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罗奔尼撒战争对古希腊文化与体育的破坏

吊诡的是，古希腊文化因一场希波战争而走向鼎盛，却又因一场内战而走向衰落。历时27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是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和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之间的对决。虽然战争是以伯罗奔尼撒同盟的胜利而告终，但却是一个两败俱伤的结果，更是古希腊文明的一场浩劫。

1.奴隶民主制的经济基础被冲击

奴隶民主制不仅为古希腊创造了大量的财富，而且一个相对平等的上层阶级的存在，是古希腊文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由于奴隶人数众多，尤其像斯巴达这样的城邦，奴隶与平民的比例悬殊，而遭受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使得他们通过大批逃亡、武装起义等进行反抗。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由于雅典将城外居民搬入城里，人口大量聚集，导致瘟疫发生，大量的奴隶逃亡。在公元前413年，雅典城邦又有2万奴隶集体逃走，其中大部分是技术工匠，沉重打击了雅典的奴隶制经济。

战争使得斯巴达平民遭受巨大伤亡，只能通过给予边民和奴隶以有限的公民身份来解决兵源问题，而这又不断损害着其对希洛人的控制。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对战争作了如下的描述：“这个战争（指伯罗奔尼撒战争）拖延很久，而且在战争时期，希腊受到空前未有的灾难。实际上，从来没有这么多的城市被占领和毁灭……没有这么多的由于战争本身或内乱所引起的被赶走的人和被杀死的人，”战争中各城邦因支付军费、造船、筑城耗费了大量的国力。同时，伴随战争而来的瘟疫、疾病流行，使得奴隶制为基础的小农经济濒于解体。

2.城邦政治陷于困境

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诱因之一是两种政治体制的冲突。雅典奉行民主制，而斯巴达则扶持贵族或寡头制。因此，无数的城邦和政客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断摇摆在两大阵营中间。当政治寡头试图执政时，便寻求伯罗奔尼撒同盟的帮助；当平民势力占优时，便会获得提洛同盟的扶持。但由于战时环境，被破坏的经济和增加的赋税不断激化各阶层的矛盾。各种政体都难以保持中立而必须在两大联盟中间进行选择，这种选择并未给城邦带来多少福祉，更多的是参战、伤亡、沦陷、破坏。交战期间，各城邦不断通过盟誓、条约来选择加入哪个集团，又有大量地背盟、叛变，左右城邦立场的只有利益，而不再是信仰、荣誉、血缘等等。

此外，随着希波战争中两大文明的碰撞，越来越多的希腊人不再把波斯看作是要毁灭希腊的恶魔。相反，许多被流放、逃亡、叛变的希腊人，包括为波斯服务的雇佣军见识了波斯帝国的庞大与富庶，色诺芬的《远征记》即是典型代表。为获取战争的最后胜利，斯巴达竟然与波斯结盟，面雅典也曾有相同的意图，使得希腊人对传统上所谓“野蛮人”的心理优势不在，而这种优势本身是希腊文明地位的一种体现。此外，尽管希腊城邦政治形式多样，但各种政制形式的弊端也不断被人们所认识与体验，城邦政治的吸引力也不断下降。(www.xing528.com)

3.精神危机开始出现

公元前4世纪左右，古希腊人的精神领域也开始转变，而战争又对其推波助澜。

（1）哲学思想对古希腊神话的除魅。无论是苏格拉底还是柏拉图均主张对以《荷马史诗》为代表的古希腊神话进行审查，虽然他们均认可灵魂的存在，尤其柏拉图通过“至善”的探讨为基督教“上帝”提供了哲学依据。但他们对古希腊的多神崇拜均有不利影响。根据古希腊传统，神是与人同形同性的，而苏格拉底否认神的那些不光彩的方面；柏拉图则有否定多神崇拜的意味。虽然在二人之前也有大量的所谓“自然哲学家”对神的存在进行了质疑和否定，但此时却已经成为一种社会思潮。

（2）古希腊宗教禁止任意杀人，否则视为渎神。在交战期间，一方攻取另一方的岛屿或城池，将男子全部杀死，妇女和孩子尽皆卖为奴隶的事情屡见不鲜。伴随交战而来的，是瘟疫、疾病、地震、旱灾等，古希腊人认为这些都是神所降下的灾祸。对战争的厌倦，哪怕他是荣誉的源泉成为普通大众的观念。

（3）教育方面，与古希腊早期强调体育教育不同，在古希腊城邦教育后期，教育的价值取向也开始发生变化，由过去强调“行动的人和智慧的人”的结合，逐渐趋向单纯培养“智慧的人”。身体活动的重要性不断降低。^[46]此时的贵族也不再重视体育锻炼，而是热衷于当观众，最多进行一些保健运动，为的也仅是健康和延长寿命。学校重智教育的倾向日益明显，体操学校式微。

（4）文学方面：以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为代表的古希腊悲剧逐渐衰落。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认为：悲剧的目的是要唤起观众对剧中人物的怜悯和对变幻无常之命运的恐惧，由此使感情得到净化。悲剧中描写的冲突往往是难以调和的，具有宿命论色彩。悲剧中的主人公往往具有坚强不屈的性格和英雄气概，却总是在与命运抗争的过程中遭遇失败。对这些宏大命题和深邃思考逐渐厌倦的人们，开始喜欢以阿里斯托芬和米南德为代表的政治和社会讽刺剧，即喜剧。虽然这有助于民主和多元思想的发展，但毕竟难以与古希腊悲剧的黄金时代相媲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