匠人营国，坊与城门的管理制度

东汉以后，宫中贵族的住处就有称为坊的。如东汉洛阳宫内就有九子坊之名。“洛阳故北宫有九子坊。”但这还只是孤例。到了西晋，坊名显然多了起来，但仍是宫中建筑的名称。《太平御览》中的《晋宫阁名》就说：“洛阳宫有显昌坊、修城坊、绥福坊、延禄坊、休徵坊、承庆坊、桂芬坊、椒房坊、舒兰坊、艺文坊。”事实上，从语义学上，坊与防是通用的，如《礼记》中有《坊记》一篇，坊即读作防。坊原本是指四周有围墙的区域，不过，到了北魏建都平城时开始将都城中普通居民居住的里称为坊。

北魏在建设平城的时候，模仿邺和洛阳建设外郭城。道武帝天赐三年（406年）“规立外城，方二十里，分置市里，经涂洞达，三十日罢”。这时还仅仅是规划，是准备修建外郭，安置用作商业的市和居住的里。平城外郭是在十六年后建成，也就是明元帝泰常七年（422年）才“筑平城外郭，周回三十二里”。当时，平城外郭城的结构是“其郭城绕宫城南，悉筑为坊，坊开巷，坊大者容四五百家，小者六七十家，每南坊搜检，以备奸巧”。这样用外郭环绕宫城，把郭区完全划分为坊里的办法，显然是沿用东汉以后洛阳和曹魏邺的制度。而且这段记载中，我们可以获知平城之所以建坊以居民，更多是从城市治安的角度考虑的。坊用作普通居民住宅区，可以说是拓跋魏对中国城市居住和管理的一大贡献。

北魏在迁都洛阳后，把这一城市居住方式带到了中原：在对洛阳进行了统一的规划后，景明元年（500年）征发五万人，一次性筑成了洛阳三百二十个坊。北魏洛阳城的贡献还不仅仅是坊的修建，还有一个重要的贡献是，在中国古代都城建设史上第一次有计划地把居民区整体建成，并形成了整齐规范的格局。

《洛阳伽蓝记》卷五末记载：

京师，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户十万九千余。庙、社、宫室、府曹以外，方三百步为一里，里开四门，门置里正二人。吏四人，门士八人，合有二百二十里，寺有一千三百六十七所。

所谓的“方三百步为一里”，就是说洛阳每个坊正好一里见方，因此人们也多将里坊互称。当时一般居民居住的坊，都是正方形的，四面各开一门，设有里正2人和里吏4人主管坊中事务。为了加强治安，坊中还设有门士8人，监督观察由坊中四门出入的居民。

需要指出的是，上引这段记载中的“合有二百二十里”，应当是“合有三百二十里”之误。按照当时的规定，这三百二十个里的面积应有320个平方里。洛阳城北靠邙山，郭区自然主要分布在东、西、南三面。著名考古学家宿白先生绘有一张《北魏洛阳郭城设计复原图》，把洛阳的内城绘成东西6个里、南北9个里，把包括城区和四周郭区的整个洛阳画成东西20个里，南北15个里，并在南边中央画成长方形的凸出部分，计东西4个里，南北5个里，这样正好是320个里。显然，这320个里大部分位于城外的郭区。这一画法被公认为关于北魏洛阳城的最准确的复原。

坊作为城市居住小区虽形成于北魏时期，但其形制达到顶峰则到了唐代，而唐代城市中的坊制留给后人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规整封闭，而这一特点表现得最为典型的就是唐都长安。

唐代长安城的前身，就是隋代的大兴城。隋文帝开皇二年（582年）命高颎、宇文恺等人在汉长安故城东南的龙首原建设新都，称为大兴城。大兴城分郭城和内城，内城又分宫城和皇城。与北魏洛阳一样，这也是一个先制定好整个规划，然后陆续建成的都城：先建宫城，再建皇城，最后建成郭城。唐代隋后，同时继承的还有隋都大兴，只是将名称改为长安。

关于隋唐长安，由于文献记载较多，所以我们对城市内部的布局及其具体的细节更为了解。唐代长安各坊四周有夯筑的坊墙。而根据考古发掘的情况，这些坊墙墙基宽2. 5—3米。不过，从整个长安城来看，坊的形制还是略有差别，皇城以南朱雀大街两侧的四列小坊，内部只有东西向的横街，而没有南北向的通道，所以这四列坊只设有东西两个门。除此之外的坊，内部有东西、南北两条通道，呈十字交叉，并将整个坊分成四个独立的小区。这每个小区内又都有一个十字形的小巷直通各个住宅。这种小巷在当时有一个专门的名字，称为曲。如唐长安著名的娱乐区就是平康坊的三曲。另外，每个坊都设有东西南北四个门，和十字街贯通。

居民居住的坊不仅仅有围墙封闭，而且唐代还规定，无论都市还是县城，坊门早晚都要定时启闭。在大的城市，如长安、洛阳等都城，坊门启闭以击鼓六百下为号。长安城内通知坊门开启与关闭的击鼓最初是设在宫城的南门承天门处。此外，还专门布置一些骑卒在各条大街上传呼。不久，贞观十年（636年）根据马周的建议，取消骑卒传呼，改为在各条街道上设鼓敲击。这种鼓在当时称为“冬冬鼓”，俗称“街鼓”。如果

图6-2 唐代长安城坊平面示意图(https://www.xing528.com)

图6-3 唐长安坊内平面示意图

我们生活在唐代的长安，就会发现每当天色微明时，承天门处首先击鼓，长安各个城门随即开启。几乎同时，街鼓也跟着击打六百下，坊门随之打开，城市这时才从一夜的沉睡中清醒过来，开始了一天的喧嚣；日落时分，同样是承天门击鼓，各城门关闭，紧接着街鼓敲击六百下，坊门关闭，整个长安城随着夜色的来临归于寂静。

唐代定时启闭坊门的制度十分严格。坊门关闭后普通百姓不得再在大街上行走，否则就是犯禁，也叫作犯夜。犯禁按唐律要抓起来打二十下，这一制度在整个唐代都是严格执行的，直到唐末还是这样。我们从晚唐小说如沈既济《任氏传》、白行简《李娃传》的故事里都可以看到这一细节。在《李娃传》中，当郑生身无分文后，鸨母与李娃设计，利用坊门定时启闭成功地摆脱了郑生。也正因为此，才有在特殊情况下皇帝特诏开放坊门的制度。例如为了庆祝上元节，唐玄宗特许正月十七、十八、十九三天夜间坊市门开放。不过，这一制度还是可以通融的，凡是家中举行婚礼，并拿到了县衙颁发的通行证的人家可以夜间通行。另外，如患有急病，或者家有亡者，只要持有坊的文牒就可以夜间出行，不算犯夜。所以说，唐代的城市并不完全是一座睡城。

唐代城市的夜生活主要是在坊中进行。夜晚坊门关闭后，人们就在坊中进行各种活动，也可以宴饮聚会，但绝不能越出坊墙。尤其是到了唐代晚期，长安由于居民日常生活的需要，许多坊中已设有小规模的饼店、酒店和食店。如沈既济所作的《任氏传》中就讲到韦崟与其妹婿郑六出游，“将会饮于新昌里”。郑六走到宣平坊南时，请求暂时离开，约好一会儿后“继至饮所”，也就是宴饮的酒楼。后来还有一个情节是，郑六在天将破晓时，走到位于东市以南第三个坊的昇平坊坊门处，其时坊门尚未开启，但“门旁有胡人鬻饼之舍，方张炭炽炉”，已开始为坊里居民准备早点了。由此可见，当时长安的许多坊内，都已有饼店、酒店的开设，以供居民日常生活的需要。

如果说唐代城市是封闭的，那是指当时城市坊市的安排还有另外一个特点。

我们仔细观察图6-3和图6-4唐代长安与洛阳的示意图的话，就会发现长安和洛阳不仅皇帝所居的宫城与中央官署所在的皇城分隔开来，而且皇城与居民的坊所在的郭城也是隔离的。这一特点就决定了唐代市民的日常生活较前期的都城受到更多的局限。

西汉长安并不是有意识规划后才修建的都城，所以宗庙、官署与居住区的里并没有严格的界限。到了汉魏洛阳城，也是庙社、宫室、府曹与居住区域杂错分布，这样的城市空间特点就是到了北魏洛阳时期也没有完全改观。尽管当时的洛阳相较过去的都城，已是一个规划极为严整的城市，一切都井然有序，甚至居民是按不同职业分别居住在不同的坊中，以至于坊名也各有特色。如在洛阳大市附近，东有通商、达货二里，南有调音、乐律二里，西有退酤、治觞二里，北有慈孝、奉终二里。从这些坊名就知道这些地方按职业居住着商贩、乐师，或以酿造、处理丧葬为职业的人们。但是，我们从《洛阳伽蓝记》中发现，仍不免有在宫殿区中混杂有官署和府第的情况，而在内城中更是平民的里与官署及官吏府第杂错分布。但到

图6-4 唐洛阳城坊平面示意图

了唐代，情况就完全不同。无论是官吏私邸、还是平民住宅，一律建造在外郭的坊内。而中央官署隔离在高高的皇城之内，帝王所居的宫城更是壁垒森严，使得城郭的封闭性达到了极致。

都城这样的安排与设计，当然主要目的是便于维持治安和警卫。所以，虽然唐代规定三品以上的高官可以向街开门，但直至唐后期，许多高官，甚至宰相也还从坊门出入。唐宪宗元和十年（815年），藩镇就是利用这一居住特点，安排刺客埋伏在宰相武元衡所住的靖安坊东门，当他清早从坊门出来准备入朝时，刺客先放箭把侍从吓走，然后抓住武元衡将他杀死并割取头颅而去。还有一个例子，也是刺客在坊门处伏击：唐文宗开成三年（838年），宦官对宰相李石不满，欲除之。正月甲子李石上朝中途，宦官用刺客射击不中，李石左右奔散，自己骑马惊驰归还府第。不料，又有人邀击于坊门处，断其马尾，仅得以身免。这又是刺客等候在坊门行刺的，由此也可以得知坊确实是有防御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