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顺流而下还是溯流而上，河川都是畅通无阻的通道，但要横穿，它就变成天堑，所以古人往往建立舟梁，以利于交通。照古人所说，建立舟梁是先王之教，“川无舟梁，是废先王之教也”。梁又叫“渠梁”，是一种简易的桥。它的建造方法是先从河流或湖泊两侧开始向中间修坝，坝并不合拢，留有过水的通道，道上建桥梁。这样做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古人受技术的限制无法修建大型的跨越水面的桥梁；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他们反对用一条死的堤坝把水拦截住。他们认为这是“防川”“壅川”。川无舟梁是会亡国的。如前所述，周定王的使者单襄公聘于楚，路过陈国时，发现陈国泽未加固，川无建梁，指出雨毕而整修道路、水涸而建造桥梁是先王之教，陈国却什么都没有做，“是废先王之教也”，所以陈国一定会灭亡。《孟子》也有一条应当适时建造舟梁的纪录。据说，子产治理郑国时，让百姓乘他自己的乘舆渡过溱河、洧河。孟子认为，这不过是施小恩小惠，不是为政的根本原则。孟子说，每年十一月修成徒杠，十二月修成舆梁，这样百姓就不会为渡河发愁了。一个为政者怎么可能做到让每个人都乘他自己的乘舆渡河呢？帮得过来吗？
与舟梁类似的水利工程是沟洫和河渠，二者都是灌溉和防洪措施。孔子说禹尽力于沟洫，大禹治水的主要任务是排水，沟洫就是排水的发明。从《周礼》及其他史书的记载可知，当时的土地大多数还是低洼湿地甚至沼泽之类，须有沟洫排水，再把沟洫以外的地方垒高成为畎亩，这样，土地的改造才算成功。河渠则主要是引水灌溉、改良土壤。郑国渠、白渠都如此。水可以把土壤中的盐卤冲走，水携带的泥沙淤积下来，即成为良田。郑国渠建成以后，关中平原成为沃野；西门豹引漳河水后，魏国河内地区千年的潟卤之地变成了良田。沟洫河渠的发明，促进了中国农业文明的发达。
如果说自然具有神意，如果说没有水井的自然包含着一种对于人的限制，那么，这种限制也是有神意基础的。水井的出现，改善了人们的生存条件，打破了自然的限制，也冲决了神意的限制。如果说自然也是神的居所，那么，神的居所应当是那种未经人工改造的自然。从这两层意义上说，水井戳破了神的自然，冲垮了神对人的约束。于是，神被惊扰了，“人类下一个行动会是什么？我们在下界还能得到安宁吗？”从此，他们退出了和人共处的自然。《淮南子》说，伯益造井，龙回到了天上，众神回到了昆仑山上，离开了人类。可以说，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人情与神意即自然的魅力之间交往、对话、消长、争执、改造、诠释的历史，是人情不断突破神意的过程。水井是人的自由的表现。我们一方面赞颂人摆脱自然束缚的自由，赞叹人类文明的进步；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思索自然的权利，在人情和神意即自然之魅之间画出一条界线。当然，这主要是针对近代以后而言的，古代的水井还没有近代意义的破坏自然的效果，更多地表现了人的自由。经过近代祛魅以后，自然成为赤裸裸的自然，变为纯粹的客体等待人的改造与征服。
运河是社会的产物。单独一个家庭或个人决不会达到需要或开凿一条运河的地步，只有一个政权、一个社会才会需要运河。因此，运河的出现不仅是人类技术进步的表现，尤其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表现。以闻名于世的京杭大运河来说，它的前身是2500年前开凿的邗沟。春秋时期，地处东南的吴国欲称霸中原，它首先碰到的是地理限制。它必须越过长江水系进入黄河水系后，才能与中原诸国抗衡，获得霸主的地位。公元前486年（周敬王三十四年），吴国开挖邗沟，从邗城（扬州）西南引长江水，在蜀岗下掘深沟，通向东北射阳湖，再折向北到末口通向淮河，由此通了长江和淮河两大水系。公元前482年，吴国又进一步打通了泗水、沂水、济水，与晋公在黄池（今河南封丘）相会。泗水发源于山东泗水东蒙山，途中汇合洙水经沛县至徐州；济水发源于河南济源市王屋山，向东南流经卫、曹、齐、鲁等国，在今山东鱼台与泗水汇合。吴国所开挖的水道从菏泽至鱼台与泗水、济水连通，沟通了江淮河济四渎。这样，吴国就可以从东南出发，沿河北上，直达中原了。这条水道所沟通的一直是中国历史上文化、经济最繁荣的地区，所以，作为一条重要的人工交通枢纽，它在历史上始终发挥着物资运送、人员交流和文化传播的作用。楚灭吴后，这条水道得到了保存和整理。隋朝把这条运河向西拉到洛阳，向北伸至涿郡（今北京），向南连通扬州、杭州，使这条运河成为联通杭州、洛阳、北京的大运河，隋都洛阳成为全国的交通枢纽。如果说，水井克服了饮用水质对于人的制约，运河则克服了河流的地域性对于人的制约，二者都扩大了人的地理活动范围，增加了对自然理解和利用的深度。运河、沟洫、河渠、水井，都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人类文明的成果，文化的结晶，都体现并提高了人的主体性和自由，是人与自然你来我往的抗争与适应、和谐与共存的交往史的一部分。如果说文明、文化是人的创造物，那么，井和沟洫河渠正是文明、文化的见证。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