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南京与北京往复

真正地将首都建在长江流域，应该说始自南朝。

魏晋南北朝分裂时期的都城建设开始出现离开长安、洛阳一线而发生南北位移的现象，这可以算是后来首都偏离东西轴线之滥觞。当时对于北朝来说，依然有建都长安、洛阳的可能，但南朝则只能建都于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不一样，在长江流域可供选择作为首都的城市很少，几乎只有一个城市无论是从地理形势，还是从经济考量都符合要求，这就是今天的南京。

南京背依长江三角洲平原，农业发达，商业繁荣，占据着极为有利的经济地理区位。而从军事形势来看，前据大江，南连重岭，凭高据深，形势独胜。所以，诸葛亮对此地的形势深加赞赏：“钟山龙蟠，石头虎踞，此帝王之宅。”在得到这样的评价后，历代帝王也认同了在长江流域南京是最合适做首都的地方。因此，自东汉末年起，做半壁江山首都的地方，几乎非南京莫属。

东汉黄巾起义被镇压后，群雄蜂起，位于三吴的孙权将当时称为秣陵的南京改称为建业，以此地作为吴国都城。除去其间曾有两次短暂地迁都上游的武昌，也就是今天的湖北鄂州，东吴在南京建都算起来有近六十年的时间，比之后的明朝与南京国民政府建都南京的时间还要略长一些。永嘉之乱后，衣冠南渡，晋室在由建业改名的建康立都，建立了东晋王朝。此后经宋、齐、梁、陈四代不变，南京作为上述六个朝代，也就是孙吴、东晋及南朝的宋齐梁陈的都城的时间长达330年之久，统治着淮河以南的半壁江山。史称南京的“六朝古都”即是指这一段的历史。

不过，南北朝以后，南京几乎就丧失了作为首都的地位，与金对峙的南宋按照前朝的惯例似乎应该建都南京，但宋高宗却没有恢复全宋的雄图，宁愿躲到更安全的杭州，可以有长江与钱塘江两道防线。所以，南京再次作为首都则是在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由南向北得天下的明初与民国年间，但也只维持了十分短暂的一段时间，而且明代一旦控制北部中国后就觉得南京作为京师有诸多不便，而国民政府更是只能实际控制长江中下游地区，北方与内地都不是它的势力范围。因此统一北方后的大明帝国的首都，必须有一个更合适的替代者，这就是地处蒙古高原与华北平原交界的北京。

今天看起来是首都的不二选择的北京，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上却一直地处中原边缘，长期以来只是一个州郡级的首府而已，稍微辉煌一点的历史是北京一带在西周时曾做过燕国的都城。燕国虽然被称作战国七雄之一，但也只是当时北方的一个弱国而已。早期的北京之所以没有受到重视，还是因为对于华夏文化的核心区来讲，它的位置过于偏北，甚至在中国历史上，那些只占据北半个中国的分裂王朝都没有考虑过用它作为都城。但是，随着中国北方政治军事地理格局的改变，北京的地位也发生了变化，逐渐从一个边城发展成为中原王朝的陪都以至首都。

中唐以后，威胁中原王朝，甚至最后发展壮大到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主要来自东北地区。比如契丹族就崛起于东北，先是建立契丹国，随后，其军事实力不断增长，势力逐渐扩张到中原地区的北部，对中原地区的政权，无论是割据政权，还是统一王朝都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如五代时，后晋石敬瑭就迫于压力把幽云十六州的土地割让给契丹，遂使契丹国的南界扩展到了今河北中部一线，并且为了控制这一新获得的地区，契丹还把政治中心的一部分职能放在了幽州，也就是今天的北京。938年（一说947年），契丹改国号为辽，同时所做的一项工作就是改幽州为南京幽都府，后来再改名为析津府，作为辽国的陪都。因为这里曾为战国燕的地域，所以当时的人们又称它为燕京。今天我们把辽作为与北宋、西夏鼎足而立的中原王朝之一，所以北京作为有影响力的都城就是从成为辽的陪都开始。

图3-7 南京地理形势示意图

十二世纪初，辽的部属女真族继起于东北，仅用了十几年就先灭辽，再灭北宋，建立了横跨北中国的金朝。金的南疆一直到了秦岭淮河一线，远过于辽，但由于根据地仍在东北，所以仍仿辽制，以辽南京为陪都，正式改称为燕京。显然因为它的首都上京会宁府位于今天黑龙江阿城一带，对统驭整个疆域，特别是中原地区有鞭长莫及之虞，所以1153年，为加强对中原地区的控制，金迁都到燕京，改称为中都大兴府。这是北京第一次成为王朝的首都。十三世纪初，蒙古人崛起于北方草原，横扫北中国。灭金后不久，元世祖忽必烈就于1267年把首都从位于蒙古高原的开平府，迁到了金的中都城，随后改称为大都。从此以后，北京就从北半个中国的首都变身为全中国的首都直到今天，其间虽有迁往南京的往复，但相对而言都比较短暂。

金、元的情况大致相同，既要南取中原，又要照顾到本民族的根据地。于是位于蒙古高原与华北平原交界处的北京，就成为最合适建都的地方。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认为，北京山前小平原处于华北平原的最北端，从北方而下，经过太行山山麓通道，可以直达中原核心区域；从此往北，通过燕山山脉诸山口就进入到蒙古草原，再往东北可沿渤海边缘大路进入松辽平原。这种控扼天下的地理形势，对金元以后蒙古高原以及东北地区已纳入中原王朝统制的局势来讲，当然是首都的最佳选择。这一点，金人梁襄早已揭明：“燕都地处雄要，北倚山险，南压区夏，若坐堂皇而俯视庭宇也。又居庸、古北、松亭诸关，东西千里，险峻相连，近在都畿，据守尤易。”其实，他说的就是一种地理上的气势。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张良、娄敬对长安、关中地理形势的议论，就会发现历史再一次重演，只不过这一次的主角不是长安而改为北京。

清人入主关内，出现的依然是辽金元以来不断重复的政治态势。清的龙兴之地在东北，在建立了全国性的一统王朝之后，北京之外，可以说没有其他更合适的地方作为首都。所以清朝选择北京为首都没有任何迟疑，这与金、元时期思路完全相同。事实上，由于清代所建立的多民族大帝国北部几乎囊括全部蒙古人的部落，西北还包括了准噶尔与回部，西南领有西藏地区，远远超过汉唐盛世，北京的地理位置也因此不再像过去那样偏向北部，而显得相对比较适宜。而且这时的北京从辽代以来，已经有了近七百年的陪都与首都地位，除了中间的明初那次数十年中断之外，气势早已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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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8 北京地理形势示意图

再往后，北洋政府时期的中华民国以及1949年以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首都的定位无不依仗这一形势。可以说，除了西安/长安以外，全国再没有第二个城市可以与之相比。两个城市的区别仅在于，西安是以西驭东，而北京则是以北临南。这当然也是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格局所决定。唐以前，山东地区，即黄河下游地区是可以与关西抗衡的政治与经济力量所在，当时的政治格局是东西对峙。宋以后，发生了九十度的转向，政治力量的对立是南北方向。当东西对峙时以西安为上，而南北对峙则以北京为上，形势使然。中国历史上的首都选择，形势往往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是一个极具影响力的传统观念。这一点有时要胜过经济中心的重要性，也要胜过天下之中的实用性。西安与北京可以说是两个最突出的以形势取胜的都城。这是对中原王朝来讲，而对于北方民族而言建都北京，也有一定的实用性。比如蒙元王朝败于明，退向北方以后，北元仍然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而蒙元的后身鞑靼、瓦剌也始终对明王朝的安全构成巨大的威胁。

同长安与洛阳东西徘徊相像的是，北京与南京也不是此起彼伏的关系，而是共生共长。典型的例子当然还是明代。1368年朱元璋称帝，建立明朝时以南京为首都。可惜的是，这一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朱元璋之子朱棣从他的侄子建文帝手中夺取帝位后，思路却与其父完全不同。他一开始就打算迁都北京，原因不外是这么几个方面：首先，北京是其龙兴之地。朱棣封为燕王，在北京有比较牢固的政治基础；其次，他的帝位按中国传统观念是篡夺而来，并不是自然继承来的，所以避开先帝之都南京，也是远离是非之地。但最重要的因素应该还是明朝的主要外敌是北逃的蒙古势力，建都北京有利于就近御外。这最后一点从朱棣的经历中可以得到证实：他五次亲征蒙古，都是以北京为基地。所以，建都北京对巩固明朝北部边防有着十分积极的作用。

不过，由于南京是父亲明太祖钦定的首都，永乐帝当然不便马上改变。所以，第一步是在永乐元年（1403年）改北平为北京，升为陪都。接着，在政权巩固以后，朱棣在永乐七年、十一年与十五年三次巡幸北京，但第三次巡幸以后就再也没有回到南京，而是驻跸北京直到去世。同时，首都机能开始由南京向北京转移。到了永乐十九年（1421年）朱棣正式迁都北京，改称京师，而把原来的京师降为南京。

但是，朱棣的子孙想法又与他不同，并不全都认同北京为首都，也有人想要回到南京去。所以明朝前期，在北京与南京之间就有过一场旷日持久的往复阶段：永乐帝死后，洪熙元年（1425年）仁宗就改北京为行在，准备还都南京。可惜他短命而亡，此事也就不了了之。经宣德朝至正统朝，南迁始终未能实现，于是在正统六年（1441年），北京官厅去掉“行在”二字，北京才算是最后正式定为首都。这就是说，从明朝建立到正式定都北京，大约经过了七十多年的时间。即使从永乐元年（1403年）开始的两京制度算起，也有将近四十年之久。明代前期北京、南京之间的反复，不但反映了选择首都的各种外在因素交错的复杂性，还体现了具有定都决定权的皇帝个人的心理状态。永乐皇帝自然是一心要迁都北京的，但却迁延了十九年之久，其间他有将近一半时间是待在北京处理国事，或以北京为基地进行亲征。但在他离开南京的时候，他的太子洪熙帝都在南京监国，而且洪熙宽厚仁慈，对祖父朱元璋定都南京也有相当的感情，所以一心想迁回南京。只因他当皇帝不足一年时间，来不及完成这个任务。到了他自己的太子宣德帝时，想法又与他不同。虽然遵照父命有迁都的计划，但宣德帝作为永乐帝的皇太孙，在祖父远征蒙古时，一直随侍在侧，对残元势力的威胁认识更为深刻，所以对迁都回南京积极性并不高。当然，经过几十年的经营，北京作为全国性首都条件的确比南京优越，宣德帝较父亲对北京也有着更深的感情。

经过来回往复之后，明王朝的首都最终还是定在了北京。不过南京作为留都，比一般的陪都位置更高，与北京一样设有六部。这种情况为历代所无，这当然是明代诸帝出于对祖宗制度的尊重。

民国时期，北洋政府的政治基础在北方，定都北京自然是不二之选。但到了由国民党建立的国民政府时期，其政治基础是江浙财团，实际控制区域也是长江中下游地区，所以自然是选择南京作为首都。

英国地理学家柯尼希（V. Cornish）曾对首都的地理条件做了详细的研究，他认为建都地点大致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自然仓库（natural storehouse），即首都附近资源丰富，粮食充裕，能满足首都大量人口的需要；二是交通枢纽（crossways），即首都应位于交通要道处，往来方便；三是要塞（strongholds），便于防守。这三个首都选址的充分必要条件，放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如此。

西安一带作为首都，其地理区位与上述三点全部符合。虽然西安不处于天下之中的位置，于全国行政管理有其不便之处，但西安西通陇右，南达巴蜀，东至中原，北抵塞外，交通便利，可以弥补其不在地理几何中心的缺陷。洛阳只符合三个条件中的两条，即交通枢纽与经济发达，所以其建都优势不如西安。但无论西安还是洛阳，都只是在汉人为主的中原王朝，并且政治重心在西北、经济文化重心在黄河流域时才是合适的建都地点。待到经济重心南迁长江流域，政治重心转向东北后，首都自然就只能在东部地区选择，这就是北京与南京崛起的原因。而在政治经济因素中，显然政治因素更为重要，这是北京优于南京的地方。

不过，有一点是柯尼希没有总结出来的，那就是在传统中国，地理“形势”是建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所谓形势，其实就是一种政治地理特征。居高临下，坐西镇东，坐北制南，都是一种势：一是气势，二是地势，这种地理特征应用到政治方面，就成了一种政治地理要素。这在中国首都定位中是极其重要的，也可以说是一种中国文化与中国人文地理的特征。这一点清人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讲过。他在分析顺天府，也就是今天北京的形势时说：“关山险峻，川泽流通，据天下之脊，控华夏之防，钜势强形，号称天府。”而首都需要的就是这种“钜势强形”。在分析陕西，也就是关中的形势时，则说其“据天下之上游，制天下之命者也。是故以陕西而发难，虽微必大，虽弱必强，虽不能为天下雄，亦必浸淫横决，酿成天下之大祸……盖陕西之在天下也，犹人之有头项，然患在头项，其势必至于死，而或不死者，则必所患之非真患也。”所以，在中国的古都中，以西安与洛阳比较，西安的形势胜；以北京与南京比较，北京的形势胜。中国历史上的首都也确实以西安及北京最为强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