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现代,程颢和程颐所创立的理学,还能在复兴民族文化、解决环境问题、促进个体修养道德等方面,提供必要的思想资源。
首先,程颢和程颐的理学思想可以促进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在今天,程颢和程颐一直是中国哲学界研究的热点,研究成果也层出不穷。借助对程颢和程颐思想的诠释,学界对中国哲学的理解得以深化。反过来,离开对程颢和程颐思想的研究,中国哲学的发展就会缺失重要的一环。可以说,作为中国古代哲学的巅峰,宋明理学仍然可以为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发挥促进作用。
其次,程颢和程颐的理欲之辨,可以为我们解决环境问题提供理论指导。在今天,全球各地都面临着严重的环境问题。例如,人类自我生产与地球资源有限性、气候变暖、沙漠化、水生态环境恶化、水土流失严重、物种大灭绝、食品安全[37]等方面的冲突,都是人类面临的重大威胁。原因在于以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和拜金主义为核心理念的现代生活方式日渐凸显出明显的弊端。笔者认为,发源于西方的、注重感官享受的现代生活方式,既背离了个体的基本生活需要,又给地球带来了严重的负担。因此,我们应该对现代生活方式加以反思。
程颢和程颐提倡“存天理,灭人欲”,把基本的物质生活需要视为天理,把肉体感性生命的奢靡享受视为人欲。在解释《节卦·彖辞》中的“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时,程颐说:“天地有节故能成四时,无节则失序也。圣人立制度以为节,故能不伤财害民。人欲之无穷也,苟非节以制度,则侈肆,至于伤财害民矣。”[38] 在程颐看来,人的欲望是无穷的,如果放纵人们的欲望,就可能会与个体的长远利益、社会整体福利等产生矛盾。只有用制度加以节制,才不会危害公共利益。在程颐的政治哲学中,礼乐、分位等正是节制欲望、实现理想政治秩序的制度设计。
以今人的眼光来看,所谓天理,就是在物质资源有限的社会背景下,满足社会中绝大多数人的基本物质生活需要。所谓“人欲”,就是漠视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的生命权,只考虑个体的感官享受。理欲之辨是对消费主义价值观、享乐主义人生观的纠偏,是重拾健康生活方式的理论契机。于是,我们应该妥善分配资源,以满足最广大人民的基本物质生活需求为政府施政、个体行事的第一考虑。
再次,程颢和程颐的工夫论是今人修身养性的重要参考。在今天,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肉体感性生命与精神理性生命之间的撕裂也越来越严重。一方面,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空前提高;另一方面,孤独感、无力感、疲惫感、空虚感却缠绕着很多人。从某种程度上讲,人们的精神生活贫乏与物质生活的富足相伴而行,也让人产生了吊诡之感。因此,在现代社会,要想让每个人都成为大写的人,就需要安顿人们的身心。在中国社会,要安顿人们的身心,我们就需要从以理学为杰出代表的传统文化中,寻找合适的思想资源。在这一方面,我们切不可忽视程颢和程颐的功夫论。
在理想人格与理想人生两个方面,程颢和程颐都有很多思考,也有很多建树。程颢和程颐都主张人皆可以为圣人,提倡在道德修养上切实下功夫。无论是程颢的识仁、定性,还是程颐的格物穷理,都是为了让社会中的每一个人达到圣贤境界。
在道德修养工夫上,程颢“首重先天存于吾心的全体之仁,诚敬存养,以达其全体之呈现”[39]。尽管现代社会与宋代社会在生产力发展水平、生活水准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可是,渴求精神安宁的人性却是亘古不变的。因此,程颢的识仁、定性,可以让今人改掉“自私而用智”的弊病,做到“无将迎,无内外”,并最终实现“物来而顺应,廓然而大公”的人生境界。此外,程颢在道德修养上喜言诚敬,提倡以之存养、展现本心。对于程颢的这一修养工夫,也可以进行现代转化。在现代社会,我们倡导诚信,提倡职业道德。如果我们能够在应人接物中时时保持诚敬,就能扬长避短,造就敬业乐群的美德。
在理想人格造就上,程颐提倡格物穷理,反对只格物理、不究天理的错误做法。他主张随事观理,倡导随时取义以从道。在解释《剥卦》彖辞中的“顺而止之,观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虚,天行也”时,程颐说:“理有消衰,有息长,有盈满,有虚损,顺之则吉,逆之则凶,君子随时敦尚,所以事天也。”[40] 在他看来,循理而为就能获得孔颜之乐。在现代社会,很多人繁忙而疲惫,甚至失去了快乐的能力。我们可以将程颐的天理解释为服从道德和法律,善待自己、他人和自然。如此一来,我们就能消解人与自我、个体与他人、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关系,重拾快乐而健康的生活。
最后,程颢和程颐的理学思想都具有生态意蕴。程颢喜欢观照万物生意,希望体味天地生物之仁德。程颐在担任崇政殿说书一职时,肯定宋哲宗爱护生灵的行为,希望皇帝推而广之,实行仁政。
以今人的眼光观之,程颢讲求天人本一、以“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为境界追求的仁学思想具有明显的生态意蕴。“天人本无二”反映了人类与自然万物的相互依存和一体互通,万物一体之仁凸显了自然万物的内在价值和人与自然的相互依存。程颢对于万物内在价值的肯定和对人在宇宙中的分位的确定,彰显了其强烈的生态关怀意识。
与程颢类似,程颐的理学思想也具备生态底蕴。程颐看到家人买小鱼用来喂猫,就赶紧把还能救活的小鱼要过来,养在书斋前的石盆中。在记述此事的《养鱼记》中,程颐肯定了古圣先贤通过政禁来落实仁政的做法,认为这一做法可以使万物各得其所、各随其性。在程颐看来,虽然石盆不是小鱼的理想生存场域,却也是眼下最好的选择。程颐希望自然万物都能得到人类的善待,这一观点体现了其对自然的尊重,也具有鲜明的生态意味。在今天,我们应该继承二程的理学思想,引导民众重拾绿色健康、关爱他人的生活方式。
总之,研究易学视野下的二程理学建构,不但有助于厘清易学对理学发展的促进作用,而且有利于推进民族文化的复兴,还有益于建设天人和谐、人我和谐、人与自我和谐的社会。
【注释】
[1]徐洪兴:《二程论“仁”和“礼乐”》,《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2]李作勋:《儒佛交融与朱熹心性论的形成》,《贵州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
[3]〔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页。
[4]钱穆:《朱子学提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20页。
[5]姜广辉:《中国经学思想史》第三卷(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478页。
[6]〔明〕王阳明:《传习录》(下),载《王阳明全集》卷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25页。
[7]朱汉民:《程颐易学的特点及其在中国易学史上的地位》,《周易研究》1994年第1期。
[8]〔清〕皮锡瑞:《经学通论》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第27页。
[9]〔清〕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3页。
[10]吕绍纲:《〈周易〉的哲学精神——吕绍纲易学文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88页。
[11]张岂之主编,朱汉民分卷主编:《中国思想学说史》(宋元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98页。
[12]赖永海:《佛学与儒学》,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8页。
[13]朱汉民:《二程天理论的文化意义》,《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
[14]向世陵:《儒家人文精神与快乐境界》,《河北学刊》2006年第4期。(www.xing528.com)
[15]杨柱才:《孔颜乐处与天地境界——从“接着讲”看冯友兰的境界观》,《南昌大学学报(人社版)》2000年第2期。
[16]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五),台北: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84年,第113页。
[17]张立文:《宋明理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73页。
[18]刘大钧:《〈周易〉浅说》,《山东图书馆季刊》2006年第4期。
[19]景海峰:《儒家诠释学的三个时代》,载李明辉编:《儒家经典诠释方法》,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99页。
[20]吕绍纲:《〈周易〉的哲学精神——吕绍纲易学文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384页。
[21]潘富恩:《程颢程颐评传——倡明道学 观理识仁》,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前言。
[22]黄进兴:《优入圣域:权力、信仰与正当性》,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253-260页。
[23]朱汉民、肖永明:《宋代〈四书〉学与理学》,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26页。
[24]〔宋〕黎靖德:《朱子语类》卷九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360页。
[25]〔宋〕黎靖德:《朱子语类》卷九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360页。
[26]张立文:《朱熹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61页。
[27]姜海军:《程颐〈易〉学思想研究——思想史视野下的经学诠释》,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89页。
[28]钱穆:《朱子之易学》,《朱子新学案》第四册,台北:三民书局,1971年,第17页。
[29]〔明〕罗钦顺:《困知记》卷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6页。
[30]〔明〕湛若水:《寄崔后渠司成》,《湛甘泉先生文集》,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581页。
[31]〔明〕王畿:《太平杜氏重修家谱序》,《王畿集》卷第十三,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第360页。
[32]〔清〕黄宗羲原著,〔清〕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542页。
[33]张立文:《宋明理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39页。
[34]苗润田:《儒学的现代性与东亚文化》,《东疆学刊》2010年第1期。
[35]〔宋〕程颢、程颐:《周易程氏传》卷第一,《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753页。
[36]陈来:《论“道德的政治”——儒家政治哲学的特质》,《天津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
[37]参见张立文:《儒家和合生态智慧》,《黑龙江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
[38]〔宋〕程颢、程颐:《周易程氏传》卷第四,《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006页。
[39]李景林、杨静:《诚敬存养与格物穷理——二程子人格修养学说述论》,《人文杂志》2019年第7期。
[40]〔宋〕程颢、程颐:《周易程氏传》卷第二,《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8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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