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示中国历史中最早的城址与文化特征

虽然关于中国城市的形成时代众说纷纭，但是并不妨碍我们从早期古城址的发掘中一窥早期城市的基本特征。

图1-1 山东章丘城子崖史前期城址平面示意图

现代考古学一般是将夏代以前划为史前期。对这一时期的城址发掘，早在上一世纪的30年代初就已开始，经过考古工作者80余年的不懈努力，目前已发现史前期城址50余座，其中最为著名的，也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龙山文化时期的城子崖城址。

城子崖城址位于山东省章丘龙山武源河畔的台地上。1930年冬，中央研究院与山东省政府合组山东古迹研究会，由著名考古学家李济主持在此进行了首次发掘。参加这次发掘的人员有大名鼎鼎的学者董作宾。第二年10月，再由著名考古学家梁思永主持进行了第二次发掘。根据这两次发掘的情况，1934年由傅斯年、李济、董作宾、梁思永、吴金鼎、郭宝钧、刘屿霞七人编著的《城子崖——山东历城县龙山镇之黑陶文化遗址》一书在南京出版。在这本书的附录中，董作宾将这一出土了漆黑光亮的蛋壳陶的早期文化命名为龙山文化，黑陶也就成为龙山文化的特征之一。而在第三章“建筑之遗留”中，首次描述了城子崖龙山文化古城的特征。

20世纪80年代，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再次对城子崖遗址进行了复探和试掘，由此对龙山文化城有了更为准确的认识：在30年代的发掘报告中，城子崖古城南北长约450米、东西宽约390米，残存的城墙高度在2—3米之间，而城基宽约10. 6米。到了这时考古学家们又重新测量了整个城址，发现城东西长455米，南北最大距离540米，面积约为20万平方米。残存的城墙深埋于地表以下2. 5—5米，残宽8—13米。而且城址也并不十分规则，其北垣弯曲，中部呈弧形外凸，其余三面城垣平直。城墙由堆筑、版筑结合筑成，拐角呈弧形，属台城类型，墙体壁面外陡内缓。另外，城墙南北互相对应，连以通道。北部外凸的部分地下有大型建筑基址。

据多次考古发掘的考察，学者们发现城子崖的城垣始建于龙山文化早期，也就是公元前2600年前后，在经历了整个龙山文化时期后一直延续到夏代。甚至在这个古城址上，还叠加了部分春秋时期的城址。显然，这个城址一直为早期人类所使用。

作为我国文明起源的另一个区域，长江流域在这一时期也出现了大量的城址。位于湖南澧县西北的城头山城址，显然是具有代表性的。

图1-2 湖南澧县城头山史前期城址平面示意图

城头山城址位于洞庭湖的西北岸，南临澹水，与江汉平原连成一片。这个城址至今仍然突起于地面，遗迹清晰可见。1991年冬，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单先进等人首先对这个城址进行了调查和试掘，随后何介钧等人加入，先后在这里发掘了8次，自然得到了十分宝贵的资料。

根据测量，城头山城址的城墙高出城外平地5—6米，城址平面呈现出相当规整的圆形，这与黄河流域的城址有很大的区别。城址的外圆直径约325米，内圆直径在314—324米之间，城址总面积约为8万平方米。在城址的东、南、北三面中部各开一个门，东门底部发现有卵石路面。但北面似乎不同，现在看来北面地势最低，内有一个直径约30余米的圆形大堰。这个堤堰通过北门与城外护城河连接在一起，所以人们认为北门是一个水门。环绕着城址的护城河又深又阔，宽在35—50米之间，深约4米，对当时的人们来讲，显然是难于逾越。而且护城河部分由人工开凿，还有一部分是利用了自然河道，十分合理。

在城头山城址内的中央部位，人们发现了成片的夯土台基，有的房屋甚至建在高达1米多的夯土台基上，看来是有比较高的规格。在城内的东部及西南部也发现有许多房屋的基址，而在西南部居住区内，考古学者们还发现了一条宽2米多，由红烧土铺成的道路，更让人称奇的是道路的两旁还设有排水沟。在东北部发现一处制陶作坊区，这里有多座陶窑，另有许多条取土的坑道、众多的贮水坑和泥坑，甚至还有工棚。这是一个大溪文化制陶作坊区。在城址的西北部等处还发现了大面积的墓葬区，有墓葬五百余座。在东城墙的内侧还有一个祭坛，这个祭坛大体是一个不规整的椭圆形，南北长径约16米，东西长径约15米，面积超过200平方米。在祭坛上有圆形的浅坑、瓮棺葬和土坑墓，在祭坛外也发现了用来置放动物骨骼、陶器、大砾石等的土坑，这些显然是与祭祀活动有关。据考古学家们认定，这个祭坛建造于大溪文化一期，也就是不晚于距今6000年的时代，并且一直延续到大溪文化二期偏晚，也就是距今5800年左右。可见，城头山古城应当是中国目前所见最早的一座城址了。

在这些龙山文化的早期城址中，与中华民族早期历史关系最为密切的当属位于陕北黄土高原地区的石峁遗址。

石峁遗址位于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县高家堡镇洞川沟附近的黄土山梁上。上世纪初，居住在附近的人们就在耕地时发现大量玉器。不久，这一消息不胫而走，为外界所知。1929年，时任德国科隆远东美术馆代表的美籍德国人萨尔蒙尼（A. Salmony）在北京征集到榆林府农民出售的牙璋等玉器42件，据称这批玉器为石峁遗址出土。

但由于石峁僻处山陕蒙交界处，并没有受到考古学界的重视，直到1976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的戴应新先生才开始正式对石峁遗址进行调查，并在附近征集到一批极具特色的陶器和百余件精美的玉器，发现石峁遗址是一处规模宏大、遗存丰富的龙山文化遗址。随后，1981年西安半坡博物馆对石峁遗址进行了小规模发掘，1986年和2009年先后有吕智荣和罗宏才对这里进行了踏查和研究，但都没有更进一步的认识。直到2012年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以及神木县文体局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对石峁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挖掘了石峁遗址内城皇城台、外城东门和城内部分遗迹，才在考古学界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其超大的城池面积、复杂的城垣结构、数量众多的出土遗物、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时段都刷新了人们对新石期晚期史前社会的诸多认识，因此被评为2012年度中国考古十大发现之一，2013年又入选世界考古重大发现。(www.xing528.com)

作为石峁遗址的主要组成部分，石峁城址是在2011年区域系统考古调查工作中发现并首次确认的。2012年，石峁考古队对城圈结构和城垣走向展开了复查，再次确认石峁城址由“皇城台”、内城、外城三部分构成。其中，“皇城台”是四周砌筑层阶状护坡的台城；内城以“皇城台”为中心，沿山势砌筑石墙，形成一个封闭的空间；外城则依托内城东南部的墙体修筑一道不规则的弧形石墙，与内城东南墙结合构成相对独立的外城区域。利用Arcgis系统测量及推算，内城面积约210万平方米，外城略小，190万平方米，总面积超过400万平方米。

考古学家们在“皇城台”和内、外两城城墙上均发现城门，内、外城城墙上发现了方形石砌的墩台，外城城墙上还有“马面”、角楼等防御性设施。此外，在外城东门还有壁画、玉铲、人头骨等重大发现。而皇城台的顶部还有大型包石夯土台基、“池苑”、四周有护坡石墙、疑似道路与路堤、大型白灰面石墙房址等重要遗迹和菱形“石眼”、柱础石、纴木、壁画残片等重要遗物。

图1-3 陕西神木石峁城址平面示意图

根据测年结果及器物特征，石峁城址最早修建的是皇城台和内城部分区域，大约是在公元前2300年左右完成；外城大约是在公元前2100年前后修成，到公元前1800年前后石峁进入衰败期。

石峁遗址位于黄河之流秃尾河东岸海拔1100—1300米之间的粱峁山地上，四望沟壑纵横、地面支离破碎，无法想像在四五千年前这里会有如此规模的大型聚落。但事实上，除石峁遗址外这一区域还分布有大量新石器时期龙山文化的石城，只是石峁规模宏大的石砌城墙与数量可观的玉器，无疑显示了石峁城在北方文化圈中居于核心地位，对中华民族的起源和早期文明格局的形成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另一个必须提及的龙山时期城址是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余姚区的良渚古城。

从杭州市最中心的武林门往西北方向大约20公里处是余杭区的良渚镇，1936年施昕更先生就是在这里调查发现了良渚遗址。由此再往前10公里则是余杭区的另一个镇——瓶窑镇，出自天目山山脉的东苕溪从镇前流过，瓶窑镇的东面是天目山山脉的余脉和以瓶窑山为主的低山丘陵区，再向东则是逐渐敞开的平原，良渚古城就是在这样一个依山面水的环境中被发现的。

2006年6月至2007年1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为了解良渚遗址重点保护区域内农民住宅外迁安置点的地下情况，在瓶窑葡萄畈村高地西侧发掘时，发现了一条良渚文化时期的南北向河沟，在对河沟东岸高地进行勘查后发现，这一高地完全由人工堆筑而成，厚达4米，且在最底部铺垫了一层石块。正是这一发现，揭开了良渚古城的神秘面纱。

经过多年的发掘，良渚古城的结构已基本清晰，其主体部分东西长约1770米，南北长约1910米，总面积约300万平方米，略呈正南北方向的圆角长方形。主体部分可分为三重：最中心为莫角山宫殿区；其西侧的南北向长垄上，则分布着反山、姜家山和桑树头等王陵和贵族墓地；其外分别为城墙和外郭所环绕，堆筑高度也由内而外逐渐降低，显示出明显的等级差异，形成类似后世都城的宫城、皇城、外郭的三重结构。城墙底部普遍铺垫石块作为基础，其上再用较纯净的黄土堆筑而成宽20—150米的城墙，保存较好的地方高度有4米左右。目前共发现8个水城门，南城墙还发现1处陆城门。同时，古城北部和西北部还分布着规模宏大的水利系统，与天文观象测年有关的瑶山、汇观山祭坛以及广阔的郊区，整个城市系统占地面积达到100平方公里。

图1-4 浙江余杭良渚古城平面示意图

良渚古城是长江下游地区发现的最早的古城，它的出现改写了长江下游地区的早期历史。

从近些年我们不断发现的众多史前期城址，我们对中国古代城市或早期国家形态的特征也有了进一步认识。这些史前期的城址不仅为中国城市起源年代的判定提供了实例，更重要的是，它们在全国各地的分布，又与史籍中三皇五帝时期“万国（城）”林立、五方并存的状况相呼应，也说明先祖们开始在局部联合的基础上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做了先期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