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祭天礼与都城布局的改变

学者们认为西汉以前都城布局坐西朝东，是继承与维护西周建立的宗法制度中的礼制，以东向为尊。然而，随着中央集权制的确立和巩固，推崇皇权至上成为国家礼制的中心需要。而皇帝祭天之礼逐渐成为每年以国家名义举行的最重大的典礼。而祭天规定在国都南郊举行，这便成为都城布局改变的重要推手。

西周时期其实就有了祭天于城外之礼，叫做郊。所谓“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于郊祀”。殷周以来，人们认为天帝（帝、上帝）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主宰，国王是天帝在人间的代表，接受天命，行使统治权。因此周代只有天子——王才可祭天，诸侯是无此权利的。《尚书·召诰》中讲到，周公营建东都成周，就曾“用牲于郊”。

早期的郊祀主要是在东郊，因为东郊与南郊同样都是“阳地”，而且正东阳光更充足，太阳出于正东方。周室东迁后，天子权威下降，原有的宗法制度受到冲击，诸侯不但在政治上向周天子闹独立，在宗教上也祭起自己的天来了。这一变化大概是从秦国开始的。春秋初年秦襄公列为诸侯，认为自己独占西方，应主少暤之神，故做西畤祭祀白帝。后来，随着秦国的强大，再增加青、黄、炎三帝。天帝由一个变为多个，正反映了地上分裂的局面。秦德公迁都雍（今陕西凤翔县）后，雍同时成为秦国的宗教中心，在此祭祀黄帝、炎帝、白帝、青帝。西汉初年也曾沿用这种礼制，早期仍到雍畤祭天。汉文帝时又建渭阳五帝庙。不过，五帝说显然是国家分裂时期的产物。天下统一后，为了适应这样的政治形势，便又产生了一个总领诸神的最高神——太一，并在武帝时设太畤于云阳甘泉。

可是，这样混乱的神祇体系及其礼制，显然不符合大一统政治体制的需要。于是，汉成帝即位后，大儒匡衡提出了一个整顿宗教体系的方案，即把长安变成规范化的宗教中心，祭天在南郊，祀地在北郊。这个建议的理论根据是“天地以王者为主，故圣王制祭天地之礼必于国郊。长安，圣主之居，皇天所观视也”。但这一祭天地于长安南北郊的规定，不久又被废止。直到平帝元始年间，王莽才又规定合祭天地于南郊。(www.xing528.com)

不仅如此，王莽更进一步，在托古改制的名义下，在长安城南郊又建立了以“王莽九庙”为代表的宗庙建筑，一改汉初太上皇庙、高庙和惠帝庙均在汉长安城内未央宫左侧的格局 ，同时增建官稷于原来的官社之后，形成了一个以未央宫前殿为中心，以西安门南出大道为轴线的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的空间格局。至此王莽完成了他对长安作为宗教中心的改造。这一改造不仅仅是建立了一个规范的宗教中心，更有意义的是王莽将《周礼·考工记》中并没有明确方位取向的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的空间布局，按照新的以祭天为中心的南北方向重新安置，成为后世都城建设的样板。因此，也有学者认为《周礼·考工记》的匠人营国部分很可能是受西汉长安城形制的启发或影响撰成并补入《周礼》中的。

这种在国都南郊每年举行祭天的礼制，正符合当时大一统的政治体制，所以到东汉被光武帝所采用。光武帝于建武元年（25年）即位于鄗（河北柏乡县北），在南郊建坛，祭告天地，就是“用元始郊祭故事”。次年正月，“初制郊兆于洛阳城南七里”，仍然采用元始中故事。后来在洛阳城南面开平城门，更是为了方便皇帝到南郊举行郊祀。从此历代皇帝都沿用这一礼制，成为定制。

所以，讲到坐北朝南的都城格局，必须从东汉洛阳讲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