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5世纪开始,人类就逐渐进入了现代化的时代。到目前为止,这种生存模式产生和累积的生态危机越来越明显和深刻了。人类生存的环境因素水体、大气、土地、森林、物种,都遭到了空前严重的污染和破坏。环境恶化、物种灭绝、气候异常等人为灾害成为时时刻刻威胁人类生存的达摩克利斯剑。
由于人类长期过度垦荒、砍伐森林,导致全球性水资源分布不均衡、水源枯竭、洪涝和干旱交替发生;由于大量使用DDT等各类化学杀虫剂,导致水体污染,人类面临空前的全球性水危机。人类每时每刻都不能离开的空气,因为化石燃料的广泛使用而遭到严重污染,PM2.5等各种可吸入颗粒物正严重影响着人类的健康,酸雨毁坏了不少地区的森林和植被。地球上空保护地球免受紫外线照射的臭氧层,因为含有氟利昂的制冷剂的大量使用,而在南极上空出现了巨大的空洞。臭氧空洞一旦出现在或扩大到人类居住的区域上空,包括人在内的各类生物就会直接暴露在紫外线的照射之下,后果不堪设想。化石燃料的大量使用造成大气中二氧化碳急剧增加,地球出现温室效应,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超乎科学家的计算提前到来,不少地区可能会在若干年后永远地消失于海水的淹没之中。南太平洋岛国图瓦卢已经开始被海水淹没,马尔代夫危在旦夕,上海、纽约处于警戒之中。在这个被淹没地区名单上,还可以再加上水城威尼斯、夏威夷群岛、瑙鲁、基里巴斯、汤加、瓦努阿图、巴布亚新几内亚……。人类赖以生存的大地——土壤,因为失去了植被的保护,出现了沙漠化、荒漠化的趋势,昔日的绿洲变成了戈壁;又因为化肥的长期使用,导致土壤板结,化学成分单一,各类微生物死亡。土壤被改造成了只能生长农作物的工具,失去了自身的调节力和生长力,它作为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与其他部分的循环也被割断。尤有甚者,不少生活垃圾、工业垃圾未经处理就直接被填埋,各种重金属渗入土壤,几个世纪都不能分解。这些重金属又通过农作物返回到人们的身体中!现代工业把森林当作资源,以远远超过森林自我更新的速度砍伐它,导致全球森林覆盖率锐减,动植物物种迅速灭绝。据估计,目前地球上每天有100多种物种灭绝,一年灭绝的物种数量高达5万种。人类活动所造成的物种灭绝的速度,是物种的本底灭绝率的100倍;地球正经历着6500万年前恐龙灭绝以来最大的物种灭绝事件。中国儒家文化讲“诚”为天道,诚是实,是信。实是天道的客观实在性,信是它的基本的稳定性和恒常性。人类的活动破坏了天道之诚,扰乱了天道。地球耗费了几十亿年才形成的生态平衡,被智人这个物种破坏了。在美国,曾经有一个时期郊狼濒临灭绝;在中国,华南虎濒临灭绝。当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遭到破坏,物种一个个地灭绝后,下一个将会灭亡的物种是什么?恐怕会是人类自身。
正在融化的南极冰川
即将被海水淹没的图瓦卢
二、危机的根源:人类中心主义和对自然的斗争(www.xing528.com)
近代启蒙运动所确立的人类中心主义是导致目前生态危机的思想根源。在古希腊哲学中,人和自然的二分还不很严重。自然的神性和诗意的光辉往往透过泛神论哲学、自然神论闪现出来,人类对于自然还带着虔诚的敬畏。然而,由于基督教一神论的普及,自然的神意和魅力被上帝独自的光辉取代了。《圣经》认为,自然是上帝赐给人类的家园,人类可以并且应该去征服和控制自然。这就确立了人类中心主义的世界观,给自然祛了魅。历史学家小林恩·怀特指出,没有哪种宗教比基督教更为人类中心主义化。启蒙运动强化了对自然的祛魅,科学的发展则使对自然的祛魅得到落实、巩固并进一步向纵深发展。在近代科学的视野中,自然越来越成为有待人类去控制、去征服、去塑造的一团没有生命力的惰性材料。启蒙主义哲学家笛卡儿提出了确立主体性的“我思”概念,我思作为理性,与自然形成对立。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又提出控制自然的思想,要求“将人类帝国的界限,扩大到一切可能影响到的事物”。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提出“人为自然立法”的思想,又在道德方面提出“人对于动物没有道德义务”。不过,康德还保留了“物自体”的概念,表现了人类的谦逊。费希特就不一样了,他提出自我设定自我、设定非我、设定自我和非我的统一的观点。他的思想在黑格尔哲学中表现为理念——其实也是带有启蒙哲学局限性的人类理性的化身——成为唯一绝对的概念。理念通过它自身的外化生出自然界,又把自然界摄归于自身。自然界既然是人类理性的异化物,也就是人类理性的对立面。理性吞没自然界,把它消化为自身的一个否定性方面,由此达到自身发展的丰富性和完善性。如果说黑格尔哲学也有天人合一的思想,那么他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他不承认客体——天、自然的独立性,而把它作为绝对精神的一个规定。英国经验论哲学在一定意义上承认客观独立的自然界的存在。但是,在这种学说中,自然界是一个没有价值的对象,只有人的劳动才能赋予它价值。照洛克所说,一块荒地,在没有劳动附加于它之前是没有价值的。谁附加劳动于其上,谁就使它具有了价值,因而也就获得了对它的所有权。这种理论的实质在于确立人的劳动的价值,但忽略了自然本身所固有的价值,或者说是用人的劳动的价值取代了自然的价值,肯定人在自然界中的中心地位。总之,近代以来的西方思想对于客体自身的自为性和内在价值的无视,造成了人对自然不计后果的全面破坏。
三、新启蒙运动——人类生存方式的生态转向
面临深刻的生态危机,生活在21世纪的人类需要一场新的启蒙运动。这场新启蒙运动的实质是重究“天人之际”、再探“群己权界”,即重新认识人,认识自然——“群”,认识二者的关系,建立新的生存方式。如果说14至15世纪的西方近代启蒙运动成就了几个世纪的现代工业文明,那么,新启蒙运动就是要促使人类存在的生态转向,造就生态文明。
生态文明是一种存在方式。如果把人类的存在看作是各种参数的函数,你就会发现,根本地决定人类存在方式的参数只有两种,一种是文化的,包括各种观念和社会组织结构等;另一种是生态的,包括土地、山川、物种、气候等。任何一种关于人类存在的学说,如果没有认识到人类存在的生态性制约,都是不完善的,也是不深刻的。近代西方文化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是它的巨大缺陷。人类如果还要在这个星球上生存下去,那么,其生存就必然是生态性的。生态地存在是人类根本的存在方式。“生态”是一个价值规范词汇,天然地包含人类应该如何存在的规定,具有说明人类存在的“应当”状态的价值意义。
儒家哲学和文化的态度本质上是生态的。儒家从来没有把人和自然分割开来,他们对于保护动物、植物、山河大地,有系统的认识。在儒家文化中,“天命之谓性”、天人合一的基本态度奠定了人应服从自然的秩序的基本存在模式,人与自然为一体的道德追求把道德共同体扩展到了天地万物,尊重生命、让生命完成自己的周期、实现自己的目的处世方式肯定了一切生物的内在价值。人类存在方式的生态转变需要转向东方,寻求儒家生态智慧的启发,回到东方文化的原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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