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古都拱卫与发展

陵县是西汉时期的一种特殊的县，设置在皇帝陵墓旁边，专门为奉祀皇帝的陵园而设置。陵墓的建筑及供奉方式本是祖先崇拜的一个重要内容，西汉则把这种崇拜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皇帝陵墓旁设置陵县，也就是用一县之人力供奉、祭祀皇帝的祖先。这是西汉一朝的制度，空前绝后，也就是说，无论是以前的，还是以后的历朝历代都没有类似的行政建置，因此这是中国都城制度史上的特例。

西汉时，陵县的正式名称是陵邑，比如汉高帝十二年（公元前195年）设置供奉高祖长陵的陵县，名为长陵邑。不过，西汉的陵县在名义上虽为祭祀而设置，但从整个西汉历史来看，它们所起的主要作用是拱卫京师。对于这一点《汉书·地理志》中说得十分明白：

汉兴，立都长安，徙齐诸田，楚昭、屈、景及诸功臣家于长陵，后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赀富人及豪杰并兼之家于诸陵。盖亦以强干弱支，非独为奉山园也。

也就是说，陵县的设置不仅是划出一块地域和人民作为奉祀皇帝陵园之用，而且作了充分的考虑，将那些心怀不满的关东旧六国贵族，还有一些桀骜不驯的豪强游侠，从原居住地迁移到关中，集中在京师长安附近，一方面便于就近监视控制，防止生出新的动乱，以维护安定团结的局面，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带动京师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一举而数得。

设立陵县，最初是在高帝十年（公元前197年），刘邦将父亲太上皇葬在栎阳县北原之上，设置万年邑于栎阳县大城内，以奉太上皇陵。虽然万年邑是第一个专门设置用于供奉陵园的县，不过它不能算是真正的陵县，因为没有为此专门修筑县城，而是在栎阳县城中辟出一块空间。不过，其功能与性质与后来的陵县并无二致，所以也称为准陵县。真正设置陵县是始于汉高帝十二年（公元前195年）。这一年置长陵邑，正式建立了陵县制度。此后，每个皇帝即位，第二年起就开始修建陵园，并划出一定的地域迁徙民户设置陵县。这就是本节开头所引用《汉书·地理志》所描述的状况。

西汉一代共有七个皇帝陵县，也就是高帝的长陵、惠帝的安陵、文帝的霸陵、景帝的阳陵、武帝的茂陵、昭帝的平陵和宣帝的杜陵。皇帝陵县外，还有两个太后陵县：一个是薄太后南陵，一个是赵婕妤云陵。南陵是文帝七年（公元前173年）为他母亲建立的陵园。景帝二年（公元前155年）薄太后死，设置陵县。本来按照西汉的制度，帝后合葬一陵，因此皇后是没有单独的陵县的。但高帝已与吕后合葬在长陵，文帝只好另建南陵安葬他的母亲薄太后。赵婕妤的情况略有不同，纯粹是一个母因子贵的例子。赵婕妤本来已安葬在云阳县，昭帝即位后，尊她为太后，专门设置云陵邑。另外，奉明县也是一个准陵县，是宣帝为供奉父亲史皇孙的陵园所设置的。史皇孙是汉武帝戾太子的儿子，没有机会当皇帝，后来他的儿子宣帝做了皇帝，于是专门设置奉明县供奉他的陵园。虽然奉明县不能称为陵县，可是性质与其他陵县没有什么不同，因此我们认为它是一个准陵县，有实无名的陵县。

在九个陵县和两个准陵县中，只有宣帝杜陵是就秦代杜县改名而来，其他各县都是汉代新置。如茂陵邑本是槐里县茂乡，霸陵邑是芷阳乡更名，云陵邑则是割云阳县地置，而景帝的阳陵则是弋阳改名的。因此，这些陵县比起正常的县地域范围相对狭小一些。因为这些陵县地位特殊、功能专门，所以它们虽然在地理位置上位于关中地区，但在行政上却统统归太常管辖，与一般的县邑很不相同。太常寺是西汉时期中央政府设置的专掌宗庙礼仪的官署。而西汉时管理整个关中地区普通县邑的地方行政机构是司隶、左冯翊、右扶风的三辅。显然陵县属太常而不隶三辅，也就说明它们不受制于地方行政管理机构。由此可见，在西汉王朝看来，陵县的功能主要是宗教方面的。不过，这一制度后来有所改变。元帝以后不再设置陵县，原有的陵县也就划归三辅统一管理了。此外，陵县地位的特殊还表现在县令的级别上。汉代一万户人口以上的县才置县令，不足万户的县邑长官称为县长。陵邑非但一律置令，而且奉秩远远高出一般县令的秩六百石至一千石的规格。如高后三年（公元前185年）增长陵令秩至二千石，这可是与郡太守一样的奉秩，由此可见陵邑地位之高。另外，陵县地位的重要还体现在修筑有规模可观的城垣。据《三辅

图4-5 西汉长陵城址平面示意图

黄图》记载，高后六年（公元前182年）建长陵城，“周七里百八十步”。但考古实测下来，规模实际上还要大一些：南垣长1245米，西垣2200米，北垣200米。惠帝的安陵城，北面的城墙实测下来也不小，仅北城墙也长达1223米。(www.xing528.com)

西汉一代，陵县的居民一般并不是关中当地的原住户口，而是强制迁徙来的关东豪族、高赀商人以及游侠豪杰。《关中记》中称：“长陵城……徙关东大族万家以为陵邑。”这些集中迁移来的人口规模相当可观，如《汉旧仪》中记载“武、昭、宣三陵邑皆三万户”。在汉代，万户以上就称为大县了。而这三万户还只是初置陵县时的户数，到了西汉末年时长陵已发展到了五万户，茂陵则达到六万户。所以说，像长陵、茂陵这样的人口规模属于特大县。不过，也有人户较少的陵县，如奉明县的户口在宣帝元康元年（公元前65年）初置时，只有一千六百户，比起长陵、茂陵来，不及十分之一。这些规模可观并且集中迁移来的陵县居民，使得西汉时期关中地区的地域文化为之一变，长安及各陵邑地区因之呈现出“英俊之域，绂冕所兴。冠盖如云，七相五公。与乎州郡之豪杰，五都之货殖，三选七迁，充奉陵邑”的景象，甚至还使西汉关中地区游侠之风盛行。因此班固在撰写《汉书》时，专门著有《游侠传》以彰显这些特殊人物的性格特点及所行事迹。

这十一个陵县或准陵县，除了万年邑和云陵邑距离稍远以外，其余九个县都密密麻麻地分布在长安周围。尤其是长陵、安陵、阳陵、茂陵和平陵在长安以北的渭水北岸上一字排开，一县紧挨着一县，形成了“都都相望，邑邑相属”的壮观景象。除了这著名的五陵邑外，在长安的东郊还有霸陵、南陵和杜陵三县，而奉明县则紧靠在长安郊外。在渭河之北，长安与长陵、安陵之间还有一个渭城县。这个渭城县的另一个名字更为出名，这就是秦都咸阳。刘邦定都渭水之南的长安后，罢秦咸阳，地属长安。武帝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又将长安的渭北部分分割出来，更名为渭城。这样十一个县城密集分布在南北不过30余公里，东西不过50公里的范围内，加上陵县的特殊职能和地位，以及高度集中的人口，就是现在的大都市区也难望其项背。班固的《西都赋》中盛赞其壮观的景象：“南望杜、霸，北眺五陵。名都对郭，邑居相承。”所以，周振鹤先生认为这个地域是由长安及10个卫星城所组成的大长安都市圈。

大长安的地域虽然狭小，却集中了大量的人口。据《汉书·地理志》中记载，长安有户八万八百，口二十四万六千余；长陵有户五万挂零，口约十八万；茂陵有户六万一千余，口二十七万七千余，以上三个县合起来就有七十万三千人。其余的八个县人口虽然没有这么明确，但也可以大致估计出来：茂陵至汉末有户六万余，户数比初置时的三万翻了一番。而平陵、杜陵的人口规模也大致相当。安陵初置时有五千户，估计霸陵、南陵、阳陵也相差不多，依茂陵的人口增长速度，则汉末这几个陵县应该有万户左右。奉明县始置时只有一千六百户，到汉末也就是三千户左右。只有渭城县完全无法估计。但就算不包括它，其余七个县大概也有十五万户之数。按每户五口计，就有七十五万人。这样看来，最保守的估计是当时长安及其附近十个县的人口在一百五十万人上下，平均每平方公里近1000人。这样说也许还没有什么概念，但我们拿今天的数据做一个比较，这个人口密度就十分惊人了。按2016年的数据，北京市的人口密度是每平方公里1323. 48人，与两千年前长安地区的人口密度大致相当。如果我们再考虑到这一百多万人口，大部分是不事生产的城市消费人口，而且长安附近还有大面积的宫殿苑囿池沼，那么这一地区的人口密集程度和所达到的繁华程度应该是与现代的北京相比肩。

所以，东汉人班固在《西都赋》中追忆长安城内及近郊的繁盛景象时，是这样描述的：

内则街衢洞达，闾阎且千，九市开场，货别隧分。人不得顾，车不得旋，阗城溢郭，旁流百廛。红尘四合，烟云相连。于是既庶且富，娱乐无疆。都人士女，殊异乎五方。游士拟于公侯，列肆侈于姬姜。乡曲豪举，游侠之雄，节慕原、尝，名亚春、陵。连交合众，骋骛乎其中。若乃观其四郊，浮游近县，则南望杜、霸，北眺五陵。名都对郭，邑居相承。英俊之域，绂冕所兴。冠盖如云，七相五公。与乎州郡之豪杰，五都之货殖，三选七迁，充奉陵邑。盖以强干弱枝，隆上都而观万国也。

这完全是一幅大都市区的景象。

但是大长安地区的形成并不是经济逐步发展和人口自然成长的结果，而纯粹是由人为的行政措施所造成。所以，一旦政策发生变化，这种繁华景象就像海市蜃楼一样烟消云灭。元帝之后，不再设置新的陵县，而且将陵县归属三辅管理，表明了陵县地位开始下降。平帝元始中（1—5年），毁奉明园，撤销奉明县，南陵邑与云陵邑也罢为普通的县城。最后，雪上加霜的是西汉末年的动乱中，陵县人口大量流失。新莽以后，长陵户口已是十不存一。到了东汉光和间（178—184年），领户不足四千。这也很好理解，长安及其陵县本来就是“浮食者多”，动乱之中粮食供应无法保证，人口流散是很自然的结果。东汉迁都洛阳，长安与各陵县已经衰微，无复当日旧貌，连班固的《西都赋》也只是“观迹于旧墟，闻之乎故老”的产物。

虽然东汉奉西汉为正朔，因此七个皇帝的陵县仍然得到保留，但奉祀典礼已很敷衍。高祖的长陵都因为户口剧减，“园陵蕃卫粢盛之供，百役出焉，民用匮乏，不堪其事”。其他的陵县更是可以想见。至于南陵、云陵在东汉初则连县的建制都已撤销。万年邑虽然没有罢去，但其所处的栎阳县则省去，这时的万年县实为西汉栎阳县的地域，这意味着万年县已不是专为奉太上皇陵所设的了。到了三国以后，七个皇帝陵县全部取消，杜陵复改为杜县，霸陵因为处于长安东大门的地位，改名为霸城。当年长安地区的十一个县此时仅余三县而已，昔日的繁华自然也就随风而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