓。”《清明上河图》中所描述的正是汴河入城的东水门虹桥一带，其所反映的百货辐辏、人员骈集的景象，可以说是东京城市商业发达的真实写照。

与此同时，城内远离主要交通干线的地方则随着新的行市的兴起和繁荣形成了新的街市。开封城中有许多街市都是在一个新行市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如牛行街。甚至在连接几个重要的新行市的交通要道上也形成了繁华的街市，如马行街就是这样。(www.xing528.com)

马行最初只有酒楼庄楼作为行头驻在地以及交易之所，人们称之为马行市。再到后来，因此处酒楼较多，就成为开封城内人们邀约饮宴之地。由于形成一定的规模，不断有行市形成，最终整条街店铺相连，形成了一条人烟浩繁的马行街。马行街是北宋东京四条御街中最繁华的一条。整条街上酒楼、茶坊、饮食店很多，据说整个东京城内只有马行街上没有蚊子，就是因为“夜市酒楼极繁盛处”，“灯火照天”，而“蚊蚋恶油”。马行街的商业还形成了一定的集聚效应，在附近的巷子里也形成了不少工商业经营场所：向北穿过马行街有作为大小货行的东西两巷，是许多手工业作坊的所在地；再往北又有小货行的时楼、药铺、香药铺，“两行金紫医官药铺”。

街坊桥市的形成，完全改变了北宋东京的城市景观。新的街市的形成，意味着旧的封闭坊市被淘汰。据学者研究，东京里城东西两市的消失，大约是在北宋中期沿河近桥以及城门口的新行市兴起并达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之后。也就是说，原有的旧的封闭式的市不起作用后，不得不自然淘汰。与此同时，为城市居民需要的各种饼店、小酒店更是可以在城市中到处开设，而不是像唐代那样仅仅设在坊内。东京内的一些酒楼甚至成为街市中的主要店铺，有些街市上还形成酒楼夹街相对的景象，“九桥门街市酒店，彩楼相对，绣旆相招，掩翳天日”。

《东京梦华录》叙述街市的分布情况，常详述各种商店所在的街或巷，却没有一处谈到坊的。但是，在一般叙述中常是坊巷连称，比如说“每坊巷三百步许，有军巡铺屋一所”。或是“坊巷桥市皆有肉案”，还有“其余坊巷院落，纵横万数”等等。这都说明到了北宋末年，民间所利用的城市公共空间是巷而不是坊。其实，“巷”在唐代就有，原来是坊中的通道，不是举行公共活动的场所，所以在唐代在叙述城市活动时，常常是以坊或大街为空间单元。但到了宋代以后，却是以坊巷作为描述城市活动的空间单元，这自然表明北宋时坊墙已不再成为封闭商业活动的屏障，坊内密布的商店和住宅为巷所串联，形成互通互连的空间，城市空间的利用程度大大提高。

破除了坊墙的东京开封，居民可以沿街开店。因此，商业区不再像唐代以前固定在城市的一处，而是随处皆是，与居民区交错分布在一起，在许多重要的交通便利的街巷中，都出现了繁华的新街市，其中尤以南、东、西、北四条御街最为繁华。此外，宫城宣德门前大街、宫城东华门前大街、景灵宫东门大街和相国寺东门大街也非常繁华，新兴的行市、酒楼、茶坊、食店、瓦子以及其他日用品商店，在这里构成了一幅生动鲜活的都市生活浮世绘。

北宋东京所发生的这一重大变化，在南宋临安继续发扬光大。临安原是北宋的杭州，当时人口密度还不高，“四隅皆

图6-9 南宋临安城厢平面示意图

空回，人迹不到”，西南部的丘陵地带则是“林木茂密，何尝有人居”的空旷景象。但南宋定都临安后，大量南迁的人口，使得临安的城市规模急剧扩大，对日常生活用品的需求剧增，城市内部也因此形成了各种行、市：“自大街及诸坊巷，大小铺席，连门俱是，即无虚空之屋。每日清晨，两街巷门，浮铺上行，百市买卖，热闹至饭前，市罢而收。”

在临安，行市的布局还呈现出一定的规律：凡运输量比较大的手工业产品的行市，大体上都设在城门外沿河近桥的地段。如柴市设在东南候潮门外柴市桥，布市设在东南便门外横河头，鲜鱼行设在东南候潮门外和城东东青门外坝子桥，鱼行设在余杭门外水冰桥，鲞团设在便门外浑水闸头；而运输量小的或需要加工的商品的行市，大体上都设在城内沿河近桥的地段，如花市及方梳行、销金行、冠子行就位于御街中段的官巷，珠子团在融和坊到市西坊之间的御街中段，生帛市则在大河北段的盐桥，柑子团在御街中段的后市街。我们甚至都无法判断临安城内原有的封闭式市区是在何时消失的。但是从御街中段有市南坊和市西坊之名，以及市西坊“今为市曹”等记载来看，这里可能原来是封闭式的市所在，只是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早已变成普通的居民坊了。

与东京开封相似，临安城内最繁华的街市还是首推御街。虽然临安御街的布设，是为了政治礼仪的目的，特别是为了适应元旦和冬至大朝会以及四孟驾出朝献景灵宫的需要，但是由于有利的区位条件，御街同时也成为都城中最热闹繁华的商业中心。

南宋临安的御街，从大内的和宁门开始，由南往北，直到北段的观桥一带。在这一段御街两侧是形形色色的各类商店，以及各种不同的行市组织：“大抵杭是行都之处，万物所聚，诸行百市，自和宁门杈子至观桥下，无一家不买卖者，行分最多。”话虽如此，事实上，我们按照文献中的记载，根据商业活动繁盛程度的差异，可以把整条御街分为三段：和宁门到朝天门是南段，朝天门到寿安坊，也就是官巷是中段，寿安坊到观桥是北段。

御街南段因紧邻皇宫大内，所以这里的街市主要为了供给宫内和中央官署日常生活所需。清晨，宫中派人争相购买当季的蔬菜、时鲜食品和新上市水果。到了午后，饮食店开始唱起了主角，为大内和三省六部官僚以及往来官府的人们提供膳食。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这里有不少颇负盛名的饮食品，如“六部前丁香馄饨，此味精细尤佳”。此外，由于来往者多为文人墨客，这里也多经营书籍铺、裱褙铺和药铺。比如太庙前尹家文字铺，又称为尹家书籍铺或经籍铺，就曾刊行了不少重要的笔记小说，如《北户录》《述异记》《箧中集》等书就是在这里发行的。

御街中段是从朝天门到寿安坊的一段。寿安坊，俗称冠巷或官巷，是临安街市中最繁华的地段，特别是中瓦子前一段的夜市尤其热闹。《都城纪胜》“市井”条中描写道：“其夜市，除大内前外，诸处亦然，惟中瓦前最胜，扑卖奇巧器皿、百色物

图6-10 南宋临安主要瓦子示意图

件，与日间无异。”除了这些临时摊贩外，这里也是临安城内大酒楼、茶坊和著名歌馆的集中之地，还有一些重要的商业组织市、行和金银盐钞引交易铺也设在此地。所谓的盐钞引，就是当时政府发给特许商人支领和运销盐茶等国家管制商品的证券。当然，这里最多的还是供应居民日常需要的商店，如食品店、衣料服装店、书店等等。

御街北段，相对来讲著名的店铺较少，唯有众安桥西南的下瓦子值得一提。因位于杭城北部，所以下瓦子又称为北瓦子，是临安最大的瓦子。这里有勾栏十三座，是当时著名的民间艺人会集之地。

御街之外，临安城内商业活动最兴盛的地方是沿市河、盐桥运河、清湖河的近桥街市。这三条河是当时临安城内主要的水上交通线，上面的许多桥梁又是城市陆上交通的枢纽所在。当时临安城内居民日常所需的物品，先用船舶从外地载入临安，再使用人力搬运到城内各处。因而许多日用品商店就开设在沿河近桥的地方，并形成了一定规模的街市。事实上，临安这种沿河近桥的街市，在北宋时就已经形成。北宋著名诗人苏轼分别在熙宁四年到六年（1071—1073年）任杭州副知州、元祐四年到五年（1089—1090年）任杭州知州，因此有许多诗作都反映了当时杭州城市的市民生活。其中有一首《望海楼晚景》是这样描述沙河塘景色的：

沙河灯火照山红，歌鼓喧呼笑语中。为问少年心在否，角巾欹侧鬓如蓬。

诗中的望海楼在凤凰山上，沙河应当是指盐桥运河。诗中反映了当时沙河塘一带商业繁荣，夜间灯火万家，宛若繁星的景象。

除了这些繁华的街市外，一般的街市中，主要是卖柴米油盐的商店。即使是府县官署周围也有街市。“府治前市井亦盈，铺席甚多。盖经讼之人往来骈集，买卖耍闹处也。”所以，《都城纪胜》中称临安城内“其余坊巷市井，买卖关扑，酒楼歌馆，直至四鼓后方静。而五鼓朝马将动，其有趁卖早市者，复晨起开张。无论四时皆然。如遇元宵尤盛，排门和买民居作观玩幕次，盖不可以胜纪云。”

以沿河近桥以及城门外的新行市、新街市代替原有封闭式的市，这一中国古代城市制度的重大变化，不仅发生于首都中，在一些较大的城市中也普遍存在。以平江府，也就是今天的苏州为例，根据范成大的《吴郡志》和现存的《平江图碑》，原有封闭式的东西两市和大市在南宋时期已改变为坊，大市改为绣锦坊，西市改为西市坊。此外，还有鱼行桥、谷市桥、丝行桥、果子行桥等名称，说明沿河近桥的新行、市也已兴起。另外，还有米行在和丰坊，果子行在馆娃坊，说明了原来封闭式的市已被打破，而形成开放性的经济活动空间。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这一变化虽然是保留在南宋的著作和图碑中，但实际上应该早在北宋时期已经完成。

北宋洛阳的情况基本相同，南市改成东成坊和通利坊，北市改为邻德坊和北市坊，西市改为通济坊。虽然仍然保留有通商得利的意思在内，但形式与内容却都已完全不同了。

图6-11 平江图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