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德音之谓乐” 乐是与王者的道德联系在一起的，普通的音不能叫作“乐”。这是孔子的门人子夏提出来的。据《礼记·乐记》记载，魏文侯曾经问子夏：“我听古代的雅乐，唯恐睡着了；而听现在的流行乐，就不知疲倦，这是为什么？”子夏说：“你要问的是乐，而你喜欢的却是音，二者并不是一回事。”魏文侯问：“它们有什么不同？”子夏说：“古代的时候，天地和顺，四时得当，民德淳厚，五谷丰登，没有天灾人祸，没有妖孽肆虐，然后，圣人制定君臣父子的纲纪，正六律，和五声，演奏和歌唱《诗经》中的《颂》，这叫作‘德音’。德音才叫‘乐’。德正声和为乐，音则常常心邪声乱；德为上，艺为下。”子夏的观点明确地表达了音和乐的不同。又据《礼记·乐记》上说，乐是德的对应和表征。乐也有重施的含义。礼重视来往，来而不往非礼也；相反，乐则只是彰显道德，观乐则快乐自然生于心，不需要回报，所以说，乐重施不重报。不仅乐为德音，在儒家看来，歌同样也是为了抒发心性，把自己的道德表达出来。做到了这一点，就会达到天地感应、阴阳和顺、四季和谐、星辰运行不悖其理、万物生长发育的结果。
（2）“乐者，通伦理者也” 这里的“伦”是类。照孔颖达所说，阴阳万物，可分为不同的类别，各有其理。“理”是分，即各类事物的职分、职责、作用与规定性等。如果乐得当，那么阴阳就会调和；否则各种事物就会混乱。所以，乐是通伦理的，其中包含关于阴阳与自然界事物的“和”的生态规定。
正如子夏向魏文侯表明的那样，既然乐是和道德、政治联系在一起的，那么，乐就表现了各类事物的不同道理。音由声生，体察声可以知道音；乐由音生，体察音可以知道乐；政由乐生，考察一个君主的乐，可以知道他的为政。由于声是人心感善恶而起的，所以君主知乐就能知道善恶的道理，行善而不行恶，习是而不习非，推行善政而化民。政善乐和，人事无邪僻，这样，国家治理也就达到了完善的地步。这是把乐与政治也联系起来了。儒家文化认为，仅仅知道声而不懂得音，是禽兽；仅仅知道音而不懂得乐，是普通百姓；唯有君子才能真正地懂得乐。在儒家文化中，乐是礼的最高形态，孔子说儒家的教化“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就是把乐作为儒家教化的最终完成看待的。在乐与礼的关系上，儒家认为，到了知乐的地步，就几乎完全达到知礼了。因为知乐就会知道为政的得失，就能校正君、臣、民、事、物，所以接近于知礼了。一个君主只有做到礼、乐各得其所，才能成为有德之君。
（3）“乐近仁” 在儒家文化中，乐的作用是不同事物的和合、调和，在和的状态中达到其乐融融；礼的作用是区别尊卑，确定不同事物的限度和规定性。孔子说“仁者爱人”，仁是一种爱的感情。《中庸》提出“义者，宜也”，这表明义是根据适宜性而进行的裁断，是一种职分的规定。乐近乎仁，礼近乎义。《礼记·乐记》又指出，“天地高下不同，万物散殊各异”，它们都是靠礼而得以区别的。天地万物流行不息，生化不已，它们都是靠乐而得以兴起的。春、夏主生长，是仁；秋、冬主敛藏，是义。所以，仁近于乐，义近于礼。总之，礼是为了别异，乐是为了合同。同则相亲，异则相敬。当然，乐如果过头了，就会产生流佚而失去中正的弊端；礼如果过头了，就会产生离析的后果。乐同于仁的认识表明，乐在儒家文化中具有促生长的生态作用。(www.xing528.com)
（4）乐为“天地之命” 儒家文化不只把乐当作一项单纯的人文活动，还赋予它了一种本体基础。乐为“天地之命”，表明了乐的本体根源。《礼记·乐记》提出，乐为“天地之命，中和之纪，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所谓“天地之命”，意味着乐的根源在天地，乐是感天地之气而产生的，表现了天地对于人的教导和命令。郑玄认为，乐是效法阳而产生的，礼是效法阴而产生的，也是这个意思。所谓中和之纪，意味着乐是调和律、吕，使它们达到中和的纲领。所谓人情所不能免，是因为人是天地阴阳之气相感而生的，乐既然是天地之命的表现，符合中和的纲领，当然就是人所不能没有的。人感于乐的声音，自然会产生敬畏或快乐的感情。
（5）乐的“节”与“和” 儒家认为，人的天性是安静的，受到外物的扰动，产生认识，就会形成欲望，会有喜欢，有厌恶。如果自身不能反躬自省，对于欲望不加以节制，再加上外物的引诱，欲望就会灭绝天理，这就是人被外物所诱导而没有感化外物。所以，先王制礼作乐，并不是为了让人们极尽耳目口腹之欲的享受，而是为了教导百姓调节自己的好恶情感，使它们回归到正确的道路上来。礼的作用是节制民心，乐的作用是调和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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