匠人营国：中国古都历史

正是从上述几个建都的一般原则考虑，中国古代统一王朝，甚至分裂时期以及近现代的首都，主要设在西安、洛阳、北京、南京与开封这五个城市及其附近。当然还有其他城市，但考量中国三千多年，大部分时间都是以这五个城市作为首都。而这五个城市中又有所区别，西安、洛阳、北京相对而言更重要一些，次为南京，再次则是开封。因此，有学者认为开封不过是一个过渡性的首都。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五个城市从地理位置上又可以分成两组：东西向的西安、洛阳与开封，南北向的北京与南京。这两组城市作为首都的历史恰巧也可以在时间上区别开来：前一组是中国历史前半段的首都，后一组则是后半段历史的都城。或者更明确一些，中国历史上国都的迁移，并非像以前学者所认为的，是从西安到洛阳，从洛阳到开封，再从开封转移到南京，最终落实到北京。实际的情况更为复杂一些，往往在同一时期里有两个位置几乎同样重要的都城并存，甚至在一个朝代有两都并立的情况。如在西周到唐代近两千年的时间里一直是西安与洛阳交替作为首都，在唐末到北宋二百多年间是洛阳与开封同时为首都候选，最后从金朝到今天长达八百年时间里，首都由北京和南京轮流坐庄。

今天的西安作为首都，始于周人。周人的祖先为了向东开拓，其政治中心从关中西部不断向东迁移，到周文王终于定于沣水西岸，建丰京。不过，这时的周还只是商王朝的一个方国。到了周文王之子武王时代，大邑商露出败象，武王意欲东进，遂再将政治中心迁到与丰隔水相望的镐，建立镐京。后武王东进伐纣，取代了商，统治了中原地区。君临天下的周武王踌躇满志，显然感到镐京作为首都过于偏西，难以控制殷商旧地。而地处天下之中的洛阳，对控制东方更为有利，武王因此萌生了在洛阳建都的想法。《逸周书·度邑》中就记载了武王灭商后打算在伊洛一带建立都邑的故事。不过，雒邑的建设到周公相成王时才全面完成。《周书·雒诰》曾记载了周公对营建雒邑的描述，他是这么说的：“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师。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涧水东，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东，亦惟洛食。伻来以图及献卜。”这是说，他在营建雒邑时十分谨慎，为了获得合法性，不断向上天求告占卜。

雒邑建成后，成为与宗周镐京并立的都城。不过，建成后的雒邑其实含有陪都的意味。因此，终西周之世，正式都城一直在镐京未迁，但成周雒邑始终是周人镇服东方敌对势力的重镇。

之所以宗周镐京与成周雒邑始终并存，是因为它们各有利弊：宗周位于关中，自然条件优越，粮食供应充足，此其一。其二是四塞之地，有险可凭，既可以就近抵御犬戎等西北民族的侵扰，也可以防御东部平原地区的反对势力。当然，更重要的一点是这里为周人的发源地，是周文化的渊源与周人统治的根据地。尽管有这么多的优点，丰镐也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地处帝国的西鄙，行政治理不便。所以到了东周时期，王权衰落，内控外御力量削弱，尤其是面对西北强邻的侵扰，周天子就不得不将都城东迁洛阳王城，远离外敌，同时可以就近控制内部。

洛阳处天下之中，优势当然在于对全国行政管理十分方便，而且各地贡赋的调集，商贸上的往来也极为便利。优点突出，缺点也十分明显：中州平原是四战之地，伊洛平原更是无险可守。后世所谓的东据成皋，西阻崤、渑，背倚大河，面向伊洛的地理形胜，只不过是主张建都洛阳之人的意淫。真正打起仗来，这里就如张良所说的：“虽有此固，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也。”比起丰镐所在的关中来，无论是外御敌侮，还是内控叛乱，洛阳的安全性差之千里矣。

尽管当时丰镐与洛阳两处对于定都而言，各有利弊，哪一个也不能说占了绝对优势，但相对而言，丰镐还是明显占了上风。

与周人相似，秦人一样是从西边迁来，秦国的都城从陇山之西迁到雍，再迁到栎阳，最后定于渭河之北的咸阳。秦国以咸阳为根据，一一击败东方六国，咸阳自然也就升格为统一王朝的首都。秦亡汉兴，刘邦及其部将来自东方，与周人、秦人不同，关中不是他们的家乡，因此不是一定要建都于此。这样就出现了本章最初的故事：刘汉定都何处的问题。其实，刘邦之所以举棋不定，就是因为他们是从关东起家，洛阳既是天下之中，又离老家丰、沛较近。所以，刘邦在洛阳呆了三四个月，后来是在听了娄敬、张良的建议后，才意识到要坐稳天下，只能西迁长安。

这里我们可以稍稍分析一下秦汉时的政治形势，就知道娄敬、张良之流目光如炬：从御外的角度，秦与西汉所面对的外部强敌都是北面的匈奴，建都关中有利于抗击外敌。而秦正是凭借关中而收复了被匈奴占据多年的河套地区，并将这一地区建设成新秦中。汉初，固然国力不强，先是只能以和亲政策与匈奴周旋。到了武帝以后，国力强盛，汉廷以关中为基地打击匈奴于西北，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不但西取河西之地，而且开辟西域地区，将今天新疆大部分地区纳入版图之中，远远超过了秦的疆域。这显然是建都洛阳不可能做到的。到了这时，位于关中的长安自然就不再是僻处西隅，而是几乎成为全国领土的中心了。(www.xing528.com)

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用在中国历史上，我们也可以生出同样的感慨。数百年后，唐太宗又重演了当年汉武帝抗击匈奴的故事，甚至发生的场景都大致不别，结果也几乎一样，将唐王朝的疆域一直拓展到了帕米尔高原，只是对手换作了突厥。但是，试想如果西汉与隋唐建都在洛阳，于匈奴或突厥必定有鞭长莫及之感，不可能取得如此辉煌的功绩。

图3-5 洛阳周边地形示意图

所以，若王朝进取则建都长安，若守成则定都洛阳，这几乎成为中国历史前期的一个定律。比如，东汉国力远逊于西汉，于匈奴于西羌均有力不能胜之难处，所以只能建都洛阳以求自保。随后的西晋比东汉更弱，也只有定都洛阳。介于东汉与西晋之间的曹魏仅有半壁江山，只好以洛阳为都城。

不过，此后的情形似有所改变。十六国之后统一北方的北魏，选择了洛阳作首都，这倒不是为了自保，而是要进攻以取南朝。因此，也就不可能以长安为基地，洛阳显然有了极大的优势。倒是只有分裂后占据西部江山的西魏与北周只能再次以长安为都。不过，同时期的东魏与北齐却是弃洛阳而改就邺城。细想想，也很好理解。这几个政权或是鲜卑化的汉人，或是汉化的鲜卑人执掌，自然需要把都城建在更靠近原来鲜卑族旧地的地方。不过，话又说回来，这一搬迁为时极短，影响也有限。再到后来，隋代北周而起，自然继承了北周的首都长安。李唐再继隋而立，仍然采取拿来主义政策，把隋的国都、制度一并照搬，省却了不少气力，效果却出奇地好。但细比起两汉，情形已有些变化。

隋唐时期，中国的经济文化重心虽然仍在黄河流域，但已经不占有绝对的优势。在东晋南朝的全力经营下，长江流域已显现出勃勃生机，江南地区成为平衡整个中国的重要砝码。隋炀帝的南巡江南，并非仅是为了淫乐消遣，另一个用心是仿效秦始皇，宣示国威。因此，尽管隋代定都于关中地区，并精心构筑了一座美轮美奂的大兴城，却视洛阳同等重要，显然是考虑在这里控制长江流域更为便利。唐代也基本如此。所以，隋唐时期与秦汉已有所不同，洛阳与长安并肩，甚至还略占优势：隋炀帝以居洛阳为常态，唐高宗干脆移居洛阳，称为东都。他的皇后武则天称帝后，正式定都洛阳，长安反倒成了陪都。虽然，后来李唐复辟，还都长安，不过洛阳仍是割舍不掉的至爱，玄宗前期就曾五次就食洛阳。显然，这时长安的地理形势已弥补不了它的区位缺陷，需要靠洛阳的居中地位来补救。这当然也隐隐透露出长安为都的败象来。果然，到了唐末，昭宗最终被朱温逼迫迁都洛阳，此后长安便永远失去大一统王朝的首都地位，只有极为短暂地做过后唐的陪都西京。

北宋以后，长安即使从理念上也永远与都城地位告别了。尽管明初朱元璋在立都时，御史胡子祺认为“夫据百二河山之胜，可以耸诸侯之望，举天下莫关中若也”。朱元璋也颇以为然，还专门派太子朱标巡抚陕西，似有立都之意。但事实上，朱标回到南京后并无下文。看来，朱元璋对建都关中，也不过是一时的念头而已。长安、洛阳为都的最后一次回光返照，是在国民政府时期。一·二八事变后，国民政府从南京迁到洛阳办公。鉴于南京地处前线，一旦中日战争爆发，首都地位难以保全。因此国民党于1932年3月在洛阳召开四届二中全会，决定以洛阳为行都，同时设立陪都西安，并定名西京。甚至还委派了张继等人组成“西京筹备委员会”。这个西京筹备委员会从1932年3月至1945年6月，前后存在了13年之久。但最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陪都选的却是重庆，并非先前打算好的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