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氏对体育与身体的重要性和教育手段的认识

1.身体观

亚氏认为身体的丑陋是一种恶，尤其是那种出于本人主观的原因而造成的情形。没有人会谴责一个人生得丑陋，我们却谴责一个人由于不当心或缺乏锻炼而造成的丑陋。对于身体的孱弱和发展障碍也是这样。^[73]

当然，作为贵族出身和代表的亚里士多德仍延续着他对奴隶的一贯歧视，在对身体美的认识上同样如此。他认为自然赋予自由人和奴隶的体格也是有差异的，奴隶的体格总是强壮有力，适于劳役；自由人的体格则较为俊美，劳役便非其所长，而宜于政治生活——政治生活包括战时的军事工作和平时的事业。虽然有些奴隶的体格也像自由人那么俊美，有些奴隶还具备自由人的灵魂，但显然这些不是普遍现象。^[74]这虽然是其阶级局限，但显然是他受到当时雅典人普遍认为的美的身体应四肢修长，比例均衡的影响，而单一的健壮显然不被雅典人所看重。

2.体育的目的

亚氏认为真正的幸福生活在于免于烦累的善德善行。所谓免于烦累，是说一个人具有足够的生活资料，既无物质困乏之虞，亦无财富之累，又身体强健而无疾病之累。善德则在行之中庸^[75]。同时，人们能够有所造诣于优良生活者一定具有三项善因：外物诸善、躯体诸善、灵魂（性灵）诸善。虽然亚氏也认为灵魂地位较高，但其将躯体也作为善因之一，显然是认识到了身体的重要性。

从统治者的不同性质来看，亚里士多德按统治是为统治者的利益还是被统治者的利益进行了区分。他认为一种主要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如奴隶主对奴隶的统治；一种主要是为了被统治者的利益，如父母对子女的统治，以及医药、体育锻炼及其他各种非政治的技术，他们都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操持其技术，如果说技术家们也曾经因此而获得自己的利益，那只能说是附带的。体育老师未尝不可偶尔随同自己所教的学生一起操练，有如航船上的舵师原来也可以当一名水手。体育教师或舵师主要地总是致力于他所统领的全班生徒或全船水手的利益；但当教师偶或作为生徒之一而本身还是一位老师。或舵师作为众水手之一时，他附带着也获得全班或全船的利益。第三类则是轮流担任的职司，而职司主要地致力于被统治者的利益，即照顾公共利益。^[76]

3.中庸思想与体育(www.xing528.com)

亚里士多德被视为西方中庸思想的鼻祖。很多人认为亚氏的中庸思想是折中派论调和乡愿观点，并因此曾受到诸多批判，但显然对其的批判难免失于肤浅。

亚氏是在探讨幸福与美德的过程中提出其中庸学说的。他强调当面向一个高远的目的时，坚持不偏不倚地去接受它，恰如其分地取得它，有如射箭恰中目的，也如天平两面取得其平。这一思想不可避免地在其对体育的认识中一以贯之。如他认为，不及或过度都同样会毁灭德行。这就像体力与健康的情形一样，锻炼的过度或过少都损害体力。同样，饮食过多或过少也会损害健康。适量的饮食才造成、增进和保持健康。节制、勇敢和其他德行也是同样。在谈到体育锻炼时，他一再强调竞技选手的体质并不适合于普通人的生活，过于强壮的局部身体也不能被视为健康。亚氏在《动物志》中曾以斯巴达猎犬为例，他观察到雄犬从猎，追逐狐兔，一生较雌犬为辛苦，故寿命都短于雌犬。因此，亚氏所认可的体育，其目的是主张有闲阶级全面发展身体，并且作为教育手段之一。而劳动人民的劳作和竞技选手的高强度训练，并不符合其中庸之道。

4.闲暇观

亚里士多德是较早讨论闲暇的人，由于其将学术和玄想作为最高善业，而它们又必须有赖于“闲暇”和“和平”。凡仅属必需或仅关实用的作为只能是获取善业的手段。^[77]他认为战争只能是导致和平的手段，勤劳只是获得闲暇的手段；自为高于自在，目的高于手段是亚氏的一贯立场。

因此，亚氏的闲暇与繁忙（勤劳）相对，但并不与“作为相对”。闲暇也是人生的一种作为或活动。这种活动出于灵魂的理性部分，而且以理性中的玄想部分为主。闲暇的所作所为都“由已”，而繁忙的种种活动则都为他物或为他人所役使。因此，闲暇也与“休息”和娱乐有区别。繁忙的本义包含紧张和辛苦，勤劳之余继以休息和娱乐，正所谓松懈先前的紧张，扫除积累的辛苦；一张一弛，仍属于繁忙的范畴。至于操持闲暇是指不被他人所役使的自主活动。因此主张倾听高尚的音乐和幽雅的诗词，以及学术研究和哲理玄想，人生就凭这些活动于闲暇中陶冶性情，进于善德。^[78]

关于消遣与闲暇：亚氏认为，消遣是休息，是松懈，沉溺于消遣是过度松懈的一种形式，而闲暇是幸福的内容之一。亚氏对这两个概念作了严格区分。他认为，虽然消遣是生活的一部分，且有其必然性。但显然，消遣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生活的目的。人在消遣中得到休息，以便恢复精力追求善和践行德行。且过度的消遣容易导向放纵。而闲暇则与此相反，它是别无其他目的全然出于自身兴趣的活动，是人们为之忙碌的目的。由此有人认为亚氏最早认识到休闲对人的生活的价值。确实，一方面，亚氏认识到消遣的必要性和闲暇的目的性，但另一方面，亚氏认为最高的幸福在于沉思。因此，沉思是闲暇的最高形式。^[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