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北京市场的重要性及其遭受严重摧残的历史

说起北京的市场，人们一定都会想到王府井、前门、东单、西单等耳熟能详的地方，殊不知北京的市场经过了几朝的更替变迁，才发展成为现在的空间格局。所以，说起北京的市场，自然就得从元大都时期讲起。

元代，依靠大运河和发达的水陆交通，各地商品货物可直达大都城内。据学者研究，大都城内各种专门的集市有三十多处，形成了以钟、鼓楼和积水潭北岸的斜街一带的钟鼓楼市场为中心的市场布局，这一布局特点甚至影响到了后世。

众所周知，为了便于提供货物和服务市场，商业点一般位于区域的几何中心，因为这样一来就可以用最短的距离到达商业点，给交易双方都带来便利，位于积水潭东北的钟鼓楼市就是处于这样一个有利的位置。如前所述，元大都的钟鼓楼基本上处于城市的几何中心，这里有数条主要干道交汇，还有积水潭作为通惠河和坝河两条漕运水路的终点码头，水路和陆路交通都极其便利，因而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大都全城的商业中心。这也使得大都成为中国历史上少数几座能遵循《周礼·考工记》中所描述的理想都城制度“前朝后市”的理想的都城。

除了皇城北部的钟鼓楼市场外，位于城市西南部顺承门（今宣武门）附近的羊角市，当时是大都西部的商业中心。用今天的位置来看，这一带就位于西四附近，可见西四商业中心的地位已有悠久的历史。同样，东部的商业中心是枢密院角市，相当于今灯市口一带。

图5-17 元大都城市主要市场分布示意图

上述三个市场是元大都最重要的，也是规模较大的市场。但对普通百姓来讲，还需要就近获得日常生活所需的柴米油盐。因此，在大都内部也大致均衡地分布着一些小型的市场，为附近居民提供日常生活用品。如城东，相当于今天的东四一带的十市口，有杂货市、柴草市、车市等，在西边的顺承门（今宣武门）附近有草市、柴炭市、果市和穷汉市；而东部的文明门（今崇文门）一带同样也有草市、猪市、鱼市等；在丽正门（今前门）内的中书省附近又有省东市、文籍市和纸扎市等。

其实，城市内部商业网点均衡分布的原则之外，城市人口的社会阶层也影响着城市商业网点的布局。由于元大都城的主要官宦富户集中居住在城内的南部和中部，所以大型的、可提供高级商品的市场主要分布在城市的中部；而生活贫困的下层居民主要居住在金中都的故址处，也就是大都城外的西南郊。因此，这里形成了一个专为穷人服务的穷汉市。

明代北京城内的市场虽然是在元大都市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不过因明初对北京进行了大规模的城市改造，所以昔日元大都城内的市场分布也随之发生了一些变化。其中之一，或者说最重要的变化就是产生了以“朝前市”为中心的市场体系，改变了元大都“前朝后市”的市场分布格局。

由于明初将元大都空旷且难于防守的北城内缩，并相应将南城墙外扩，使得明代北京城较之元大都向南平移。南北城墙与宫墙改筑的结果之一，是大运河不再直通城北的积水潭，而积水潭畔的钟鼓楼地区也因僻居城市北隅，全城商业中心地位尽失。城市位置南移的结果之二是大大扩展了皇城南面和南城墙之间的空间，并因交通的发达而形成了“朝前市”。

朝前市是由皇城南门大明门前的棋盘街一带和前门外大街组成，是当时内城最繁华的地带，也是全城的商业中心。据统计，这里店铺约有1100户以上，且上等店铺在320户以上，其市场规模之大、职能之高由此可见一斑。

除此之外，其他市场大多因袭了元代的旧址，如东安门外灯市，因每年元宵节期间，白天为市，晚上放灯而得名。此处原为元代枢密院角市的所在地，明代时整条市街长达二里，并开设有宝和等六家著名的皇店。每月初五、初十、二十还定期举行集市，声名大噪。

图5-18 北京前门

城西部的主要市场是西四牌楼市场，这也是在元代羊角市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明代北京人把这个市场称为“西市”。永乐时在此修建廊房，可知其市场的重要性。另外还有马市、羊市、果子市等集市，西院勾栏胡同甚至形成了一个繁华的娱乐区。

城市北部则有地安门市场。这里包括地安门外至鼓楼下大街一带，也就是元代最繁华的商业中心钟鼓楼市场的遗迹。虽然明代因北城墙的南缩，这里不复昔日盛况，但仍是北城区的商业集中区。

此外，东单、西单、东四、菜市口、崇文门外等街市，都分布有很多店铺，显然也是从元代大都的市场体系中继承下来的。

明代北京城市商业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庙会市场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刺激下应运而生。庙会市场是在传统庙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定期集市，其特点是以商业贸易为主，附以民间娱乐活动。庙会和其他集市一样成为前面所说的那些固定商业市场的补充形式，在城市商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中，城隍庙会就是明代北京最大的庙会市场，每月的初一、十五、二十五都要定期举行。

显然，明代北京的商业活动是以棋盘街——前门“朝前市”为中心，东有灯市，西有西市（西四），加上东单、西单、东四、菜市口、崇文门外的街市市场和以城隍庙会为代表的庙会及其他定期集市。这样一套看似复杂，但实为有序的市场体系，组成了明代北京的市场格局。(www.xing528.com)

清代北京的市场体系经历了前期的衰退和中后期的恢复与发展两个阶段。

清初，清政府强制实行满汉分居的政策，并将内城划为八旗营地，这严重摧残了北京内城的市场。清中期后，随着满汉分居政策的松弛，北京城内的商业开始出现生机。与此同时，工商业会馆和行会的建立，以及全国性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作为全国政治中心的北京，市场呈现出繁荣的景象，各类商品荟萃，市场类型多样。

在明代北京城市市场格局的基础上，清代北京形成了以前门为商业中心，庙会市场与固定店铺互为补充的空间格局。

前门商业区是在明代“朝前市”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规模宏大。这一商业区北起大清门前的棋盘街，南达珠市口一带，东抵长巷二条，西尽煤市街，是清代北京城的金融中心，也是全城最奢华繁盛之地。由于棋盘街地处东西城、内外城之间，交通十分便利，但又受到附近官署密布、交易空间局促的限制，因此商业活动不得不向南延伸，与前门连为一片，形成了雄冠全城的商业中心。著名的大栅栏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清代北京商业活动繁荣的另一个特征就是庙会市场的兴盛。清初，城隍庙南移到慈仁寺，也就是现在的报国寺，并很快形成了一个热闹非凡的集市。到了康熙时期（1662—1722年）这里竟成为全城最大的庙会集市。而明代就已形成的土地庙会、南药王庙会和灵佑宫庙会，在清代也十分繁盛。此外，在东直门内，旧鼓楼大街，天坛东北的东、北药王庙等处都有庙会的分布。而雍正初年（约1723年）兴起的隆福寺、护国寺两大庙会，更成为清中期以后北京最大的两个综合性庙会集市。由于内城在晚清以前少有固定的商业店铺，因此庙会就成了为市民们提供日常生活用品的主要场所，承担着内城主要商业中心的职能。不过，随着晚清内城固定商业店铺的逐步发展，庙会也随之退居到了附属的地位。这一特点可以用琉璃厂市场的发育作为代表。

清初灯市一带先是有定期庙会在南边的慈仁寺一带兴起，但不久即走向衰落，其商业职能为更南一些的琉璃厂所取代。随着书肆陆续集中到琉璃厂，原本定期举行的庙会开始出现固定店铺，到了晚清时期这一带更成为售卖各色文化产品的店铺集中分布的区域，最终形成了声名远扬的琉璃厂文化商业中心。

琉璃厂的情形反映了清代北京内城商业发展的基本路径：即由早期的定期集市转变为固定的商业店铺，并形成了层级分明的城市商业体系。因为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东部最主要的商业中心的东大市，也就是设有京师“四大恒”钱铺的东四牌楼市场。这里最早是因邻近贡院形成了一个定期的商贸集市，清中叶后则发展成为北京内城东部的商业中心。其实，西城最主要的商业中心，西四牌楼市场也是从庙会发展而成。在这些区域性的商业中心之外，一些交通便利的地方则形成了基层商业市场，如新街口、北新桥、交道口、东安门、地安门等大街都形成内城热闹的固定市场，而朝阳门、安定门、德胜门、西直门等各门关厢处也形成了繁盛的商业市场。

外城的商业布局与内城稍有不同，这些市场大多直接承袭了明代的布局。如中部天桥市场是明代前门外大街商业中心的延续；外城西部的菜市口市场和外城东部的崇文门外市场都是继承了明代外城的市场格局。

清代北京内外城商业市场之所以有不同的发展路径，是因为外城作为汉族官民所居、外地商人晋京的汇聚之地，市场在明代已有的基础上稳步发展。而内城不同，直到清代中期的康雍时代，内城的商业才开始恢复，而在此之前，则是以东西庙——隆福寺和护国寺为首的庙会来执行商业中心的职能。

至晚清，北京的市场终于又形成了“正阳门街、地安门街、东西安门外、东西四牌楼、东西单牌楼暨外城之菜市、花市”的空间格局，加上定期的庙会和一些专业性的集市，构成了清末北京市场分布的基本格局。

图5-19 清代北京城主要市场分布示意图

民国时期，由于全国性政治中心地位的丧失，北京的城市空间格局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天安门前丁字型广场的拓展，直接影响到东西城之间交通条件的改善，同时也导致了北京市场格局重心的空间转移，加上近代资本的运作，使得王府井商业中心形成和西单商业迅速成长，确立了今日北京城市场体系的基本格局。

民国时期北京市场的最大变化就是，因政治因素的变迁，王府井商业中心一跃成为北京城内最大的综合性市场和全城最重要的商业中心。

王府井地处皇城主要进出口的东安门和外国使馆区的联接地带。这两种性质完全不同，但又是晚清以来北京最重要的政治势力，齐力打造出这一商业中心：一方面是清廷实施“新政”，投资办起了东安市场；另一方面是外国资本兴建了北京饭店、协和医院、洋行、影院等新式的公共机构。中西各方的投资，带动了这一地区商业的发展，使得王府井迅速崛起，成长为全市的商业中心。

如果说王府井商业中心的成功打造，是由于中外各方势力的共同努力，那么西单商业中心的形成，则是西方经济影响下中国民族经济兴起的产物。20世纪30年代开设的西单市场促进了长安街一带商业活动的兴盛，而长安街的贯通，又带动这一地区各种商店的设立，使得西单在民国年间开始取代西四的商业地位，成为北京西城最大的商业中心。相应的，东单市场则多受外国资本的影响，商业服务比较“洋化”，这或许是更临近外国使馆区的缘故。

失之桑榆，收之东隅。反之亦然。王府井与西单的崛起，对应的是明清以来北京最重要的商业中心东、西四市场及前三门市场的衰退。民国初年，原本封闭的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被打通，内外城交通联系的畅通，使得联系原来内外城之间仅有的通道——前门的交通枢纽地位下降，直接的后果就是前门商业区范围的缩小，前门一代商店“多迁王府井及西单牌楼”。而东西对应的菜市口市场与崇文门外市场的发展也陷入迟滞。只有天桥市场例外，反而获得了发展的良机，迅速成为北京最大的平民市场。天桥市场的兴起反映了近代北京的市场服务呈现出明显的阶层分异：天桥市场的定位是为居住在外城的大多数下层平民提供商业服务，而这些服务显然是一些王府井、西单无法或不愿提供的低等级商业服务。

但历史与传统在民国时期北京市场网络格局中的作用仍不可小觑：地安门、新街口、北新桥等传统的中间市场继续在区域商业网络中承担着不可替代的职能。前三门市场的地位虽不能与明清时相媲美，可是商业基础之雄厚使其依然有着能与新兴商业中心竞争的实力，特别是前门市场，仍不失为那个战争频仍、动乱纷争的年代里北京城内最重要的商业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