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北京城是在元大都城的基础上加以改造和扩建而成。明朝是将中央集权制发挥到极致的一个朝代，都城的规划设计也深受其影响，对北京的改造因此主要体现在对礼制建筑和行政官署的重新布局上。清朝统治者对北京城采取继承的态度，只是带了一些本民族的烙印。明清时期的改造奠定了今日北京城的基本格局。
明清北京对元大都的改造，最直观的就是明清北京城址的向南挪移。
元末明初，战乱频仍，大都城内居民稀少，尤其城市北部显得十分空旷。此时，蒙元贵族虽败走蒙古高原，但对中原仍虎视眈眈，伺机南侵。明取得大都之初，便因防守之故，决定放弃原来大都城北较为荒凉的部分，在原北墙南五里处另筑新墙，并因其西段受阻于积水潭，顺势用作护城河，形成切角状。
为了抵御来自塞北的威胁，并进一步控制东北地区，维护全国统一，永乐元年（1403年），朱棣将其根据地北平升为北京，作为陪都。北京之名始自此时。
不久，为了长期驻跸以防北元侵扰，永乐四年（1406年）朱棣开始着手营建北京的宫殿城池。限于宫城之南逼仄狭小，无法像南京那样将中央官署集中安置在宫城南边，故又把南城墙向南推移了二里。这样一来，和元大都相比，明北京城将北城缩减了三分之一，又拓展了南城，使得整个城池向南推移，因此宫城位置更接近城市的几何中心。显然，明代的北京较之元大都来，“宫城居中”的思想体现得更为恰当。
然而，这样的城市平面格局却在现实生活中受到了挑战。由于终明一代一直受到北元残余势力南下的威胁。蒙古铁骑常常迫近北京城郊进行掠夺，甚至兵临城下。幸而有高大坚固的城墙，北京才能在最后危急时刻得以保全。可是，生活在原金中都旧城的居民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在元大都修建后，这里仍然是大都郊外一个重要的居民区，而明代永乐迁都后，这一局面并未改变，反而由于天坛和山川坛（先农坛）等重要礼制建筑的修建，这里的街市更加繁盛。蒙古人的抄掠，使得没有城墙保护的这一区域受害最烈。所以，正统年间（1436—1449年）“土木堡之变”后，明王朝决定在北京加筑外城。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终于筑成了包围南郊一带的外罗城，形成今天北京城标志性的“凸”字形平面轮廓。
不过，具体到整个修建过程还是有许多故事可讲。比如，我们仔细地观察明中期以后的北京城平面图，就会发现很多平时忽略的细节。其一就是新拓展的南城城墙并非直线，而是呈略为向北的弧形。对此，各家学者看法不一，黄建军在其论著中提出风水之说。因为风水中有“直生煞，曲生吉”的观念，所以在规划城市时，避免方形、长方形几何形状的单调重复，而是追求方中有圆、圆中有方，方圆的结合，达到美学的平衡。其二，外城东南呈切角状。据说，这样做是为了和内城西北隅的切角状取得呼应，达到平衡的效果。这当然是后人的推测，至于当事人是如何考量的，我们已不得而知了。
城市的整体南移，使得都城重心所在的宫城也必须有所改变，因此，明代北京修改的第二个重大举措就是宫城兴建。
明初定都南京。攻取大都后，为了破坏前朝的“王气”，遂将元大内的宫殿尽行拆除。靖难之役后不久，永乐帝决意迁都北京，方举一国之财力、物力、人力营造新都，同时借鉴兴建
图5-11 明北京城平面设计图
明南京和明中都的经验，将北京打造成为封建王朝的中心和中央集权制的空间典范。
与以往的都城营建一样，明朝对北京城的改建，重点放在全城的中轴线上。虽然，明北京城继续沿用元大都的中轴线，但对元大都城中心阁以南的全部建筑物，重新加以规划，增加了不少新的内容，意图以宫殿建筑的平面布局和造型，凸显封建帝王“唯我独尊”的主旨。
由于北京城市的整体南移，明王室的宫城也向南移了约400—500米，并在宫城四周开凿了宽达52米的护城河以加强防御。这样一来，明宫的“前朝”正殿奉先殿，正好压在了元大内正南门崇天门之上，而明宫的后朝三大宫恰好压在元代大内的“前朝”正殿的附近。这是有取其压制前朝，厌胜之意。当然，三大殿，也就是现在故宫的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和三大宫，也就是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作为宫城最主要的宫殿建筑，一律建造在全城的中轴线上。至于其他次要的建筑，则都严格遵守对称排列的原则，配置在中轴线的左右两侧。
明初对皇城的改造，除了原西墙位置未改变外，其他三墙均向外拓展。这样一来，宫城与皇城南墙之间的空间得以扩展，并利用午门以外的紫禁城和皇城之间新开拓的空间，仿照明南京城的规划，将太庙和社稷坛布置在中轴线的左右两旁，即宫城之南的中心御道两侧。此举无疑改变了元大都因大内前方空间局促，而将太社与太庙布局在靠近外郭城东西城墙的设计。这一改变确实使“左祖右社”的布局较元代更为紧凑，并且原本孤悬在东西两城的两大建筑群也与紫禁城建立了直接的关联，进一步强化了中轴线的地位，增加了天安门到午门之间的深度。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似乎又将元大都严格(www.xing528.com)
图5-12 明北京城午门至正阳门平面图
遵循《周礼·考工记》中“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的平面布局特点化解了。除此之外，午门与承天门之间新建的端门，御道两侧修建的宫墙，则是将紫禁城的森严、神秘之感推到了极致。
改造后的皇城基本上呈正方形，但西南一隅内收。这是因为皇城西南原为密集的居民里坊，为了减少拆迁扰民而做出让步。同时还在社稷坛以西，也就是新拓的空地太液池南端新开凿了一个湖泊扩大皇城的水面，增添自然风光，这就是今天的南海。南海的开凿还有一个优点，就是将一般居住区与宫禁区隔离，便于宫禁区防御和减少闹市区的噪音干扰。可谓一举数得。
第二个改变是，皇城北、东两面城墙稍向外移，也是为了解决居民区噪音对宫禁区的干扰问题。然而皇城北、东两城墙的外移，却将通惠河的河道包围进皇城，加上拓展南城又把元大都文明门以外的一段通惠河故道也包入内城中，于是元代通往积水潭的漕运通道被彻底切断，失去了运河的作用。因此，元代积水潭东北岸斜街一带的商业，到了明朝便不复当年之盛。再到后来，积水潭本身也日渐淤浅了。
第三个改变，就是明朝利用承天门和大明门之间扩建的部分形成了一个宫廷广场和集中布局的中央官署区。
明代将承天门与大明门之间的广场沿东、西、南三面修筑了宫墙，形成了一个“T”字形的封闭广场。在这个封闭的广场东西两翼以及南端凸出的一面各开一门，分别是长安左门、长安右门以及大明门（清初改大清门）。自大明门内沿东西宫墙的内侧修建了千步廊，而宫墙以外则遵循唐、宋以来的传统，把直接为封建帝王集权服务的中央官署，沿着中轴线，对称排列在东西两边。这一布局，既彻底改变了元大都城中央官署分散城内各处的状况，又进一步强化了中轴线的作用。
清乾隆年间（1736—1795年），再把天安门前宫廷广场的东西两翼，继续向外延展，增筑了与皇城南墙平行的宫墙，把长安左、右门外大街的各一段也分别包入了广场的两翼，进一步增强了广场的封闭程度，成为唐宋以来宫廷广场发展的最高形式。
至于大明门和正阳门之间的一小段距离，也被有计划地保留下来作为连接东西城区交通往来的孔道，称为“棋盘街”。这里当然也就形成了明清北京繁华的商业街。
此外，明初利用新开凿的南海和护城河的泥土在紫禁城的北面，距离大城南北两墙等距离的中轴线上，堆筑了景山，形成了全城的制高点。景山，后来又称万岁山，或称煤山，它的堆筑取代了元大都中心阁的位置，成为改建后北京城的新的几何中心，从而确保了全城布局匀称方正。
当然，或许景山作为风水象征意味的“镇山”，更加为明代统治者所津津乐道，因为它不仅代表了全城的中心，同时正好被布置在元朝宫城北部正中的延春阁旧址上。明王朝或许希望以此来象征前朝的覆亡和本朝的长治久安。但可惜的是，它并没有保佑明王朝千秋万代的统治，反而在无力镇压各路起义之后，明朝末代皇帝崇祯自缢于此，成为明王朝终结的标志。这实在是历史与明朝统治者开的一个不小的玩笑。
由于明宫城并皇城、大城的南移，使得北京中轴线向南延伸。明代在相当于元代中心阁的位置上，分别建筑了鼓楼和钟楼，作为北京城中轴线的新起点，并向南延伸经过承天门、正阳门。及至嘉靖年间（1522—1566年）修筑外城之后，全城的中轴线再经过天坛与山川坛之间，笔直延伸到外城南部正中的永定门。这样，北京的中轴线通过一系列重要建筑的修建更加清晰，它南起永定门，穿越紫禁城的正中心以及景山中峰，最后止于钟鼓楼，全长近8公里。这在中外的城市规划史上是极为罕见的，也是明清北京城在平面设计上最为突出的特点。
图5-13 正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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