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边的芦苇啊,一丛又一丛。
可不要让牛羊践踏啊!
芦苇的花儿,还含苞未放,
芦苇的叶儿,还很稚嫩,没有长出多少。
这是《诗经·大雅·生民之什》的一章。《毛诗》认为这一章表现了周族先王“仁及草木”的忠厚仁德。西岐周族对于草木尚且这么珍爱,更何况人呢?所以岐周部落最后统一了天下。孟子提出“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就是说,君子对于自然之物,应该爱惜它们,但不用仁的态度对待它们;对于百姓,应该用仁的态度来对待他们,但不是把他们当作自己的亲人。君子亲自己的亲人,仁爱百姓,爱惜万物。这表现了在爱有差等原则下儒家对于自然界、百姓、亲人的不同程度或等级的爱。孟子所谓不用仁的态度对待万物,不是说不爱动植物,而是说虽爱但仍不得不把它们作为食物或祭品。在施恩的顺序上,儒家把人放在首位。就此而言,孟子的态度似乎仍有一定程度的人类中心主义倾向,但这种人类中心主义不同于近代以来西方的人类中心主义,它有内在的限制,即不滥用或虐待动物。《诗经》中涉及植物143种,动物109种;孔子在《论语》中说“多识草木虫鱼之名”,这些都表现了古人对于自然的亲近感。汉代郑玄说:“仁,爱人以及物。”唐代贾公彦指出:“所谓仁是爱人以及物,是说有仁德的人内心中有善,把内心的善施加到外物上去。像《行苇》诗中赞美周成王的‘敦彼行苇,牛羊勿践履’,就是爱人及于苇,苇就是物。”促使草木繁茂在古代是一项政治要求。《尚书·洪范》提出,一个社会有六种不好的现象,第一种是“凶短折”。按照古人的解释,人夭折叫“凶”,禽兽死亡叫“短”,草木死亡叫“折”。这表明,使草木正常生长是一项政治要求。武王伐纣后,抨击商纣王“暴殄天物”。按照传统的解释,是指除了害人之外,鸟兽草木皆被残害、灭绝。由此可见,不能虐待草木,也是一项政治要求。董仲舒说,如果施恩及于草木,树木就会华美,地上会长出瑞草;如果虐待树木,那么茂木就会枯槁。
郑玄
汉代鉴于秦朝仁义不施,遽尔灭国的教训,特别重视把仁爱的德性施加于包括草木在内的自然世界。汉代文化的综合性特点在这个问题上的表现也非常明显,如贾谊就曾经把先秦孟子对于动物的态度,《春秋》等典籍中关于狩猎不合围、不掩群以及草木不零落,不到山林砍柴伐木等内容综合起来,强调这些都是仁德的表现。稍后晁错在上景帝的奏章中提出:要使天上的飞鸟,地下的水虫、草木之类,都能得到仁德的恩泽,这样才能阴阳协调,四时合序,日月光明,风雨及时。(www.xing528.com)
贾谊、晁错的见解表明,在汉代,德及草木的生态观念已经非常普遍,这和前文商汤网开三面中的“德及禽兽”是一致的。汉代的著作中出现了大量的上古圣王节用水火材物的记载,如《史记》中,司马迁说颛顼“养材以任地”,帝高辛“取地之财而节用之”。《大戴礼记》中,有孔子说黄帝节用水火材物,在他活着的时候,百姓得利百年的话语。这些都表明在儒家文化中,爱的对象是包括植物的。如果借用当代生态哲学的话就是说,在中国哲学中,道德共同体的范围不仅包括动物,也包括植物。关于道德共同体的典型表述,应该说是北宋张载《西铭》中所说的“民胞物与”,即“百姓是我的同胞,万物是我的朋友”。《宋史·道学传》说:夏商周三代兴盛的时候,天子把这样的道作为政治、教化的内容,大臣和各级官吏把探究这样的道为职业;在乡间的学校“庠”和“序”里,老师和弟子讲习这样的道;广大百姓在日常生活中无意识间遵照着去生活的,也是这样的道。所以,上天所覆盖的,大地所承载的,没有一个百姓、一件事物不是受这样的道的恩泽而实现自己的本性的。就一个共同体来说,只有当其中的每一物都能完成或者实现自己的本性时,它才是完善的。在儒家文化中,道德共同体的完善意识是十分明确的。在儒家教育儿童的蒙书《千字文》中,有“鸣凤在竹,白驹食场。化被草木,赖及万方”的说法,明确地教育儿童把道德共同体从人推及至动物、植物。王符在《潜夫论》中对《诗经》“敦彼行苇”那段诗解释道:公刘的厚德,恩及草木,连羊牛六畜都能受他的厚德的感染,不忍践踏生草,何况受到教化的百姓?君子修明自己的和乐安易的道德,上至飞鸟,下及渊鱼,无不感受到道德的关怀而欢欣愉快。
儒家对于植物的爱,是一种珍重、爱惜的态度。儒家珍重植物的生命,尊重其生命的完整性,由此出发,要求等林木完成一个生长周期或者完成整个生命周期后才去砍伐它。当然,儒家也把植物作为食物、器具来使用,就是说,植物在儒家文化中也表现为一种使用价值。但珍惜植物生命的价值观使儒家在使用植物时,强调不滥用或浪费植物,否则就是暴殄天物。表明这种态度的范畴在儒家文化中有两个,一是“以时”,一是“节用”。“以时”是遵守一定的时间或季节的限制使用植物;“节用”是保持量的限度,不滥用植物、浪费林木等。如前所述,孟子说,不违背农时,粮食就吃不完;遵照时限砍伐山林,林木就用不完,这样老百姓养生送死就没有缺憾,这是王道的开始。孟子对于滥伐导致山林毁灭的事情有深刻的印象。他曾经指出这样一个事实:牛山是齐国国都郊区的一座山,林木茂美。但是因为它在近郊,总是被人们伐了又伐,树木萌蘖的幼芽又被牛羊啃吃了,于是就成了濯濯童山。荀子在《王制》篇中强调:在草木繁荣生长之时,不能进山伐木,为的是不夭杀树木、断绝它们的生长。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不失时机,百姓就会有余粮。按照时令规定砍伐和养育树木,森林就不会被砍光,百姓就会有用不完的林木。荀子还说过:要严格执行放火烧田和焚烧树林造田的制度,要养育山林薮泽的草木、鱼鳖、百物,按照时限禁止和开放,使国家材用充裕,这些都是虞师的职责。和顺乡里,安定田宅,指导百姓饲养六畜,种植树木,风劝教化,使百姓心向孝悌,按时修身养性,乐天顺命,安土重迁,这些都是乡师的职责。孟子和荀子所说的时限,都是生命周期或生长周期。在他们看来,一方面,应该让植物至少完成一个生长周期;另一方面,也要限制一定的数量,不能过度砍伐。这些思想在孟子那里是仁政,在荀子那里是王制,即圣王的政治制度。
尤其需要提出的是,据《礼记》的记载,孔子把“以时”砍伐的思想上升到了孝的高度。曾子说:按照时限砍伐树木,宰杀禽兽。孔子说过,如果不按照时限,即使砍伐一棵树,杀戮一只野兽,都是不孝。在《论语》中,仁是孔子的核心概念;《论语》又说“孝悌是仁的根本”。可见,孝是仁的一个根本方面,这是因为仁中包含着爱和恕,也包含着礼的制约。《孝经》说,“孝是德性的根本”,“教民亲爱,没有比孝更为合适了”。根据上述说法,我们大致可以推出以下越来越核心的概念结构:仁—孝—对于动植物的爱。由此可见,生态之爱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之一。如果说树木也是孝的关怀对象的话,显然它就是道德共同体的一部分。
如前所述,珍爱自然的另一个角度是“节用”。《论语》中孔子已经说过:节用,爱人,遵照时限让百姓服劳役。荀子说,使国家富裕起来的方法在于“节用,让百姓富裕,然后把节余的财物积攒起来”。如何做到节用,荀子指出:节用的方法是依照礼制,富民的方法是运用政治。荀子认为,如果百姓富裕,那么,他们就会致力于治理田地,产出就会成百倍地增加。再加上按照礼制消费,剩余的财产就会像山一样多;统治者也会因此得到仁义的名声和多如山丘的财富。在不同的场合,荀子还分别谈到过“务本节用”“强本节用”等,他所说的“本”是农业。《孝经》谈到庶人的孝时说,“利用天道,分享地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所谓“利用天道”,即顺应天时,也就是遵循自然的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规律。所谓“分享地利”,是按照土地的特点,因地制宜地发挥它的作用。“谨身”即按照礼义约束自己,远离耻辱;“节用”即节省财物,就能够免去饥寒,从而公赋、私养都不欠缺。
黄肠题凑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