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人镇服东方势力的宗周

在中国历史上，首都与陪都并存的情况并不少见，其中最著名的还是西周时期的宗周与成周。

周人为了向东开拓疆土，将政治中心从关中西部不断向东迁移。在剿灭商王朝西部最重要的属国崇国之后，周文王和他的儿子武王先后建立了丰、镐二京。《诗经·大雅·文王有声》中记载了这一事件：“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丰，文王烝哉……考卜维王，宅是镐京，维龟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显然，武王把都城再向东迁移是为了显示其征伐商人的决心。不过，从文献记载来看，丰、镐二京之间虽然隔有沣水，丰在西、镐在东，但总体上是一个城市，并在西周建立之后一直作为国都，称之为“宗周”。

周人灭商后，势力迅速扩展到辽阔的东土，也就是黄河下游平原。国土面积的扩大，使得周人在灭商之后，立即感到在东方建立统治据点的必要性。这时地处天下之中的洛阳就成为武王的首选。雒邑建成后，成为与宗周镐京并立的都城，含有陪都的意味。因此，虽然终西周之世，正式都城一直在镐京未迁，但成周始终是周人镇服东方敌对势力的据点。

之所以宗周丰镐与成周雒邑始终并存，是因为它们各有利弊：宗周虽然占尽政治、经济地位之优势，但无奈地处西鄙，对东方行政管理不便，所以必须再有一个地理位置接近东方的据点，以控制殷商旧地。而成周雒邑地处天下之中，便于对全国进行有效管理，征集各地贡赋以供周天子，商业贸易也十分方便，但它的四战之地无险可守，地理形势的安全性较差，所以只能作为丰镐宗周的补充。(www.xing528.com)

尽管我们前面已经说过，若王朝进取则定都长安，若守成则定都洛阳。但事实上，国势强大的王朝在定都长安后，如果其经营重点是在东方，那么，就只能用洛阳作为陪都。这似也是中国历史前期的一个通例。

隋代直到唐代中期以前，中国的经济文化重心虽然仍在黄河流域，但已经不占有绝对的优势。长江流域人口的增加，促进了区域经济的持续繁荣，成为供给中央政府财赋的重要地区。因此，尽管隋唐定都关中，却都视洛阳极重。隋炀帝以居洛阳为常，唐高宗干脆移居洛阳，称为东都，形成了事实上的两都制。武则天称帝后，为了摆脱李唐宗室的干扰，迁都洛阳，把原来的首都长安改作了陪都。

我们今天的首都之所以名为北京，实际上也是两京制的产物。当年明太祖定都应天府，称为京师。后其子朱棣将首都北迁，原来的京师只好改称为南京。明代的两京制度就从此开始。另外，相比起其他朝代的两京制度，南京作为留都，比一般的陪都位置要高，甚至与北京一样设有六部。这种情况为前朝各代陪都所不曾出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