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的城市，首要功能是防御，史前城址中大多仍残存着夯土城墙可以为据。
1975年，河南省文物工作队在河南登封东南告成镇西发掘了东周阳城城址。这个城址分为东西二城，城内面积近1万平方米。据专家判断，东城修筑在前，在被河水冲毁后，又利用东城的西墙向西修建了西城。从发掘的情况来看，尽管目前仅残存部分城墙基础槽以及槽内的夯土层，不过城墙的走向还是清晰可见。其中，东城墙残存了南部的一段，大约长65米，南城墙的西段保留了约30米。在西南城角两段残存的城墙相交的地方，内侧呈凹弧形，外侧呈凸弧形，大致向外凸出2米左右。西城残存的南墙长82. 4米，西墙长92米，北垣西段残存29米，其西南、西北城角与东城西南角形制略同。在这个城址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西城南城墙东端与东城西南角之间有一段长9. 5米的缺口，似为西城的城门设施。（如图1-5）
图1-5 河南登封王城岗史前期城址平面示意图
显然，用城墙或壕沟作为城市的第一道防线，不仅在东周阳城中如此，在史前遗址中也是很平常的。我们在塞外的河套地区黄河东西岸也发现了不少城址，如塞子塔城址、寨子上城址，马路塔城址及后城嘴城址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或相互成群，或邻近成组的石城，大多选择在山岗河崖等地势险要处。可见，它们首要的目的就是设防护卫。
其实，从后人对古代城市的论述中，甚至在之后很久的西周时期，城市仍然保持着这一重要的功能。
周初的大分封，分茅列土，在全国建立起许多统治和防御据点，使周的统治深入到各旧部族之中。《吕氏春秋·观世》中有“周之所封四百余，服国八百余”。这些众多的姬姓诸侯在新封地中，处在异族的包围下，所以他们到达封地后，首要的工作就是建立城堡，用坚固的城郭和深阔的沟池来保障自己的安全，同时对被征服的人民则严加防范：一方面是“宅尔邑，继尔居”，另一方面是用高城深池把自己与被统治者分离开来。姬姓贵族平日深居城中，绝不敢轻出城外。这样建立起来的封建都邑，当然都是以防御和保护为目的的军事堡垒。到了东周时期，随着列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治力量的增强，社会进入了一个诸侯割据称雄的时代。列国诸侯之间是“强凌弱，众暴寡”，经常互相吞并，因而“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战争不断。列国诸侯无论是为了进攻还是为了防御，都不得不根据自己的政治和军事需要，极力扩大旧城或建立新城，筑起坚固、规模宏大的城墙。因此，城市的防御功能更为突出。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各种文献中有许多这样的例子记载下来。如：
《国语·齐语》：（桓公）筑葵兹、晏、负夏、领釜丘，以御戎翟之地，所以禁暴于诸侯也；筑五鹿、中牟、盖与、牡丘，以卫诸夏之地，所以示权于中国也。(www.xing528.com)
翟人攻邢，桓公筑夷仪以封之……翟人攻卫，卫人出庐于曹，桓公城楚丘以封之。
《穀梁传·襄公二十九年》：（鲁）仲孙羯会晋荀盈、齐高止、宋华定、卫世叔仪、郑公孙段、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古者天子封诸侯，其地足以容其民，其民足以满城以自守也。杞危而不能自守，故诸侯
之大夫相帅以城之。
在春秋战国时的文献中，这一类的记载很多，这充分说明直到这一时期，所有的旧城扩建与新城兴筑，都是从防御目的出发的。对于这一点，古人其实认识得十分透彻，也有许多精辟的论述。例如《左传·襄公七年》：季康欲伐邾，及飨大夫以谋之，子服景伯云：“民保于城，城保于德。”而《穀梁传·隐公七年》也明确地指出：“城为保民为之也。”其实，这样的论述，我们还可以举出很多：
《墨子·七患》：食者国之宝也，兵者国之爪也，城者所以自守也。此三者，国之具也。
《管子·权修》：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故地不辟，则城不固。
这些都说明，在中国早期的历史中，城市最主要的功能是防御，是守卫，是统治广大地域的中心，并且这一功能为后世城市所继承，一直延续到中华帝国的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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